中间价下调意在改革而非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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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于8月11日大幅下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000点至6.2298，在此影响下，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下跌至6.3294。巧合的是，央行这次下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恰逢中国7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负增长的公布时点。根据中国海关总署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2.12万亿元，下降8.8%。其中，出口同比下降8.9%，进口同比下降8.6%。进出口总值的下降，与央行此次较强的动作信号加大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
那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大幅下调，是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加大还是人民币汇率开启贬值的先兆？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央行此次动作的原因，以及人民币是否存在贬值需要入手。
央行的本意并非汇率贬值
大幅下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央行的目的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在于“提高中间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汇率的实际运行空间，更好地发挥汇率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可以说，无论是资本项目开放，还是人民币国际化，都需要以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为基础，如果以这为目标，那么自然地围绕在汇率周围的各种管制都需要逐渐放开，包括涨跌幅限制、中间价的非市场定价等，有鉴于此，人民币中间价的市场化是必然要走的一步，将其引申到人民币贬值上显然不妥。实际上如果需要人民币贬值，并不需要中间价的市场化改革，直接按照旧有的定价机制也可以实现。另外，央行选择在目前这一时点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其理由也说明得非常清楚，“鉴于我国货物贸易继续保持较大顺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全球多种货币表现较强，与市场预期出现一定偏离。”这一解释可以认为央行判断在目前这一时点加大中间价定价的市场化程度，不会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消除中间价与市场价之间的点差。
当然，在中间价提高市场化定价的初期，人民币市场利率不可避免地加大波动，8月11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的大幅下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市场情绪的宣泄，这种因为宣泄导致的波动并不会持久。央行也认为，“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后，市场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与磨合，同时央行也将密切监测市场，稳定市场预期，确保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的有序完善。”
可以说，由央行的论述来看，此次中间价的下调其本意并非在于汇率的贬值，而在于中间价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完善。如果央行的行为并非为了贬值，那么问题就要回到以目前中国经济情况看，人民币是否需要贬值的问题上了。
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的观点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在于美元加息带来的美元走强，导致挂钩美元的人民币汇率被动走强。除此之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众多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也是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强的重要原因，例如日元对人民币在过去两年中贬值接近50%，一些资源国，比如加拿大，巴西等国由于全球能源需求降低也导致其货币大幅贬值。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两年被动升值14%。另一方面，中国近几年疲弱的经济也使得降低汇率成了一个政策选项。由于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转型期，在“促改革，稳增长”的主旨下，政府并未采取大规模的投资刺激措施拉动经济增长，这使得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增速逐年走低，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减少一半。在此情况下，以通过汇率贬值增加出口的方式促进经济回升成为一个较为简单的政策措施。
贬值促出口并非优选方案
然而，以上两点只能构成汇率贬值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就第一点而言，汇率的高低无法简单的用过往的升值与贬值来判断，毕竟经济系统是不断演进的，当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时，其货币就有升值的空间。当然，由于均衡汇率无法有效判断，一般而言，以贸易顺差作为判断标准。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前7月我国贸易顺差1.87万亿元，相对2014年扩大100%，以2015年全年GDP60万亿元计算，前七月贸易顺差占GDP之比已经达到3.17%，这说明目前我国汇率处于大致均衡水平。实际上，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易纲在4月份曾说道，人民币目前处于均衡合理的状态。同时，他国货币大幅贬值并不能成为人民币也许贬值的充分条件，因为不同经济体货币贬值有其自身的客观因素所在，比如资源国由于全球能源需求降低，导致贸易出现逆差，在大量借入外债的情况下，由于市场担心外债无法偿还而出现的资金外流，进而导致货币贬值。比如，日元自2013年以来，对人民币汇率贬值接近50%，背后的原因在于因长期经济低迷而实施的QQE。因此，在我国贸易处于大致均衡的情况下，他国汇率贬值与我国汇率是否应该贬值本身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对于第二点，贬值能否促进中国出口增长，从而起到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仍然值得讨论。首先，从中国出口所占世界份额看，目前已经处于12%高位，仅略低于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排名其后的美国、德国与日本分别为9%、8%与4%。在此情况下，依靠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份额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而在人民币汇率相对均衡的情况下，通过汇率贬值刺激出口，很容易遭到贸易战，可能并不利于出口。
其次，不仅中国出口份额增长空间已十分有限，本身中国是否有能力继续扩大出口份额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以增加出口方式拉动经济增长，本质上依然属于投资拉动增长的范畴，因为更多的产出需要更多的资本与劳动力投入。那么在中国目前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劳动投入成为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毕竟，在目前的投资率下，中国的就业市场依然保持平稳发展，并未出现大量失业现象。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1.8%，而31个大城市城镇失业率基本保持在5.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在此情况下，劳动力的瓶颈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出口份额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点，可以参考日本的经验。自2012年大幅贬值以来，日本的出口份额并未出现回升，根据IMF的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比例在2014年下滑至4%，较2012年的4.7%大幅萎缩。这意味着以实际的贸易加权汇率衡量，日元在过去3年中下跌32.7%，而出口比重仍然出现了下滑。之所以出现汇率降低而出口份额下跌的情况，除了日本产品竞争力减弱之外，日本企业的产能不足也是重要原因，而产能不足与日本人口大有关系，正基于此，在日本实施QQE时，就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问题不在于“印钞”，而在于如何增加人口。
实际上，通过贬值增加我国出口，也并非最优方案。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国出口份额占比已经相对较高，未来继续拓展的空间并不大，在此情况下，应该更加关注于如何提高出口产品的利润率，也就是如何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如此的好处在于不仅增加出口产品的收益率，也可以避免在出口产品上可能面临的贸易壁垒，同时由于高技术含量产品一般属于资本密集型，需要的劳动力较低端产品来得少，可以避免人口红利渐失带来的瓶颈。同时，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与目前的经济转型方向相契合。此外，人民币汇率贬值将导致我国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在出口无法有效提振的情况下，由此将带来我国整体福利的减少，乃至可能带来贸易逆差。仍然以日本为例，日本贸易收支逆差出现于2011年，在日元贬值之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收窄，反而不断创出新高，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27813亿日元，升至有可比数据的1979年以来的新高，比此前最多的2013年增长121.4%，连续第三年刷新峰值。必须考虑的是，日本这种贸易逆差还是在能源价格大幅降低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能源价格没有大幅降低，那么日本的贸易逆差可能将远超目前的规模。考虑到中国未来内需市场的发展，依靠货币贬值刺激出口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仅进口福利损失，出口由于价格降低，也将导致产业结构升级放缓，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质低价廉的印象更就难以改变。
简而言之，在目前我国经济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并无贬值的必要，维持汇率处于均衡状态，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内部过剩产能淘汰，产业升级，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能源与高技术企业。当然，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状态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波动，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币中间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在人民币波动区间逐渐扩大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将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将得到更好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