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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叫好”为“叫座”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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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聂隐娘》终于被创作出来了。侯孝贤投入4.5亿新台币,拍了部他至今花费最高的电影。没有人这样拍片了,可是侯孝贤一直就这么拍;今后,他还会这么拍下去。在坎城影展全球记者会上,侯导反问记者:“你们希望全世界的电影都一样吗?”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期待电影多样丰富,人同此心。今年坎城评审们敢给他大奖,侯孝贤七次入围,终于拿回“最佳导演”,实至名归。好片有了,叫好声也够大、够多了,现在就差最后一关,但看“叫座”能否叩关。

我觉得,“现在、此刻”,是有机会的。

尤其是在大陆市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此时”,尤其是这个市场的规则尚未完全成形、它还是混沌未明的“现在”。

它的商业市场不像欧美日本,成熟到艺术片与商业片截然划分、泾渭分明,它深具创造出新规则的可能性。人性是好逸恶劳的,一般电影多半都准备好了,让观众进场看片时,当场就获得感官、视听上的满足,至少都看得懂。但也有些观众想要想想,不想只接收的。这样的观众很少,但不是“无”。就在欧美趋于“无”的现在,中国这个新兴的电影市场,是否可以创造出“异声存在”的可能性,超前欧美?艺术电影的出路在欧美电影市场机制已然定型、无法更动的今天,在中国是否有翻转的可能?

这一关,要看的是观众;这一关,将由观众来共同创造、共同完成的。这里先说说两个前车之鉴。

一个是在1968年,我们去看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当年因为他入围奥斯卡,我们慕名去看,说实在的,年少的我真的看不太懂。及至年长,坐在纽约电影院里或在金马奖台北的电影院里数度重看,如今它已成为我心目中排名第一的电影了,而且是在我遍看中外佳作之后。当年,《2001》在奥斯卡里只得了个“最佳视觉效果奖”,可是它在影史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如今不再是奥斯卡荣耀它,而是它为奥斯卡增添分量。随着岁月的淘炼,《2001》益发重要,而且越陈越香!

第二个是《悲情城市》,时间回到1989年,该片在威尼斯首映后,我在现场询问刚看完的他国同业观后感时,得到的回答一如《刺客聂隐娘》今年在坎城映后的反应:“有诗意,但是很多地方看不懂。”记得当时从威尼斯、台湾各地到纽约,都有观众说,“看不懂”。可是威尼斯影展的评审团则因片中透显的“诗意”,而将最高荣誉金狮奖颁给了侯孝贤。有趣的是,事隔二十年,《悲情城市》在台北金马奖上重映,该片却被台湾观众票选为该年最好看的电影第一名。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在“影像”环境下成长的,不像当年的我们是在文字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他们对《悲情城市》直接从影像理解,已经没有懂不懂的问题了。

现在,《刺客聂隐娘》又遇上“懂不懂”。

是懂、是不懂?先看了再说!

此时此刻是一个契机,是一个观众,尤其是中国电影观众的一个契机。

有这样的一个市场,迈向成熟却尚未完全定型,还有机会创造新契机的“此时”;有这样的一部电影,是一个优秀的导演花了三十多年的试炼,打造出他至今最巅峰的作品的“此刻”,两者共同闯关。他可能要让你多看上几回,他可能挑战你以往的观影经验,他可能要让你重回唐诗的世界、用心体会老祖宗传给我们千百年的精神食粮,你或许在繁忙的现代社会已经遗忘、却还埋藏在灵魂深处的那一缕诗意情怀。现在,《刺客聂隐娘》还缺这临门一脚,就看中国观众“敢不敢”接下这最后一棒,化“叫好”为“叫座”,共同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