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书画市场形成的原因及特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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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艺术市场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汉代已出现了书画市场的初级形态，即‘佣书’、‘佣画’市场，至唐代中国书画市场才真正形成……”(章利国《关于中国艺术市场的起源》)，笔者认可此观点。唐代书画艺术市场，作为一个专业艺术市场的出现与成型，杜甫诗句中就有“忆昔成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此诗句，可以反映唐代书画艺术市场的繁荣情况，也说明这个专业书画艺术市场的出现与成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何唐代能形成一个专业的书画艺术市场?笔者通过仔细阅读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江苏省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试图探索出其书画艺术市场形成的真正原因及特征。

二、唐代书画艺术场形成的原因

1　专业收藏家、鉴赏家和专职书画商人的出现

唐代书画艺术市场的真正形成离不开专业的收藏家、鉴赏家和专职书画商人(艺术市场的中介人)。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推动了其艺术市场的繁荣昌盛，并为书画艺术品的消费提供了强大的消费对象。他们经常活跃于当时书画艺术市场，并大量收藏、购买书画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唐代书画艺术市场形成的真正原因之一。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在唐代就有了一批专业的收藏家，如窦瓒、席异、潘履慎、蔡希寂、窦绍、薛邕、王方庆、张易之、薛稷等。在古代，一般将这些人称之为“好事家”。然而，“好事家”即古代书画的收藏家这一称呼，张氏的《历代名画记》也有所记载。除在其《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中有“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的记载以外，还在其《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也提到：“则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非好事者不可妄传书画，……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阅，常恨不得窃观御府之名迹以资书画之广博，又好事家难以假借，况少真本。”

同时，唐代除了以上一批专业的收藏家之外，在《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和《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的记载中，也说明唐代出现了一批专业的鉴赏家，如虞世南、褚遂良、薛道衡、窦蒙、窦U等。事实上，这些鉴赏家大部分也是收藏家，如虞世南、褚遂良、窦蒙、窦崴等。在张氏的《历代名画记・叙自古公印记》一文中，就有过他们收藏印章的记载。因此，从以上的记载，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即在唐代一些鉴赏家可以是收藏家，一些收藏家也可以是鉴赏家，他们具有双重身份。

唐代除了有一批专业的收藏家、鉴赏家队伍之外，还有一批专门的“专职书画商人”，我们可称之为“书画艺术市场的中介人”。张氏称“专职书画商人”为“卖书画人”。书画中间商人，在当时被称为“书侩”，其主要活跃于当时著名的大都市长安、洛阳等地的书画艺术市场。他们就是唐代书画艺术市场书画买卖的中介人和专业买家。在书画艺术市场中，他们既是“消费者”(初级书画艺术品消费者)，又是书画艺术市场中的中介人，所担任的角色与作用，就是经过他们之手再把书画作品转让给其他艺术品消费者。关于唐代“专职书画商人”或书画买卖的中介人，张氏的《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就有过详细的记载，文中就记述了唐代的王昌、叶丰、杜福、刘翌、齐光、孙方等皆为专职书画商人或书画买卖的中介人，如“辽东人王昌，括州人叶丰，长安人田颖，洛阳人杜福、刘翌，河内人齐光皆别识贩卖，……贞元初有卖书画人孙方与余家买得真迹不少，今有男盈在长安，顷年又有赵晏皆为别识也”。从以上的记述，说明唐代专职书画商人(艺术市场的中介人)的眼力是非常高的，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文中就提到孙氏为张彦远家买到过诸多书画作品的真迹。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书画艺术市场的中介人”也可称之为书画鉴赏家。下面，笔者根据《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的内容，初步统计出了唐代开元年间的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和书画艺术市场的中介人的人数，如表1所示。

事实上，这只是张氏所记述的书画艺术市场参与者的一部分人员。因为，在其《历代名画记》中，还有许多这样书画艺术市场的参与者，笔者在此就不详细列表。从此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书画收藏家有带官职身份和无官职身份之分。此外，唐代书画鉴赏家也有官职人员和民间私人身份参与书画品收藏，如上文提到的虞世南、褚遂良等。

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发展来看，唐代可称之为“绘画盛世”，即绘画繁荣。此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书法家、画家等艺术生产者，笔者将在后文叙述。

因此，从艺术市场的运行机制来看，正是因为唐代有了一批稳定而又庞大的书画家(艺术生产者)、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和专职书画商人(书画艺术市场的中介人)等的队伍。由于他们作为专业的艺术品生产者，书画艺术品买家、卖家、消费者和书画买卖的中介人，才使得唐代书画艺术市场得以正常运行并趋向繁荣。根据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论来看，如果没有艺术生产者，书画艺术品的专业买家、卖家和书画买卖的中介人等，书画艺术市场是不可能正常运行的，更谈不上专业书画艺术市场的真正形成。

与前代相比较，唐代就是因为有了一批这样的专业队伍，才使其书画艺术市场正常运行。因而，他们在书画艺术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为唐代书画艺术市场的真正形成及成型奠定了客观的条件。

与前代相比较，唐代就是因为有了一批这样的专业队伍，才使其书画艺术市场正常运行。因而，他们在书画艺术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构成唐代书画艺术市场真正形成及成型的客观原因。

2　繁荣的经济，绘画题材、画科的完善和绘画的昌盛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在历史上就有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经济繁荣现象。因而，在此繁荣昌盛的经济基础之上，唐代书画商品的交易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前文就提到过唐代有一批专业的收藏家、鉴赏家和专职书画商人等。换句话说，唐代经济的繁荣为其书画艺术市场的真正形成、繁荣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唐代书画艺术市场形成的重要原因。

关于唐代经济的发展状况，笔者认为，也可以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推测出来。张氏的《历代名画记・论名价品第》中记载：“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乙僧、阀立德一扇值金一万……”。

俞剑华先生认为，此处之金未必为黄金，应为钱之通称，并据此推算，当时钱二万合米约十六七石，也有学者认为是对绘画价格的炒作。但是不管怎样，在唐代艺术品消费者能够以此价钱来购买书画作品，笔者个人认为，它或多或少地都能反 映出唐代经济的繁荣景象。试想，如果唐代经济发展不够昌盛，一般的书画艺术品消费者会以此价格来购买这些书画艺术品吗?毕竟书画艺术品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艺术消费，而这种精神消费还必须依赖于现实的经济基础。因而，从张氏对唐代画家作品的价格定价，间接地反映出唐代繁荣的经济景象和书画艺术市场的运行情况。

根据艺术发展的理论，经济的繁荣发展会促进绘画艺术的繁荣。当然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自然包括绘画的题材和画科的完善等方面，但是这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由于艺术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原理。然而，唐代经济的繁荣昌盛确实促进唐代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以张氏的《历代名画记》有关唐代各种绘画题材的画家人数记载为例。唐代是以前各朝代画家的记载人数最多的朝代，共记载唐代的画家人数为207人，分唐朝上128人，唐朝下79人。但是，其他的各朝代画家人数的记载，只是几个到几十人而已，如轩辕时一人，周一人，齐一人，晋二十三人等，这足以说明唐代绘画的繁荣昌盛情况。

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绘画的全面发展时期，各方面的绘画题材、画科也逐渐完善。唐代绘画题材包括人物、山水、花鸟、鞍马等，并使花鸟画、山水画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历代名画记》就有人物、山水、花鸟、鞍马画家的记载，如人物画家有初唐的阎氏兄弟、盛唐的吴道子等；仕女画家张萱、周防等；青绿山水画家李恳训、李昭道等；花鸟画家薛稷、边鸾等；画马名家曹霸、韩斡等。笔者认为，这时的书画艺术市场的昌盛情况，也可以以流失到国外的佛像画、佛经为例。据史记载，中国书画作品流传到国外最早的时期应该是在唐代，这也说明了此时的书画艺术品就开始远销国外。因为此时的书画艺术市场已经形成，加之有很多来自国外的高丽使、遣唐使到长安学习佛经，因而，他们带走了一批中国的佛像画以及佛经到其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吴道子、周P等，就是唐代著名的宗教画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代的绘画盛世是绝对离不开其繁荣的经济。唐代繁荣的经济促进了绘画的昌盛、绘画题材和画科的逐渐完善等，这也满足了其书画艺术市场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如有些艺术品消费者就喜欢人物画、仕女画、山水画、佛像画等。因此，所有这些有利条件都是其书画艺术市场真正形成的重要原因。

3　唐代宫廷与民间书画收藏之间的矛盾

书画收藏，最早始于汉代，《历代名纸本墨笔，现藏日本大腹市立美术馆画记・叙画之兴废》云：“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据现有的美术史料记载，唐代书画收藏已经蔚然成风，这既包括皇家(内府)收藏又包括民间私人收藏。这两大收藏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书画艺术品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加之唐代不同时期的人为因素、战争等，对书画艺术品的毁坏，最终导致了艺术品供需矛盾的紧张，这也是唐代书画艺术市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人为因素和战争对书画作品的毁坏，张氏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中记述：“时薛少保与岐王范、石泉公王方庆家所蓄图画皆归于天府，禄山之乱，耗散颇多。肃宗不甚保持，颁之贵戚，贵戚不好，鬻于不肖之手。物有所归，聚于好事之家，及德宗艰难之后，又经散失，甚可痛也!”值得注意的是唐人首次开始在书画作品中钤盖鉴藏、收藏印章，这也是其书画艺术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印章可以作为辨别书画真伪的辅助依据，正如张氏在《历代名画记・叙自古公私印记》所说：“若不识图画，不烦空验印记。”此外，在此文中还记载，内府收藏印章太宗皇帝就有“贞观”二小字作二小印，玄宗皇帝就有“开元”二小字成一印等。民间私人鉴藏、收藏印章就有彦远高祖中书令河东公印“河东张氏”、议郎窦蒙印“窦蒙謇定”和“褚氏书印”等，从以上记载的公私鉴藏、收藏印章来看，这足以说明唐人对书画收藏的喜好。事实上，唐代帝王统治者就非常喜好书画古玩，就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如在张氏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中记述：“太宗皇帝特所耽玩，更于人间购求。”我国十大传世名帖之一《兰亭序》真迹，就被唐太宗视为稀世珍品，并最终殉葬，足以说明唐太宗李世民对书画作品的狂爱。可惜的是现在我们只能欣赏后人的摹本。

为了满足唐代帝皇统治者对书画艺术品的收藏爱好，他们就通过各种手段收购书画艺术品入内府收藏。张氏的《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记述：“开元十年十二月太子允张悱充知搜访书画使，天宝中徐浩充采访图画使，前后不可具载名代也。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赉。……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从以上的记述，我们可以得知，唐代帝皇统治者为搜寻书画而采取进献书画以获官爵的手段及赏赐的方式，来达到大量收购书画的目的。通过这些手段与方式，从而使唐代宫廷内府收藏的书画数量大增。《历代名画记》记载：“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同时，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序中也记载：“终于大唐贞观十三年，秘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共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十七所……”，以上这些史料的详细记载，都说明了唐代宫廷(内府)收藏颇丰。

同时，为了满足唐代帝皇统治者书画收藏的爱好及宫廷书画收藏与民间私人书画收藏之间的供需矛盾，唐代帝皇就采取“进献书画可以获官爵”及赏赐的方式，如前文张氏就提到“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以此来大量收购古书画人内府收藏。在此强烈的诱惑下，导致民间对书画收藏兴趣之大增，驱使众多人不惜重金购买书画，甚至文人、朝廷官员也都纷纷进入收藏、鉴赏队伍行列之中，这也可以从前文的表l中看出来。隋代就有私人藏家杨素，此前有不多的私人藏家，但是记载不详。可以说，中国私家收藏真正的兴盛应始于中唐。盛唐以后，私家收藏渐多，如钟绍京、张易之、窦缵、褚遂良、韩斡、窦蒙、张嘉贞、张弘靖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张氏的《历代名画记》中都有记载。他们作为民间收藏家，其收藏书画作品的数量也是非常多。除以上这些人之外，张氏的《历代名画记・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还记述了一些收藏家，这些收藏家是带有官职身份和无官职身份的，具体情况详见前文的表1。

然而，书画艺术品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在唐代远远满足不了当时强大的消费需求。因而，这就产生了书画艺术品供需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的来源是唐代内府与民间私人对书画作品的大量收藏，正如前文所提由于书画艺术品现存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唐代公私收藏对书画的需求。除了上文提到“进献书画以获官爵”的方式之外，唐代帝皇统治者还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公私收藏书画之间的矛盾呢?下面，我们就看张氏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中记载：“彦远家代好尚，高祖河东公曾祖魏国公相继鸠集名迹。……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镇太原不能承奉中贵，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无以指其瑕，且骤言于宪宗日，‘张氏富有书画’，遂降宸翰，索其所珍。……乃以钟、张、卫、索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顾、陆、张、郑、田、杨、董、展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彦远时未龀，恨不见家内所宝，其进奉之外，失坠之余，存者才二三轴而已。”

从以上的记述来看，它不但反映了民间私人收藏书画作品数量巨大，而且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为解决公私收藏书画之间的供需矛盾，唐帝皇竟采取“降宸翰”及恐吓方式来缓解内府对书画收藏需求的矛盾。这是为解决唐代公私收藏书画矛盾的进一步深化而采取的异于“进献书画以获官爵、赏赐”的一种极端而又强硬的政治手段。

因此，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个人认为，唐代宫廷与民间书画收藏之间的矛盾也是其书画艺术市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唐代书画艺术品提供了强大的艺术品消费需求对象，促使了其书画艺术市场的迅速成型与发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