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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舞台表现中语言、服饰及道具中的喜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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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品演出的成功,好的脚本对故事的展开、情节推进和喜剧性的营构固然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但喜剧性也存在于舞台表现中的语言服饰道具中。语言因素包括方言的运用、语音的变化两个方面;服饰的喜剧性主要由于服饰的身份错位和服饰的不合体两个因素构成;道具中的喜剧性主要由其对台词的解说和强化,对思维定式的颠覆三个因素造成。

[关键词]小品;舞台表现;语言;服饰;道具;喜剧性

成功的小品,喜剧性的构成有多种方式,它包括文本中的喜剧性,舞台表现中语言、服饰、道具中的喜剧性,舞台表现中舞台动作中的喜剧性等三大类。文本中的喜剧性,已有专文(见本刊2007年第4期),本文拟就对舞台表现中语言、服饰、道具中的喜剧性进行阐述。

一、舞台表现中语言的喜剧性

1.方言的运用。

小品表演时语言一般说来整体基调是普通话,但由于剧情和晚会整体创意的需要,小品中的人物角色常常使用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如东北式普通话、上海式普通话、广东式普通话、陕西式普通话、唐山式普通话等等。对于在小品中使用方言的重要性,巩汉林曾道出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小插曲:“《打麻将》最初的人选不是我,……但几次审查都没通过。这时黄导找到我说,给你一个紧急任务,由你和岳红来演,你看行不行,而且只有一晚上的准备时间,明天就要审查。……看过本子之后我向黄导提了几点意见,一是能不能把男演员的这部分戏包括台词,做些改动……我提的另一个要求是,能不能让我演的这个角色讲江浙一带的普通话。黄导乍一听有点犹豫,但还是同意了。第二天的审查顺利通过了……节目最终在春节晚会上播出的时候,效果还是蛮不错的。”由此来看,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在小品中的地位不容小视。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异,是属于某一地区的区域性语言。汉语的方言众多,大的方面说有粤方言、北方方言等七大方言区,每一大方言区内又有若干次方言区。以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数70%以上的北方方言区为例,又可以分为华北、西北等四个次方言区,但复杂的是在每个次方言区中,语言还是有别。京、津、冀、鲁、豫及东北三省所在的华北次方言区,京、津、唐咫尺之遥,却语言各异,仅山东一省的方言就不下十几种,形成了百里不同言的局面。由于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不尽相同,并各有其特色,在小品中使用方言,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懒汉相亲》中姑娘:“俺叫魏淑芬,今年29岁,至今未婚”的山东音的自报家门;《烤羊肉串》中小贩 “羊肉串,新疆乌鲁木齐羊肉串”的维吾尔味的叫卖声,《都是外乡人》中儿子教母亲“得啦,得啦,姆基得啦”以及《酒胆》中女婿“不好意希啦”的广东普通话,《找焦点》中将普通话的川流不息说成“滋溜、滋溜”的辽宁话,《装修》中从墙窟窿里钻过来的大嫂的“干嘛,干嘛,干嘛呢”的正宗天津味,都让观众笑不能抑。

不可否认,古今中外都强调语言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尤其是随着当今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正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因为没有统一的语言规范,就缺乏表达和理解的准确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普通话的强势,也将会使语言丧失了多样性、丰富性和趣味性。而在小品中方言的运用,由于某一地的方言会对其他地区的观众来说是陌生的――正如同听到外国人洋腔洋调的汉语会产生喜剧性效果一样,从而产生了喜剧性的效果。因此在央视播出的春晚小品中,除陈佩斯等人的少数小品使用纯正普通话外,绝大多数小品都借助方言来展示喜剧小品的风貌、品性和内在魅力。当观众从小品中听到郭达“厄厄”的陕西腔,赵丽蓉那“奏是不一样”的唐山音,赵本山、宋丹丹“干哈呢”、“整啥事儿”的辽宁调,都会感受到一种特别的韵味,同时也造成了较强的喜剧性。

2.语音因素的变形化处理。

语音因素的变形化最常见的形式是对语音、语调、语速进行变形化处理。经过变形化处理以后,常会使原本波澜不惊的台词,平淡无奇的对白,平添出喜剧性因素,从而使小品的笑声不断,高潮迭起。

《老拜年》中妻子责备丈夫在前面跑得太快,此时的丈夫转过身来将“呀”字变了声调回道:“你叭叭叭叭喊啥呀?”对妻子敬畏当了总经理的徒弟,更是高傲地又将“呀”字变调:“我是艺术室主任,相当于副科级呀!”;《功夫》中斥责徒弟的无能时,将“悲哀,我真替你感到悲哀”中的后一个悲哀变声;《送礼》中的大姐面对句主任“你不想知道我是谁”的发问,却用变音并将“谁”字拉长的语调回应:“你爱谁谁~?”;《机器人趣话》中的机器人问候主人春节快乐、鼠年吉祥之后的异于常音的“呵,呵,呵”,同样由于其喜剧性的横生,而引发了观众笑声。

语速变形化有一种特殊形式――空断或停顿,即话语在以正常的语速推进时,突然在某个关节点停顿,随后又按正常语速行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说话大喘气”。由于空断的出现,使原本常态的台词产生出新的意义,从而造成喜剧性。

《男子汉大丈夫》中丈夫劝阻欲拿刀向邻居应战的妻子,情急中说道“可不能拿刀,老婆、贤妻、良母,妈都不会同意的”中的“妈”字故意与后面的句子断开产生停顿,变成了称呼妻子为妈,当再说出后面的句子时,由于观众醒悟到“妈”字是后一个句子的主语,于是喜剧性的奇效就此产生。

以上所例只是语音、语调、语速在某一句子的局部发生变化而音色不变,还有一种是音色发生变化,即一个人表演出两个人的声音,也就是通常所称的一个人演双簧。

在《小九老乐》中,老乐被妻子小九关在门外,夫妻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僵持着,这时妻子听到从门外传来了两个人的声音:“女声:老乐大哥,这大白天,仡外边站着干啥呢?男声:那什么,我媳妇没在家,把钥匙锁里了,进不去。女声:那好,走吧,上俺家去吧。”音色改变,使原本就紧张的夫妻关系,由于一个虚拟的第三者的介入而被化解,从而产生了喜剧性的效果。

腔调模仿属于音色变化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与前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异性模仿,而腔调模仿则发生在同性模仿;前者音色差距大,后者差距小。

《牛大叔提干》中的牛大叔,在秘书的安排下假冒马经理。正不知道自己如何讲话时,想起了过去看到的情景:“对,马经理讲话我看着过,人家拿那稿相当有派,往那一站,(开始模仿领导干部讲话的腔调)啊!就是,我说,这个,是哇……”这种腔调模仿,由于与人们对一般领导讲话腔调的记忆储备相交映,从而也会产生喜剧性效果。

3.特殊发音的运用。

在汉语中,有一组气流在口腔中受到阻碍而构成的辅音――在国际音标中称为爆破音,这就是《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声母bpppm。在这三个声母中,含有声母“p”的汉字,由于表演中在声音发出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唾液喷射到对方脸上,也构成了喜剧性的效果。《真诚情缘》中阳刚气不足的男子,拼命练习的就是“把大衣披上”中含有声母“p”的“披”字;《让一让,生活更美好》中在解释交通事故时用含有“胖子”、“破车”、“赔”这三个含有声母“p”的绕口令,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更因为含有声母“p”的“破”字而声名鹊起的演员,是《装修》中天津大姐的扮演者林永健,正是由于他的“要不然,我这脸呢,可就破了相了”的“破”字的奇效而为国人所熟悉。

4.错位应答。

在小品表演中,表演者常在接听电话时,由于双方或一方与打电话的人对话过程中,由于表演的另一方的错误回应而形成错位应答,从而产生喜剧性。

这种错位一种是辈份的。如在小品《回家》中,妻子在电话中呼叫远在家乡的父亲,而丈夫却不合时宜的接应:“哎”;《追星》中两个请航天员的同乡突然都来了电话,一个是儿子来的,一个是爹来的,两个人在各自呼叫、回应电话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男乙:爹啊。男甲:哎。……儿子啊?男乙:哎。男乙:我找我妈。男甲:让我儿媳妇接电话。男乙:妈呀?男甲:儿媳妇啊。”

另一种是听觉错误形成的错位回语,这种错位,喜剧性更自然也更强烈些。

《儿子大了》中的父亲,每次要与儿子谈事儿时,电话玲声都不合时宜地响起,当电话玲声第四次响声,忍无可忍的父亲抢先抄起电话:“你能让谈点正事不?这玩艺,一整就整这事?”,对方没有反应,而儿子却在“喂、喂”地接听,这时老父亲恍然醒悟,电话不是打到他接的电话上,而是打到了儿子的电话上。

二、舞台表现中服饰的喜剧性

在小品表演中,服饰(为行文方便,将化妆并入此类)是小品演出能否取得好的剧场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与此相伴,平中出奇的服饰也能造成喜剧性效果。

《昨天・今天・明天》中,人们对宋丹丹的形象已经了然于心,但两颗化过妆的“黑牙”和台词“两颗洁白的门牙也光荣下岗”同时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喜剧性的效果产生了。一个原本已经在观众心目中扎了根的演员的形象,由于牙齿的“武装”,与观众此前的印象产生落差,喜剧性也由然而生。《打虎上山》中潘长江身着的服装样式与经典样板戏中杨子荣的服装毫无二致,但由于服装并没有按照潘长江的身材量身制作,潘长江身着加长版的服装扮演英雄,大异于此前杨子荣在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定式,有种“猴子穿马褂”的感觉,一种滑稽性的喜剧效果就此出现。而在《急诊》中,由于气候的差异,爷爷不得不穿上为孙子买来的羽绒衣服、戴上买来的帽子时,由于准“小丑”装束的出现,喜剧性随之而出。而在《烤羊肉串》中陈斯的三次换装,赵本山的标志性服装――中山装、旧解放帽,潘长江的额前的一缕头发,宋丹丹的头巾和老太太帽等等,观众一见到这些就不由得

不想发笑。

三、舞台表现中道具、布景的喜剧性

道具和布景的作用一般是为小品设置情境,或是为小品中的情节或场面做注解,道具和布景要在表演中产生喜剧性效果,首先是通过道具或布景对台词的解说而形成的。

在《超生游击队》中,妻子夫妻两人正在说话间,妻子突然一声惊呼:“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与此相伴,她打开包,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玩具小孩,把着“小孩”撒尿。这一拿一尿两个动作的对象――塑料玩具小孩和“尿”的一出现,喜剧性也随之产生。而堪称经典的当属《牛大叔提干》中的道具运用:牛大叔为酒宴的丰盛感叹着:“哎呀妈呀,太丰盛了,这家伙,龟都上来了,这啥玩艺,摆的?……我的妈,这玩艺能杀出蛋可不容易……哎,这扯蛋、扯蛋,是不是M这来的?”餐桌上用线串起的一串乌龟蛋,与台词“扯王八蛋”相合,就更令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其次是靠与台词或与人们的思维经验所形成的反差,这种方式造成的喜剧性效果更为强烈。《爱父如爱子》中,父亲为了逃脱大女儿对他的批评,先是大大地渲染了一番自己是如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与水中的鱼儿周旋,最终才把它钓上来,但当大女儿让他把鱼拿出来时,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却是一条巴掌长的小鱼;《急诊》中爷爷拿出来经过改造的表示对孙子蛋蛋爱护的笤帚,是一把小得出奇的笤帚;《咱村的事》中,要开车给西部农村送良种,但布帘打开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却是辆独轮车;而在《老将出马》中,人们以为模仿《泰坦尼克号》场景的男女一定是坐在船上,而布帘拉开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青年男女坐在拖拉机上。这些道具产生喜剧性的原因就在于,当这些道具出现时,与人们过去所形成的认知经验相左,喜剧性就此诞生。

第三是台词本身存在着喜剧性,但道具的出现对喜剧性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强化了小品的喜剧性。

《老拜年》中,妻子挖苦丈夫道:“高压锅煮鸭子,你是肉烂嘴不烂,老母猪戴口罩,还挺重视这张老脸的。”与此同时电视镜头的焦点集中到丈夫胸前的口罩上,原本具有喜剧性的歇后语,因为有了口罩的映衬喜剧性陡升。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小品的喜剧性虽然有规律可循,但艺术之花永远不会僵死,新的生活、新的事物会带来更优秀的小品,也定会催生出更多更新的喜剧性表现方式。

[参考文献]

[1] 孟菁苇.巩汉林:要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N].中国消费者报,2004-10-29.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 朱宗琪.喜剧研究与喜剧表演[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徐晓杰(1971―),女,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刘军(1967―),男,副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