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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气说”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这不仅是对先人提出的“气”的升华,同时也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文气说;气之清浊;风格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042-01
魏晋时期,随着我国文学走向自觉,品评文章的论文专著相继产生。曹丕的《典论・论文》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不可小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五个主要观点,其中“文气说”是《典论・论文》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就是“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介于“文气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文气说”进行一些分析,从“文气说”的源起到令人争议的清浊之辨,做一个由表及里的论述。
一、“文气说”的源起
气,在中国古代实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可是其中的“金”是指金属,显然不是石器时代所有的概念,因此英国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认为在五行说之前,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一个气、水、火、土的四大元素说,与古印度和古希腊哲学一样。“气”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哲学范畴之一。
那么,曹丕所谓的“气”又是什么呢?在蔡镇楚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在盛源、袁济喜先生合著的《华夏审美风尚史・六朝清音》中,他们都认为曹丕“文气说”的提出是受孟子“养气说”的影响而来。但我认为不然,曹丕所说的“气”与孟子所说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的“气”是有区别的。曹丕所说的“气”大体可理解为:文章中反映出来的作家的气质个性,也即作者的天赋禀受。它具体融化在作品里,则表现为作品的精神风貌,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风格。曹丕的“文气说”受东汉末年品评人物的风气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故而,品文章亦是品人。而孟子所说的“养浩然之气”即使培养一种凛然正气,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曹丕所说的先天成因更多孟子更讲究后天对自己的品得的提升。
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用演奏音乐来作譬喻,说明文人因先天所禀的清浊之气不同,即使所用文学体裁和艺术技巧相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仍会有很大的差异。曹丕在文中还具体地用此说来评论同时文人的作品,说刘桢文章“有逸气”,徐干“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ii云云。汉末魏晋,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大为流行,气的刚柔强弱自然也成为一个广泛地用来评骘人物容貌、体质、性情、贤愚等等各方面的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至”(王充《论衡・无形篇》),“人禀气生,性分各殊”(刘劭《人物志》)云云。
同时,曹丕的“气”并不仅仅单指“个性气质”,它还涉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情”。先秦至汉代的“元气说”认为,“气”不仅是构成人及万物生命、形体的本源,同时也是人的情性意趣的存在原因。春秋时期子贡就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淮南子・精神训》也说:“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受于地也。……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气”在内表现为“个性气质”,在外则表现为“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因此,“气”与情感是相应相承、相辅相生。
二、“文以气为主”
《典论・论文》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关系出发,特别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不同的人擅长写不同的文体,曹丕认为这是由于人的个性不同的缘故,亦即各人禀气之差别造成的。iv“文以气为主”的提出,标志着文学批评视界的重大转移,它把作家个人的才性置于关注中心,企图从分析作家个性气质入手来揭示其创作风格的特征。尽管这样的界说并不全面,有明显的缺陷,但却极有启发意义。刘勰于《文心雕龙》中专列《才略》一篇评述历代作家。篇首云:“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 可略而详也。”可见其所称的“才”指文才,尤指辞采表达的能力。
曹丕的文气说一出,由于符合传统的统摄型的思维模式而在后世文艺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他同时的刘勰则在《文心雕龙》里将此说大力拓展,形成较有系统的“风骨”论。因此不得不提到关于作家的风格。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将文学风格定义为:“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景造成的相对稳定的话语特色。”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风格这一概念至少应包含三个内容:一是风格形成的因素,二是风格的表现,三是风格的构成因素。以此审视,我们不得不遗憾的发现,曹丕这一说法,仅仅论及了风格形成的因素,即“气”。
三、“气”之“清浊”
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云“徐干时有齐气”。其《与吴质书》亦云:“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这都是从气的方面以论文者。
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用郭绍虞先生的话来说,是指才气。他解为:“清浊,意近于《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刚近于清,柔近于浊。”李壮鹰编《中国古代文论》则是具体释为:“清,指俊爽豪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在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中,他认为曹丕的“气之清浊”是开后世“阳刚”“阴柔”之美的先河,但我认为则不然。
曹丕并没有在文中言明,也未在文中言明对清浊的态度,但从其后与音乐的类比“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可体味到曹丕尊清而贬浊。然而阳刚与阴柔属美学的两大范畴,二者无高下之分,只是风格不同;而曹丕所说的“清浊”是有高下之分的。所以,我认为将曹丕的气之清浊与“阳刚”“阴柔”这两个美学概念对应起来,是不很恰当的。
四、“文气说”的影响以及片面性
曹丕的《典论・论文》乃是由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在文艺思想发展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片纲领性文献。而曹丕的“文气说”这一重要理论的提出到谈及作家文人气质,个性和文风,这是很关键的。
但“文气说”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曹丕的“文气说”将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几乎完全归于先天的禀赋与气质,而忽略了后天的培养以及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毕竟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蒲松龄,他们个人的创作个性不仅仅来自于天生的气质,而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才产生了风格不同的作品。因此,在看到曹丕“文气说”合理的部分的同时,不能忽视它的片面性,但综合来讲,它的合理性是大于片面性的。直到现代,我们在评论作品时仍常持“文如其人”的观点,仍常用“气势”、“气魄”、“气韵”等等词语,推其本源,也还是肇始于曹丕“文气”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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