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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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宗智教授的农村社会经济研究，集中体现为三本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本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黄宗智教授在农村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本文拟从该书的内容、史料运用以及学界影响等方面对该书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书评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一、文章的主要内容及作者观点

作者黄宗智1940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注重对下层民众的关怀。

《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华北地区为研究范围，深入分析了自清初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小农特点、小农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的型式，分析了村庄与国家、士绅的三角关系及村庄结构的变化，旨在探讨小农经济的演变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①

作者从分析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农场入手，首先对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农场进行了概念厘定，经营式农场依赖雇佣劳力，不会忍耐劳力过剩的状态；而家庭农场则主要依靠自家劳力，被迫忍受劳力过剩的状态。在劳动力的使用上，经营式农场效率高于家庭农场。通过对满铁资料的对照分析，作者得出大部分在村富户是经营式农场主而非出租地主，在其后文中作者将指出，经营式农场为何优于出租地主制。

对于经营式农场、家庭式农场以及出租地主的土地在本区所占数量的大小，作者推算出在二十世纪30年代经营式农场占耕地面积的9%―10%，而家庭式农场却占耕地总面积的80%，具有压倒性优势。就经营式农场主与出租地主的对照，作者在此纠正了“自然村内富户通常是出租地主”的这个常见误解。作者指出，大部分出租的土地为村外出租地主所有，而村内的富户占绝大多数是经营式农场主。

农村租佃和雇佣关系的蔓延，是随着长期的人口增长和家庭手工业商品化而来。作者进而讨论人口增长和农业商品化对小农社会分化的影响。

作者基于二十世纪关于冀东丰润县米厂村的实地调查资料，探讨棉花种植的传播是如何导致小农分化。在冀东，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缘故，在引进棉花种植之前，农户普遍种植高粱。种植棉花相对种植高粱需要更多的劳力和肥料，更大的投资带来更大的利润，棉花单位面积的总收入价值要比高粱高出近两倍，种植棉花对大部分农户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一个无过度意外支出较为幸运的家庭便可因改种棉花而收益倍增，甚至略有积蓄购置田地；反之，若遇上自然或人为的灾害，一户种植花的小农遭遇的损失远大于种植高粱的损失，甚至被迫抵押土地，沦为佃农或雇农。棉花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较大的风险，促进了社会分化。

长期的人口增长和棉花种植扩展，很快为华北平原提供了手工业商品生产的条件，而手工业商品生产则进一步刺激了棉花种植的扩展。但为市场而生产的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农户从事种植棉花的收益，有助于维护家庭式农场经济，使它不至于在人口增长和社会分化的压力下崩溃，阻碍了小农分化和经营式农场的进一步发展，维护了家庭式农场经济的稳固。因而小农经济在中国接触近代世界之前就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商业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人口的递增与流动，在小农经济内推动了一个连续不断的社会分化过程。

中国的植棉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及至50年代，山东的原棉多供应青岛的日本纺织厂。青岛日厂决定棉花的需求程度，日本经纪行决定棉花的标准和价格，华商仅限于地下层的贸易。日本公司支配性地控制了此区的棉花贸易结构。当日本把经济扩张进一步变成殖民掠夺时，它有意将华北变成日本工业庞大的棉产区。在河北，棉花多为民族工业生产，因而，在此区民族工业的影响较外资工业大。

世界商品市场，日本侵略和国内工业化结合而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结构上异于过去的棉业经济。但作者指出我们仍需注意到小农经济基本延续的事实。冀―鲁西北大片地区受棉花种植影响不大。很多县的自然村很大程度上仍是孤立分散的单位，与国家和世界经济系统的连结有限。世界经济并没有使小农经济崩溃，只是促使小农经济沿着原先变化的道路更向前推进。这便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营式农场家庭式农场发展的背景。

在生产率上，作者对两者的产量，经济作物分布型式以及牲畜的使用进行了分析。作物的种植通常取决于生态与市场因素，因而在同一村内，作物布局的型式不会有太大区别。对于华北平原农业，耕畜是必要的，而蓄力的使用量却十分低。一个驴工的工资高于一个短工一倍的工资，而除中耕、翻地外，其他工作短工也可承担；当一个农场自我生产的饲料无法供应所养牲口时，便要向外购买饲料；饲料牲畜可提供肥料，但所得的肥料却只够少量耕地使用。因而在华北平原上一个以人力为主的高度集约化农业，无论在牲口利用还是单位面积产量上，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并没有显著差别。

另一方面，在劳动生产率上，经营式农场却比家庭式农场显现出明显优势，这主要缘于两类农场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不同。由于经营式农场是一个使用雇佣劳力来争取最高利润的组织，不会容许农场存在多余劳力，而家庭农场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贫农农场来说，却面临着劳力过多和劳力不足两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背离最合理的作物组合型和劳力运用。

对一个有地100―200亩的地主而言，自己经营农场比出租土地合算，然而拥有更多土地的地主则可以经商或放高利贷以获得更多收益。一方面，成功的经营式农场主为追求更高利润和社会身份转而发展其他业务如商业或高利贷；另一方面，因商业或仕宦致富的人投资土地，夺去了可以用于经营式农业发展的土地。

在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真正的致富之路并不在经营农场，二十经商或从政。上层社会体系不断地吸收成功的经营式农场主，因而经营式农场的出路是转为小农经济或进入上层政治社会体系，而不是更好更多的经营式农场。同时，作者分析出，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的相互影响下，经营式农场主无法在农场生产力上实现突破。

与之相对应的家庭式农场凭借着佣工和家庭手工业的相互补充，在生产力停滞或发展缓慢，人口增加以及社会分化的重重压力下，仍能幸存并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

在本书的第三编中，作者论述了国家行政力度对华北自然村的渗透问题。作者从讨论华北自然村的封闭性开始，作者通过实地的走访调查，在华北平原的村民多为以村庄为界的社交观，在村庄内部，有以中农的生活最为闭塞，他们可以在村庄内部解决自己的生活所需，也无过多的剩余产品与外界交换。社会和经济上的闭塞，与其在政治上的闭塞遥呼相应。作者认为村庄中存在自发的领导，这些村庄的领导多事庶民地主或富户，“只要村庄内生的权力结构继续村在，首事们多继续认同与自然村庄的利益，而不会甘愿作为外界政权的人。”伴随着清末至二十世纪以来华北小农经济半无产化过程而来的是紧密内聚村庄的日益松散化。雇农和贫农的外出佣工，与地主及富户移居城市是村庄整体关系日渐松弛额关键。商业化程度低的村庄内聚力强，面对国家政权、士绅势力等外界压力时大多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而商业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内部关系松散，为服务于外界势力的投机分子所摆布，因而导致了村庄和国家间新的矛盾，甚至出现土豪劣绅与恶霸的，蹂躏村民。

二、史料运用

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和农村往往困乏于史料的不足，作者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时，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关键。作者在本书的第一篇中，单独用一章的篇幅重点对应用的史料做了一个宏观的论述，可见作者对史料的重视。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史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日本满铁调查的统计资料、历史档案资料和亲身的调查走访资料。

作者对满铁调查资料最为看重，在本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也正是这部分资料。满铁资料的重要性，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满铁资料不失为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②”在论述引用史料时，作者首先对满铁资料进行介绍并做了批判性的分析。均衡利弊，作者得出“缺陷虽多，满铁调查仍不失为现存有关河北、山东自然村庄的资料中最详细、最精确的材料。③”根据满铁资料，作者将满铁所调查的33个自然村划分为7个类型，其中前四类可以视为代表性较大的村庄。正是对基于满铁调查资料的分析引用，作者对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才能做如此细致的分析研究。

除大量引用满铁资料外，作者还参考了历史档案和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使用到的档案主要是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刑科题本，宝坻县刑房档以及四川巴县的县档。对这些档案的整理分析，使得作者的研究时段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以便研究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发展的根源性问题。同时，这批历史档案与南铁资料互为参照，为作者进一步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然村内生的权利结构、国家行政力对自然村的渗透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同时，作者通过实地考察积累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也成为本书的亮点。作者两次实地走访日本满铁职员调查的两个村庄，对照满铁资料验证其可信度。在第三编中论述华北自然村的闭塞程度及村内居民的感观看法时，主要依靠的是作者走访询问当地老村民而获得的口述史料。

三、学界影响

“内卷化”（ involution，或曰 “过密化”）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明清及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继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内卷化”概念的提出又一次激起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讨论，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并且扩展到对于中国社会的各个研究领域。④黄宗智运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将宏观研究和微观分析结合，探讨明清时期及其后华北和长三角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突破了中外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传统分析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柯文所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以说是在这一研究领域率先开启了破除西方中心观的道路。⑤

但是与此同时，在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另一种范式开始显示出极强的影响力。在国内学界，由 1998 年由李伯重等翻译出版的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开始，中经 2000 年引起重大争议的《白银资本》，到 2003 年翻译出版的《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将中国明清经济置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视角之下时，中国的经济地位变得日益显著，而过去所强调的中国与西欧的社会经济差距被认为过于夸大和片面；同时，在方法论上，比较史学的影响日益增大，对于潜在的“西方中心观”的检讨更为深入。

注解

① 叶显恩.评介《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J].历史研究，1986，（6）.

②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③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④ 凌鹏.围绕“内卷化”的讨论――一次新的范式转型[J].开放时代，2006，（5）.

⑤ 但就一些国内外学者来说，黄的方法并没有彻底地破除西方中心观，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 82―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