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君:扇社会一个嘴巴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蔡尚君:扇社会一个嘴巴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蔡尚君看来，他能够获得威尼斯最佳导演奖的原因正是“用新颖的方式拍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人山人海》，直接被译成《Peoplemountain Peoole sea》。这，个粗砺晦涩的中式英语译法，外国人并不能真正明白其中含义，但这部关注中国底层农民的影片，足以让他们看到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侧面。
“用新颖的方式拍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让导演蔡尚君获得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
“这是个体宿命的悲剧，更是时代的创伤。一大堆的灵魂发出哀歌，逆风而来，他们团结在一起，等待明天。”这是《人山人海》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的宣传册中的两句话。
1 这个复仇农民的故事，原本是连《人山上人海》的编剧之一顾峥都不看好的。
“有什么好说的呢？有什么好写的呢？”这是两年前顾峥丢给蔡尚君的两个问号。
蔡尚君也不知道。中戏毕业、编剧出身的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意思”将通往何方。
缘起是2007年一则看起来颇为传奇的、激起了当年媒体沸沸扬扬报道的新闻，关键词“五兄弟万里追凶”还成为了一条百科词条：贵州六盘水猴儿关乡五兄弟，在以摩的拉活为生的六弟遇害、被劫走摩的，且警方毫无头绪后，历时一年零四十八天，展开民间大搜捕，追遍大半个中国，终将亡命凶手擒拿归案。
看完报道的蔡尚君，一直记得这个故事。
时隔一年后，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他和顾小白、顾峥侃大山，这个题材突然蹦出脑海。他记得他们聊天的咖啡馆叫做“等待戈多”。
彼时，他手上运作的一个项目流产，正在寻找新的项目。“五兄弟万里追凶”就像是他等待了许久的面孔虚幻的“戈多”。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在那个地方发生？当地大的地理环境是什么？人们的生存背景是什么？五兄弟的家庭构成是怎么回事？亲戚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教育程度怎样？
带着上百个问题，蔡尚君、顾小白、顾峥一起到了事发地。
先是通过朋友找到当地的宣传部门，对方一听，他们是要打听这事，立即对他们敬而远之。三个人索性自己登上了开往六盘水的长途大巴。
大巴在盘山路上蜿蜒了四五个小时。路边就是悬崖，偶尔看见小村寨依山而建，“没有别的路跟外界相通，其实很孤寂的一个地方。”而一进入六盘水新城，新落成的繁华楼盘让蔡尚君一阵恍惚。再到老城，繁华又变成颓败，一路上的变幻让他感慨，小城镇城市化进程中的“这种分裂太强烈了”。
穷，贫富差距，山城孤寂，民风彪悍。蔡尚君亲见，路边两个人，一个不对付，就掏刀子相见。
“人心不平时，就容易人心叵测。”这让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蔡尚君―下子理解了为什么一辆摩的就能让人起杀人越货之心，
三人找到了五兄弟，并跟着老三专程到家里走了一遭。带着一肚子的问题，三人去问、去听、去看，渐渐厘清脉络，试图在诸多媒体报道的杂音中寻找自己的落脚点，“我们了解的那些情况，跟新闻报道不太一样，那些经过已经被炒作得太传奇了，而真正这五兄弟是怎样的人，并没有写太好。”
在他看来，富有民间智慧的追凶主力老三，“本身就是很有魅力的人，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形象，跟传统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完全不一样，从文学人物的形象考虑，这个人是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
包括老三在内的五兄弟，就这样被浓缩成《人山人海》的主人公老铁――出去闯荡过、又不得已回到家乡的一个农民，原本是个失败者形象，城市化进程的牺牲品;他打算偃旗息鼓，然而兄弟遇害、政府无力缉凶的残酷现实，又将他的命运改变，他选择了用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公平、公正。
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奋力呐喊。蔡尚君渐渐摸索到了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所在。
在为威尼斯电影节准备的宣传册上，可见“关于故事”部分的这样的介绍：“欠发达的中国的西南地区，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美国西部电影中的情景一样，因为警力的缺乏和丛林法则，法律成为了一种奢侈品，滋生大量未侦破的犯罪案件……”主人公的追凶，“揭示了当下中国这样一个矛盾：当你不能期待从官方程序、法律或公权力中取得社会公正时，你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行动去获得幸福、权利和尊严，每个人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蔡尚君看来，他能够获得威尼斯最佳导演奖的原因正是“用新颖的方式拍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2 站在威尼斯的领奖台上，蔡尚君最后感谢的是“生活带给他的智慧和勇气”。 2011年9月7日，蔡尚君在意大利威尼斯第68届电影节上。
《人山人海》是蔡尚君执导的第二部影片。在此之前，2007年，蔡尚君发行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红色康拜因》。再向前推，他所做的跟电影相关的事情是，为张扬执导的《爱情麻辣烫》、《洗澡》、《向日葵》等影片做编剧。
从张扬的御用编剧，到自己主舵做导演，这中间，蔡尚君经历了很多。
譬如第一次做导演，项目做了一半便中途夭折。拿着15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制作经验。在中国的电影圈做导演，需要摆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但蔡尚君连制作人都搞不定。
而若干年后，蔡尚君操作流产的项目，到了另一个导演手中，变成了一部盛名之作，电影的名字是《孔雀》。
这次失败让蔡尚君的导演之路缓行了好几年。不幸亦是幸事，他趁势进入一家专事影视的文化公司，从头到尾操作一个又一个电影的海外发行项目。从立项到跑海外发行圈，蔡尚君在电影圈中的身份从单纯编剧角色变得多元起来。他从当初的一个电影圈中的溺水者变成了善泳者，几年下来，他积累的经验足够告诉他，一部片子在不同的海外市场会有怎样的预期。
运作手段的成熟以及资深编剧的出身，让蔡尚君获得了3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来做《红色康拜因》。投资人正是他就职的文化公司的投资人。
比起为张扬编剧的偏克制、温和的作品风格，他更青睐由自己做主的偏残酷、冷静的风格。《红色康拜因》讲述―对失地农民父子的残酷人生：在外打工5年未归的男人，回到破败家中，面临的是老婆的病故和儿子的仇恨;而这个记恨自己父亲的满脸冷酷的少年，在与父亲一起做“麦客”（帮别人收割麦子）的过程中，与父亲的关系从紧张到和解，最后却又重复了父亲的命运，到城市中去打工。
这部作品寄托了太多蔡尚君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农民进城的民工潮、留守乡村孩子的教育、失地农民的无根和无望――“他们在城市和乡村间游荡，他们是没有家乡的，但在城市中他们仍然一无所有。北京前段时间的新闻不是在说嘛，三十多个打工子弟学校被关了。这些人就像老鼠蟑螂生活在阴沟中，没有任何保障。”蔡尚君说。
在《红色康拜因》中，失地父子原本建立起来的一点点温情部被现实的无奈一扫殆尽――在外打工的儿子，带着营养品回到家中，不过是为了偷返乡后的父亲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钱。
这是一个在时代的潮流中，被时代不断耗损的农民群体的写照，他们无奈地、被迫地去顺应时代，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拍《红色康拜因》时，正逢中国政府为农民减税的政策。蔡尚君感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你关注的事情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冒出来，给你呼应，给你思考”。
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说，《人山人海》是《红色康拜因》的精神上的延续。
那个出去过的农民回到家乡，依靠宅基地生活，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他面临的是更残酷的不公。这种不公让他无法再沉默下去，不得不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发声。
“若干年前讲过知识改变命运那套，现在知识改变命运则成为了偶然。”他如此解释到了《人山人海》阶段，农民所面临的更具撕裂感的疼痛现实。
有人问他，为什么就那么关注农村的问题？
他说，这就是他目光所及的东西，是“我们感同身受的一些事情”。他不反感被人贴上“关注社会底层的导演”的标签，“今天我们不应该关注这些人么？我不关注他们，我关注谁呀？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些。上面跟我没关系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你想关注也轮不到你关注啊。”
还有人说，这个电影关注的群体却不太能接触到这个电影，能看到这个电影的群体却也无法切身体会。
对于这种论调，他推崇他的朋友、导演刘奋斗的说法，你作为一个导演，你是有话语权的，电影是奢侈的表达，就像一个老和尚开坛讲经了，你能影响多少人是你自己的能量了。
3 蔡尚君把《人山人海》的剧本拿给他的朋友、编剧宋方金看，看完后，宋方金评价他说：“老蔡你是一个愤怒的人，你想表达你的愤怒，老想扇社会一个嘴巴。卓别林也是愤怒的，但是他令人欢笑，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愤怒。”
“我说是是是，你说得太好了，但我试图去做到，很难做。”蔡尚君承认自己是个老愤青，“有点理性主义，还不够成熟。这口气憋着不表达我就不舒服。”
“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一般会有两种，一种是文如其人，一种是正好相反。我现在是处于后者的阶段。”
生活中的蔡尚君并不是一个容易愤怒的人，信佛，待人平和，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在微博上很少慷慨陈词。尽管如此，他还是自称“我可能内心有时候相对于表面更悲观一点。表面我会是挺乐观的人，但是内心看待问题上还是有一些相对悲观的。”
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而行，哗啦啦地就走了，能探出头来望望的机会都很少，身不由己却看不到前景。“中国是大家都活在今天，明天什么样？谁知道啊。”他如是说。
蔡尚君有一个朋友，当年是的一个干部，10年前从政府部门辞职。三十多岁时随身就带了几千块钱去了加拿大的一个省。“他当时也是上不去了，他那一堆同事不是升了，就是抓了。”他的这个朋友开始了在加拿大的创业，为当地解决了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当地的市场管理者隔三差五就会登门拜访，问这个曾经的中国政府的干部，我能帮你什么？
“我的朋友说，在中国做企业，一般都是5年后就倒了，小的时候没人理你，你大了，一帮人想弄死你。在国外，第一年做死的太多了，能扛到第五年，说明你就离成功不远了。”蔡尚君说，他当年的那帮同事就跟他说，“谁也没有这样一个信心，告诉你明天是怎样的。摸着石头呢，谁知道你摸着哪呢？” 《人山人海》剧照。
蔡尚君说自己的父辈一代是老实巴交的一代人，他们坚信日子肯定会好;他有些朋友也会坚信。朋友在聊天时跟他说，光抱怨没有用，你就从今天、从自己做起吧。他觉得这是一个理胜的态度，每人都做一点，凝集起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
就这样，他把他内心的那些愤怒和理性都注入到电影中。
“五兄弟万里追凶”的真实结局是，兄弟几个接到线报，在某砖厂围堵到凶手，租了一辆面包车将他抓回到警察局;警察却不敢接手这个真凶，反而告诉兄弟几个，他们没有权利去抓人。
很反讽的现实。蔡尚君和顾小白、顾峥将此转向成一条不归路――跟老铁一起在重庆打工的工友染上毒瘾，和无业游民设计骗走了老铁的钱，老铁的应对方式是敲碎了无业游民的脑袋;老铁又与前女友重逢，发现她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前女友嫁人，男孩不得不寄养在母亲的亲戚家，男孩与老铁见面，老铁却没有能力带走这个儿子;老铁终于在黑煤窑寻到了杀死自己弟弟的凶手，却发现这个亡命徒，因为不安分于井下的类似小王国般的环境，被人给砸死了。
老铁遁入一个更黑暗的地方，他选择了用引爆煤矿的方式与之同归于尽。“其实挺无望的。他们两人的私仇消失了，但周围的黑势力太糟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太糟糕了。那这有限的觉醒就是，他用仅有的一己之力，来反抗现实。”
这是一个更有戏剧张力的结局。用蔡尚君的话说，他是想用这个不归路的结局来跟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做警示性的对照。
这个看上去有点绝望的结尾在他看来充满了向死而生的力量。“就像菩萨也有愤怒像，示愤怒像做狮子吼你才能震慑这些恶和黑暗，但是你的发念一定是善良的、慈悲的。”
蔡尚君说，“报复是为了获得公正。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当尊严被破坏、公正被抛弃、人性被摧毁，大多数的人选择的是随大流、顺势而行。我喜欢老铁固执地去寻找凶手的故事，最后演变成一种本能。走向命运和自我觉醒的上千里的路程，尽管这种觉醒是有限的，但依旧是黑暗中的一抹光。面对最后的镣铐，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抗争，以暴制暴，这是无产阶级的最后的武器。”
这是他在电影中寄托的梦想。他做不到像他喜欢的小津安二郎那样，在电影中注入那股子至纯至善的温暖，他就去做到他能做到的，就是像主人公老铁一样呈怒吼状。
就像一个网友在影评中所说的，“它跟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其他三部华语片都不一样，更直接更绝望更无遮无拦也更无地自容地展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一个侧面。”
只是这样的怒吼，看上去有点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