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隆多夫来点光,来点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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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移动

曾凭借1979年作品《铁皮鼓》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

导演施隆多夫，10月中旬受北京的德国电影节之邀来到北京。

在见面会上谈到他新出版的中文版自传时，他半开玩笑：

“读自己的自传我很容易会哭，因为里面有太多伤感的瞬间啦”。

在北京，施隆多夫与姜文互相“礼尚往来”了一番：姜文说起当年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后期手头拮据，偶然有机会结识到施隆多夫，施隆多夫慷慨地请姜文到德国他的制片厂去做后期，他称施隆多夫为自己的“贵人”。而施隆多夫则跟他以“弟兄”相称，说当年看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素材片就心生欣赏。“有一幕是马小军躲在床底下，看到一个姑娘走过来，双脚穿着鞋，腿露在床沿下，看上去好像这个姑娘除了鞋什么都没穿一样，因为摄影机是在床下拍的，这充满了想象空间。”与观众见面之后，施隆多夫还特地到了北京怀柔姜文的拍戏现场“探班”，并将一把自用的导演椅赠给了姜文，相约要在未来合拍电影。

施隆多夫1939年出生于德国威斯巴登，现居柏林。除了《铁皮鼓》，他的代表作还有《青年托尔勒斯的迷惘》《推销员之死》等。“在拍摄我的处女作《青年托尔勒斯的迷惘》时，有一次摄影师弗兰茨・拉特问我，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主题是什么？我用黑森州的方言回答他―并没有想到更深的寓意：‘哎，弗兰茨，来点光，来点影子，来点移动。’”

后来在拍摄现场，光、影和移动这三个词就成了这位德国新电影代表人物工作的中心内容――要尽可能地把看到的东西展示出来。“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做得隐蔽些”。施隆多夫自称最初想拍的是喜剧，可是如今拍过了36部片子，没有一部是喜剧。藏在那么多沉重严肃的片子后面，他却忽然拿出了这本诙谐直率的自传来。在“漫长的倒叙”中，施隆多夫写到了“失去母亲、在林子里成长、不同的爱情故事”里的自己。他的这本自传，从二战后期的童年生活一直写到他的电影之路，还记述了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阿瑟・米勒、马克斯・弗里施等著名作家的交往，笔法平实而坦诚。

施隆多夫回忆了《铁皮鼓》获得奥斯卡奖那天的情形：“‘这是德国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获得奥斯卡奖，其中的原因我们大家都清楚’下面是一片冰冷的沉默。我急于解释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德国战后没有产生一部配得上奥斯卡的影片，因为弗里茨・朗、刘别谦、比利・怀尔德和所有的天才导演都跑去好莱坞了。我们这些新一代电影人，想要搭建一座桥，能够与1933年以前连接起来但没有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大厅里开始骚动不安。很快我就被人护送到了舞台后面。”

自传里，施隆多夫调侃自己的电影之路最初像个“推销员”那样：在电影院里看到了大导演弗里茨・朗，放映结束后就上前去找导演打招呼，之后就不断地尝试联系。也讲到了拍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的过程：“我在美国人身上学到了‘Just do it’，跟阿瑟・米勒合作是最容易的。”但谈话中的施隆多夫，最常表露出的，还是法国对他深入骨髓的影响，毕竟那是他17岁到21岁拍电影与发现世界的地方。“开始我想留下来，可是法国人说，法国已经有太多电影人，回到德国去吧。25岁我回去时，德国还没有严肃又有趣的电影。最近法国人重新发掘了我，我前两周在巴黎刚拍成了两部片子，我觉得自己还是最像个法国导演”。

施隆多夫比喻现在的德国电影就像《铁皮鼓》中的“小奥斯卡”：他虽然是侏儒，可一旦发声，声音特别大。“和好莱坞电影工业相比，德国电影虽然要小得多，但是每个德国电影人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我是怎么成为导演的？

在自传中施隆多夫提到，15岁时他就知道自己最想做的事是成为一名导演：“我从小住在林子里，周围没有电影院，但我喜欢看书，那是我逃离现实生活的办法。一边读，我的脑海里一边就有画面在上演，没有人知道，我的导演生涯从那时就开始啦。”但就像许多艺术家的童年一样，施隆多夫的医生父亲起初反对儿子的爱好，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找一份体面的工作。17岁那年，施隆多夫一心奔向了神往已久的法国这个电影大国，没有任何专业训练，半玩半学着。21岁时他就开始与导演路易・等人合作拍片，并且一拍就连拍下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