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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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校适应是判断学生学校融入及身心发展的重要依据。学校适应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状况的好坏，还对其社会融合程度具有比较大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在公立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适应比较研究、公立学校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的学校适应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群体学校适应差异性的相关因素分析。本文试图对已有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特点与不足进行梳理。
关键词 学校适应 公立学校 打工子弟学校 农民工随迁子女
“社会融合”是西方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1]。农民工随迁子女作为外来群w，在由自己的家乡流入城市的过程中，无论是语言、风俗，还是价值观与规范等很多方面都面临着转变与融入的问题。这种转变与融入过程实施情况直接影响到自身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个人社会角色的建构。而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是其主要生活场所之一，学校适应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状况的好坏，还对其社会融合程度具有较大的影响。此外，随着“两为主”政策实行的不断深入，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以公办学校就读为主。关于流动儿童与当地儿童到底应该采取混合就学还是单独就学的方式，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议与疑惑，本研究有助于争论的进一步明朗化。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已有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特点及不足进行梳理。学校适应是判断学生学校融入及身心发展的重要依据。学校适应一方面指学生的学校表现，另一方面指其参与学校活动的程度以及对学校的情感态度。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为学校适应代表这样一种状态：学生不仅取得学业成功，而且能够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国内研究基本采用国外对学校适应的划分方法，主要从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学业适应、情感适应和心理适应等方面来考察学生的适应状况，分析维度总体比较统一，具体指标选取上存在一定差异。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在公立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适应比较研究、公立学校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的学校适应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群体学校适应差异性的相关因素分析。根据已有文献，笔者将主要从学习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此进行相应评价。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适应性分析
学习适应性是指能够克服苦难而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是一种学习适应能力。何资桥在研究中发现，除了在学习环境适应性上随迁农民工子女比城市居民子女差外，他们都能够较好地适应初中学习[2]。但也有研究指出，上海公办学校中的外来农民工子女对学习环境满意度上优于上海学生。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上海公办学校的环境较好，另一方面上海本地对待外来农民工随迁子女比较包容、友善。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学校不是最好的，但是与他们家乡学校相比，学校条件更让他们满意，这也让他们十分珍惜这种学习机会，学习更加刻苦[3]。李晓巍研究发现，在学业行为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在学业行为指标上得分显著低于女生。在他看来，这可能是因为男女生在性格特质方面的差异。此外，在八年级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行为方面，不存在学校类别的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学校或者公立学校得分都较低。作者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从而导致不能参加高考，这使得流动儿童在初二时面临去留的抉择[4]。
在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适应相关因素更广泛的研究中，王晓燕指出，在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在学习适应上大致呈现这样的趋势：对于那些年龄越小、来城市生活时间越长的随迁子女，因其可塑性比较强，在学校的环境中更多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更容易养成城市的行为习惯和交往习惯。所以，农民工随迁子女获得较好的学校适应的关键因素在于来到城市的时间与年龄。研究还指出，语言因素是影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学习适应性的重要因素[5]。蔺秀云在研究中发现，在父母教育投入与学生自己学习投入、学业表现上，打工子弟学校随迁子女、公立学校农民工随迁子女、当地儿童三类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父母教育投入上得分最高的是公立学校本地儿童，学业表现和学业投入上得分最高的是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各项得分都最低的是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此外，儿童自身感知到的父母的期望与父母期望之间的差距是影响儿童学业表现的因素，期望差越大、父母投入越多，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越好[6]。植村广美通过与北京市当地儿童进行比较，发现农民工儿童在家里一天的学习时间比北京市当地儿童长，由此得出农民工儿童较当地儿童学习上进心更强。研究进一步指出，就北京当地儿童来说，家庭月收入、家庭文化水平、父母的学历、父母对学历重视的倾向等与儿童的学习上进心呈正比。但在流动儿童群体中，虽然父母对学历重视倾向越高、家庭文化水平越高，儿童学习上进心也越高，但是家庭月收入和父母的学历越低与儿童上进心呈反比。作者认为，户籍管理制度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7]。
课程与教师职业能力也是影响学生学习适应的因素。蔡春驰提出，可以通过将合适的教育资源和活动转变成课程来促进流动儿童与当地的心理和文化适应。具体来说，依据流动儿童社会生活和教育需求确定融合教育的课程目标、构建融合教育内容，根据随迁子女农民工子女的特点在课程实施时贯彻渗透性、活动性、合作性原则，并根据随迁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的指标体系来评价融合教育的效果[8]。黄兆信提出，面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融合，教师职业能力面临挑战。他认为，教师应该树立平等、尊重的教育理念，包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差异与不足；实施满足农民工子女特殊需求的课程，改进教学方法，关注他们的学习基础与生活经验与心理特征；加强与学生的交往、心理辅导技能，关注并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9]。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人际关系适应性分析
人际关系适应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的重要方面。在同伴关系方面，不被同伴接受的儿童中途辍学率和旷课率很高，而且与受欢迎儿童相比，其学习成绩普遍较差。在师生关系方面，师生关系亲密的儿童对同学与学校的情感态度与关系更加积极，也更加积极参加班级、学校活动，其在良好个性品质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方面更加有利[10]。国内学者刘万伦的研究发现，在学校环境中，师生关系是影响学生学校适应的一个重要变量，它一方面是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的反映，另一方面影响着儿童的学业成绩和学校的适应行为[11]。
关于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人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同伴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研究。周皓在研究中指出，学校的同伴关系与儿童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况密切相关，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12]。丁芳在研究中发现流动儿童对自身所属的群体具有内隐的消极认知，对外群体即城市儿童表现出偏爱。本地儿童存在内隐内群体偏爱，对流动儿童具有内隐的消极认知[13]。在师生关系研究中，李小青指出，师生关系中的低冲突性、支持性、关系满意度显著预测流动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14]。有研究发现，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与教师之间师生关系良好，绝大多数的流动儿童喜欢他们的老师，认为班主任对自己态度好。师生关系与流动儿童学校适应密切相关，对老师的喜欢甚至有利于流动儿童同伴关系适应[15]。谢尹安在研究中指出，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相比，就读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感受到了来自老师更普遍的关心。此外，作者还将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划分为紧密矛盾型、亲密和谐型以及疏远平淡型三种类型，其在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之间分布比例差异显著。公立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在人际交往的心理距离方面要显著高于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学生，包括同伴心理距离和教师心理距离[16]。进城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在人际关系适应（人际交往技能、人际主动性）方面差异显著。
还有研究者对影响师生关系的教师接纳意愿进行了研究。许传新研究发现，明确表示愿意接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师只是少数。对学校资源空间的判断、对两类少年儿童素质的判断（表现在认为“外来学生”在学习方面不如“本地学生”）以及对现行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的认同度是影响教师接纳意愿的三个重要因素[17]。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人际关系适应相关因素更广泛的研究中，许传新指出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公立学校人际适应的主要因素有参加学校活动次数、到城市就读时间、社会剥夺感与排斥感、就读年级、每天看电视时间[18]。吴新慧也在研究中发现，不同性别和年级的学生在师生关系的评价上存在差异，女生、低年级的学生对师生关系的评价相对高些[19]。
流动儿童人际适应的已有研究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人际关系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基本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尤其是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的随迁子女在人际关系方面最需要关注。学校适应应该是教育融合的重要体现，融合教育的关键在于互动，在于去内卷化，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人际交往技能，增强其人际交往能力，改善其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应该是提高其学校适应的关键点。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适应性分析
心理适应主要是指随迁子女能否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从情感上接纳和适应外部环境及周边的事物。有研究发现，不论是抑郁感，还是孤独感，三类儿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以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或抑郁感最强，其次是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心理状况最好的是本地常住儿童[20]。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相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情绪问题得分明显更低。公立学校的随迁子女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随迁子女在行为适应方面和情绪适应方面表现较好[4]。由此可以看出，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在心理适应方面更需要关注。
学校的满意度与归属感也是心理适应好坏的综合反映。学校满意度是指一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学校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21]。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存在学校满意度差异，公立学校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学校满意度有显著的年级差异。师生关系与学校满意度密切相关，可以根据师生关系中的低冲突性、支持性及亲密性对流动儿童学校满意度进行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行为中的学习效能感及学习兴趣可以对流动儿童学校满意度进行显著正向预测[22]。还有研究发现，师生关系不良会对儿童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表现出退缩、攻击等行为，感到孤独并对学校持消极态度，进而导致辍学及心理障碍等问题[23]。
自尊水平也是个体心理适应的重要体现。集体自尊是个体自己以及感知到的他人对自己所在社会群体的满意程度，反映了集体统一性状况[19]。它对儿童学校归属感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是对集体良好感、尊重感与价值感的反映[24]。有研究指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集体自尊与学校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具体体现在学校融入、同伴关系、学校投入及教师行为。流动儿童的集体自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小学阶段流动儿童集体自尊高于初中阶段流动儿童，转学次数与集体自尊水平负相关[25]。
除了以上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适应、人际适应和心理适应的研究，还有的研究者对学校适应进行了分类探究。黄宁将学校适应的指标分为学业自我评价、学业动机、心理健康水平和问题行为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他将儿童学校适应状况分为良好型、闲适型、紧张型、高危型四类。具体表现方面，学校适应良好型儿童，在学业自我评估、学业动机和心理健康水平三个方面的得分为正向，在问题行为上的得分为负；在紧张型的儿童中，学业动机为正向，而心理健康水平为负向；闲适型儿童与紧张型儿童表现完全相反；高危型儿童的表现与适应良好型的儿童完全相反[26]。李晓巍从内化情绪问题、外化问题行为、师生关系和学业行为四个方面，将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分为三种类型：和谐型、一般型、高危型，分别占27.9%、48.1%、24.0%[4]。
四、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研究的评价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以来，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剖析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
已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研究热堇纯矗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学校环境，比如学校类型、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方面的讨论，对家庭与社区因素讨论较少。二是从研究视角来看，已有研究既有从心理学视角进行探讨，也有从教育学、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讨论，心理学研究较多。三是从研究层次来看，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问题的研究，从最开始的对学校环境的关注开始逐渐深入到对家庭与社区环境的关注。四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既有质化研究也有量化研究，质化研究较多。
尽管已有研究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比较深入的探讨，但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一是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的教育学探究较少，比如学校方面，教师教学方式、课程内容设置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适切，是否需要在教师教育课程方面进行多元文化的课程安排等；在家庭教育方面，父母的教育方式、父母对子女学业参与方式与频率、父母对学校教育的参与等对子女学校适应的影响；在社区教育方面，如何创设一个更有利于融合的社区环境、社区文化与活动在学校适应方面的实效性等，目前国内缺乏比较权威的研究。
二是已有文献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问题量化研究较多，比较深入的描述性个案研究较少，以致于缺乏对该问题有一个立体、饱满、有血有肉的深入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其需要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后续研究既需要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研究视角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研究方法，也需要人类学视角的更多研究探讨。
三是已有研究缺乏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适应理论与模型的再建构。在理论方面，一方面这些理论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理论基础的差异性存疑，另一方面已有理论是否关注到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的独特性也有待研讨。在模型方面，现有研究多从家庭、学校、社区单一维度进行模型建构，综合学校、家庭、社区等多维度模型建构的严格的量化研究设计比较缺乏。卓然等在《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研究框架探析》一文中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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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燕（1983-），女，山东聊城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闫站站（1983-），男，陕西咸阳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