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萧条”的预言将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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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将高达11.5%，受到世人瞩目。但对于中国在2008年奥运之后的经济走势，国内外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时而是“中国传递通货膨胀论”，时而又是“中国传递通货紧缩论”；时而是“中国”，时而又是“中国即将崩溃论”。其中2004年曾经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震动的佩佐夫 “中国大萧条预言”，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笔者在此重提该预言，以期引起国人的重视和警惕。

一个值得警惕的“中国大萧条预言”

提出“中国大萧条预言”的佩佐夫是一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信徒，他在读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之后，将中国2001～2004年与美国1921～1929年进行比较，认为今天的中国都在重复过去美国所犯下的每一个重大错误，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必然走80多年前美国走过的路，必然步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的后尘。佩佐夫甚至基于奥运会时间点的考虑，认为中国发生萧条的具体时间会在2009年前后。

罗斯巴德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早期代表，曾经提出的“美国大萧条预言”变成了现实。对于中国，2008年的奥运在即，佩佐夫预言的2009年也已不远，不管奥地利学派新信徒佩佐夫的这个耸人听闻的预言是否会成为现实，我们都应该去关注和防范。

佩佐夫的“中国大萧条”预言，是将今天的中国、美国与80年前的美国、英国相比较而提出的。他认为今天的美中就像当年的英美，一个是超级强国，并且是个正在衰落、储蓄不足的净债务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经济巨人，并且有着丰富的贸易盈余，是一个净债权国。他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着一次通货膨胀性信贷扩张，其规模之大让美国喧嚣的1920年代相形见绌。大萧条的种子正是以这样一种类似的形式在中国种下了，繁荣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正是二者共同的表象。

中国的现实恰恰与佩佐夫观点相左

今天的中国、美国不能与80年前的美国、英国作简单类比。佩佐夫的“中国大萧条”预言，是将今天的中国、美国与80年前的美国、英国简单类比而提出的。但是今天的中美和当时的美英实际情况却相差甚远。今天的美国和80多年前的英国确实极为相似：过度扩张军事，巨额的外贸和预算赤字，以货币大幅贬值来向有贸易盈余的净债权国转嫁债务。

而不同于当时美国的战争崛起道路，今天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而且还只是刚刚起步。美国GDP总量在1895年左右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在1900年左右GDP总规模占全球份额就达到了50%，也就是说在出现大萧条之前的20～30年，美国就已经是个真正能够与英国分庭抗争的强国，而中国目前GDP总规模占全球份额只有4%左右，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争第一；而且从人均量来看还相当低，目前只是刚刚走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步，一部分农村人口处于绝对贫困中，还有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因此，今日的中国与当时富裕的美国有着很多的发展差距，而这个发展差距就蕴含着巨大的潜在需求（包括劳动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等），会带动一个充满持久活力的市场。在正确的宏观调控下，这个巨大潜在需求的成长就会以相对动态均衡的形式而不是以过度繁荣后的大萧条形式出现。这为抵御大萧条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能够保持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

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可持续到2020年左右，即使未来“人口红利”优势被耗尽，也并不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统计数据显示，1982～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目前中国就处于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期。这一“人口红利”仍然可持续到2020年左右，一些保守估计也至少能够持续至2013年。

实际上，中国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而且人口红利消失，中国从投资和出口推动型经济向消费推动型经济的转变，更有利于充分就业、高消费和社会保障有力的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增加消费、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转变将能够维持中国经济较长时期内的快速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一个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战略过程，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将形成增长点多极化、多点释放“能量”的经济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一个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战略过程，东南沿海的优先发展、中西部大开发计划，振兴东北老工业地区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可以减缓“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趋势，使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在区域间交叉移动，繁荣在地区间渐进渗透、辐射，从而形成增长点多极化、多点释放“能量”的经济格局，不会出现因部分地区边际生产力下降而使国内资本大量流到海外，导致经济停滞的现象。

中国努力防止经济由繁荣转为萧条

确实，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背后存在着“萧条”隐忧。但也要看到，在GDP高速增长的背后，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流动性过剩等问题依旧突出，并且还出现了通胀压力加大和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等问题。此外，国际经济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大也增加了国内经济的潜在风险。具体表现在：2007年以来贸易顺差屡创历史新高；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上涨； 1～10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4%。此外，前10个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比前9个月又上涨0.5个百分点，呈现反弹之势。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处于趋热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持续繁荣的背后确实隐藏着“萧条”的隐忧。如何防止经济由偏热向过热转变，进一步防范经济的“大落”已成为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事情。

2007年的政策实践表明，中国政府能够根据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灵活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适时调整宏观调控力度。具体表现在：自2007年年初以来，央行频频动用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紧缩流动性。就在第三季度一个季度内，3次加息、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充分显示出了央行调控的决心。针对多次加息效果不是很明显，央行再次使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力度较强的货币政策工具“猛招”，法定存款准备金达到创记录的13.5%。

有观点认为，即使在准备金率、法定利率等工具使用受限的情况下，为有效回收流动性、控制信贷增长，央行可能创新有关的货币政策工具，例如，可能依托特别国债加大回购操作的力度、对贷款增长过快的银行有针对性地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还有观点认为，即使在中国央行的加息空间已经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必要时仍可以更加重视汇率政策的使用。同时，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除了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外，财政政策调控也会增多，货币、财政政策的双配合将日益凸显。类似今年以来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生产领域的管理，加大对民生领域公共支出的力度等。事实上，我们2007年已经看到了很多财政政策的影子，比如出口退税、特别国债等。

因此，尽管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只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完有可能让经济增长既不过于偏离潜在增长水平，又不出现“当前对未来的透支”，既防止“大起”，又防止“大落”， 拉长周期时间，减缓波动幅度，保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