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刘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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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旧石器考古主要通过地层学、年代学、器物组合分析来定义文化实体和适应策略.观察动植物成分.以及遗址形成过程。调查往往是根据进化论背景下，以对史前生活方式粗线条的重建而告终。现代研究强调建立区域序列及其更新世和全新世古生态环境条件的必要性。放射性断代使得各种发现建立年代学上的联系.并将全世界的考古记录整合到一起。在过去十年间，放射性碳、热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技术的结合.帮助学者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建立起合理连贯的全球年表。热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存在较大标准误差.碳十四年代的校正对距今4―3万年范围的测年存在模糊性，使得我们难以确定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准确起始时间。然而，鉴于目前这些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预料在未来十年会出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若没有详细说明，文中年代皆为距今年代。
“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史前考古学的诞生地――西欧。历史上它特指晚期智人、即取代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克罗马农人时期.以石叶为主的石制品组合与洞穴艺术所反映出的文化表现被视作新人类成就的标志。然而，甚至史前研究的先贤们对欧洲以外的情况感到困惑，有些疑问今天依旧，主要包括：（a）尼人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生存了多久；（b）沙代尔贝龙、奥瑞纳、格雷夫特等史前文化携带者的身份：（c）引起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是史前迁移还是气候变化。还有一些话题处于当前争论的前沿.例如：（a）向旧石器时代晚期转变是全球性的革命性事件还是一个渐进的过渡；（b）转变的动力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的，或两者皆有：（c）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的表现能否成为现代文化能力的标志；（d）在哪个时间点上，我们能够解释考古记录中现代行为出现的标志。
由于对相同证据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不可能找到令所有学者都满意的答案。下文将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进行考察，同时探究它们是否会在更早的时期出现。接下来将综述术语的混淆，评价旧石器时代晚期实体的地理分布，讨论现代行为能力的标志和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潜在原因。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性质是目前争论的焦点。考古材料和人类化石的各种镶嵌形态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人们一般同意.通过对特定时间点前后的全部文化行为和经济系统的比较，可以分辨一场革命.这意昧着我们需要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进行对比。这两个考古学时代延续的时间长短不同.前者从25万年延续到4万或3万年前，后者自4万至1万年前。因此，比较应限定在相同的时间跨度内。为了更好地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行为与物质表现的可能根源.本文只考虑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的最后三万年.虽然在革命来临之前的时段里.某些变化的先兆可能已悄然出现.
一些学者认为.至少在更新世晚期也许更早.现代行为的标志以累进的方式出现，因而并非革命：而另一些学者则视社会结构的革新与变化首先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然而，多数研究者同意，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缓慢变化相比.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见的文化与技术特征以及人口增张加速，并在欧亚到非洲表现出独特的全球性影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最重要的成就包括：原料与珍贵物品的远程交换、占据冰川条件下的北纬地区、进入美洲以及在近海和远洋航行上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检验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考古记录的变化预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到来这一假设.接下来将列举考古学家提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之特征，并对其独特性或更早的出现进行评估。不过，大多数已知的物质材料以及居址内外形态，都源自欧洲、西亚和北亚，对东亚、南亚或撒哈拉南部非洲所知甚少。因此，目前的图像存在着内在偏颇。尽管如此.我们会注意到北半球的广袤大陆.那里有一种文化的镶嵌现象（下面会提及），这套因素常被视为来自西欧，为其他人群所不见.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质构成简要概括如下：
1.旧石器时代晚期组合以柱状石叶的系统生产为表征，以石片生产为主的组合极为罕见。一个例外是东南亚和塔斯马尼亚岛.前者常见的晚更新世工业是以石片为主的和平工业，后者自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有人居住。更早的石叶生产.大部分在25-15万年前和末次间冰期.见于非洲、欧洲和亚洲。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生产变成了小石叶（bladelets）生产，它们被加工成各种形状的细石器工具。
2.有人认为.工具类型的高度标准化和形态多样化.将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旧石器时代中期区分开来。这类观察通常基于博尔德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类型建立的列表.与索纳维尔・博尔德和佩罗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类型建立的列表之间的比较。应该指出的是，这两个类型列表都以传统的形态学观察为基础.主要在20世纪上半叶为报道欧洲当地的石制品所建。博尔德类型列表中的无数类型后来表明是再修锐和持续剥片的结果。此外，莫斯特组合的工具类型比法国奥瑞纳组合类型要少的争议.最近由格雷森和科尔做了检验。他们认为，奥瑞纳工业在某种程度上比莫斯特工业更加丰富.但这一说法可能是由于分类系统不同所致。即便不是这样.仍没有一种理论框架能让我们评估和探索这些差异的意义所在。
马克斯及其同仁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中常见的石器组较高的标准化程度问题。虽然他们的分析仅限于雕刻器.但是证明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标本的标准化程度没有区别。
但是.尽管观察到这些现象.旧石器时代晚期许多区域的石核剥片策略和骨角器设计都无疑发生了相当迅速的变化（在几百年和一两千年内）。这些转变被解释为反映了形制的变化（比如传递文化信息），与功能需求关系不大。
3.开发骨角原料制作日用工具或祭祀用具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成为常见的实践。尽管这些原料在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很常见，却通常不予利用。有些人提出的，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前的骨制品视为精致加工制品的观点被摒弃。位于克拉西斯河口洞穴的荷威森普特组合.特别是布鲁姆伯斯洞穴的组合是例外。荷威森普特组合一般年代在8～6万年前，无疑是独一无二和孤立的文化现象。地层学和年代学上介于两个不含骨器的石器时代中期（the Middle StoneAge）工业之间。
另一个具有不同进化启示的案例是屈尔河畔阿尔西（Arc，/sur Cure）的沙代尔贝龙骨角器组合。人类遗物表明该组合原本为尼人所设计.但是它大约3.8-3.6万年前的年代，与克罗马农人最初进入欧洲的时间相当。因此，这一令人意外的沙代尔贝龙组合很可能是思想传递的结果，未必是所谓的面对面的文化适应。
4.研磨石器和敲击石器的系统使用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用某些地区的食谱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来论证最为合理，比如地中海地区和非洲。虽然已知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食用植物.例如黎凡特的许多遗址.但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背景中不见此类工具。
5.系统使用人体装饰品在欧洲和黎凡特都有记载.包括用贝壳、牙齿、象牙和鸵鸟蛋壳制作的珠子和挂件，被认为可用于传达自我意识以及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因此，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没有类似物品.表明没有社会单位身份的明证。可以反映个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唯一因素，是可用“操作链”来解释的石器生产。相似的操作顺序可以形容较为广阔地域内的人际互动。这很可能是婚姻制度的标志，但下这种结论还需更有力的证据。
6.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原料和贝壳的长途交换网可达几百公里。这与旧石器时代中期小范围的原料采办截然不同。南非的荷威森普特也许又是例外，因为该遗址的原料是从远处搬运来的.
7.旧石器时代晚期见证了优化狩猎工具的发明.如投矛器、较晚的弓箭和飞去来器。这些工具便于瞄准远处的动物，很可能提高了狩猎的成功率。不过，装柄的勒瓦娄哇矛头和莫斯特尖状器仍然不少。
8.在3.6万年前的洞穴、岩厦和露天岩壁上，开始出现人和动物塑像，装饰和雕刻的骨头、鹿角、象牙和石制品，以及抽象和写实的刻绘图像。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西欧，尤其是弗兰克一坎塔布连地区与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世界如此不同。这并非因为缺乏石灰岩洞穴或合适的岩壁，使其他地区的人群或萨满无法留下类似的绘画或雕刻。这种局地的繁荣.很可能与居住在世界两端、西欧和澳大利亚两大主要庇护区的觅食者所面临的异境和压力有关。如果需要证据来支持这个解释，那就应该从普遍的行为共性中寻求细节。
除了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物质要素.其他一些因素如遗址内的遗迹.包括墓葬和生存策略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现代行为的程度也颇有争议，它们包括：
储藏设施.一般分布在北纬地区.那里地下的低温能为食物保鲜。储藏行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以后出现，旧石器时代中期不见此类设施的记录。
用石头围筑保暖的火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有所见。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见有各种类型的火塘，但用岩石围筑的火塘几乎仅见于较晚的时期。
如庖厨区、屠宰区、睡觉区、废弃区等具有居住和狩猎特定功能区的空间结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较为普遍。这些特点在距今2万年以后出现得较多，其实在很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已有很好的例子.还有一些见于西欧和中欧的奥瑞纳文化中。这些特点可能反映了社会结构或游群成员的特殊组合，比如男子工作组。此类信息几乎不见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已知的例子包括南非的克拉西斯河口和玫瑰屋.黎凡特的卡巴拉和托尔法拉.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和阿布力克罗马尼，法国的格罗特16地点等。
墓葬见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它们存在所引发的争论有两点。一种建议视所有旧石器时代中期墓葬都是各种自然过程而非有意识埋葬行为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如果将旧石器时代晚期（包括后旧石器时代）的材料考虑在内。第二个问题由蔡斯和迪布尔提出，认为可以将象征行为视作丧葬实践的一部分。结合考虑旧石器时代中期墓葬如斯虎尔5地点的一些随葬品证据.其中一块野猪下颌骨被放在死者的手臂下，暗示我们仍然缺乏的许多细节。另外，斯虎尔5地点和卡夫泽遗址中的墓葬与早期现代人相关.因此不能作为当时人类所有的通则。
维生活动的潜在差异也被考虑来区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由于缺乏植物利用方面的知识，大多数讨论只能集中在狩猎还是腐食的问题上。简言之，目前的证据明确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人类都是狩猎者。在南非、黎凡特与西欧.选择的有蹄类动物以及狩猎技术和搬运整个动物还是部分尸体等方面存在着地区性差异。此外.对意大利和以色列莫斯特晚期或法国西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分析显示.食谱宽度的变换未必需要狩猎技术的改变。某些情况反映了人口增长.而另一些情况则是环境条件的变迁，导致对某些物种的偏爱。
总之.上文所讨论大多数内容被视为技术迅速改变、自我意识和群体身份认同、社会日益多样化、远程结盟以及象征性记录信息能力出现的证据.这些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现代文化能力的最典型表现。“现代文化”这一术语意味着这些文化特征的创造者和持有者极有可能就是历史记载的早期狩猎采集社会的先驱.这也意味着他们拥有现代的认知能力.尽管研究认知进化的学者告诫我们不要轻易下此结论。
术语的模糊性
研究史为当下术语的模糊性提供了洞见。1913年，步日耶对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制订了最早的综述。步日耶的框架对术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框架是立足于法国西南部岩崖有层位的组合中工具类型的差异。位于莫斯特层之上的最早文化组合，被命名为奥瑞纳早期文化，并含有沙代尔贝龙琢背弧形小刀或尖状器。接下来是奥瑞纳中期文化.含龙骨状或鼻脊形刮削器、丰富的骨角工业，以及珠子和挂件。该序列的最后是奥瑞纳晚期文化，含格雷夫特尖状器和平直的琢背石叶。更晚的是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
1930年代，佩隆尼建议重新命名奥瑞纳早期文化，通过将奥瑞纳晚期文化改为佩里戈尔1-5层.因为它们都是以石叶为主、含琢背尖状器的组合。在佩罗尼看来，这样可以证明区域的连续性。英国文献保留了沙代尔贝龙以代表奥瑞纳早期文化，如今也叫卡斯特尔佩仑。奥瑞纳中期保留了奥瑞纳文化的称呼.而奥瑞纳晚期（即佩隆尼所谓的佩里戈尔4期）如今普遍被称为格雷夫特，这种叫法传至东欧。
此处的焦点是将以石叶生产为显著现象的沙代尔贝龙视作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标志。后来才意识到这一指认所具有的进化意义。首先，详细的石制品分析证明它起源于阿休利传统工业的莫斯特晚期。其次，在圣塞泽尔（St.Cesaire）的沙代尔贝龙文化层中发现的尼人遗存.为单一人群与文化变迁相伴的生物学延续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的确.沙代尔贝龙文化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征.如剥片序列研究中证明的弧形琢背石叶生产，以及屈尔河畔阿尔西遗址中人体装饰和骨器组合的存在都具启发意义。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过渡工业”这一术语兼有生物学和文化的含义。第二，当把欧洲与非洲的其他文化考虑在内，根据文化特征分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很可能是由不同人群生产的。因此.要想从生物学上确认那些制作构成文化定义基础的石制品组合的人群，就需要发现人类遗骸。如果没有人类化石.工业与特定生物种群之间的关系就很不牢靠。沙代尔贝龙的例子为欧洲其他文化实体指出了一个潜在的考古学解决方案。由于沙代尔贝龙所代表的生物学与文化的连续性.我们可以认为.由尼人创造的遍布欧洲大陆的某莫斯特工业.与其他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同时期的某工业在相同技术类型学上的连续性.或许可以视为生物学连续性的标志。
这一说法可以中欧的例子为证.在那里的莫斯特工业中出现了和石叶伴生的泽列特（Szeletian）石片，而该地区的伯恩尼克与所有早期的莫斯特工业无关。虽然对于泽列特石片的起源并无共识.但有可能它代表了莫斯特文化的一种较晚的适应（此时克罗马农人刚在欧洲出现）（图1）。得到论证的进入欧洲最北端的泽列特石片可以支持这一观点.即推测采纳了诸如改善衣服和交流手段等一些创新.从而帮助人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类似的解释可用于乔曼诺温、布莱兹和斯特莱斯克.这些文化的年代都在最初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来自东部如巴乔克的早期定居。因此，最好摒弃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广泛使用的“过渡工业”这一术语.改用当地名称来指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或初段的文化实体。
一个主要的模糊性来自将以石器组合差异为基础和年代学的判断.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某文化实体一种全新社会结构或全新社会景观的差异混为一谈。就如下面所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是一个过程，很有可能始于一个核心区域.然后通过人群之间传播、远程迁徙和技术交流而扩散。所以.在一些特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组合会早于其他地区的同类组合，然而.人群或技术如何传遍非洲和欧亚（东南亚除外）仍存在争议。前文提到，渐变论者视地区连续性与环境适应性是转变背后的动力.而其他学者则依据分子、核遗传学证据和目前拥有的放射年表指出，迁徙、交流或文化适应决定了4.5-3万年前的历史进程。
“奥瑞纳文化”这一术语的使用和定义都很模糊.史前研究史的影响再次发挥主要作用。西欧学者普遍同意将奥瑞纳看成克罗马农人创造的首个文化。尽管对放射年表的解释不同.但将3.8-3.6万年作为欧洲温带区最早的奥瑞纳文化年代.这意味着当地晚期智人首个文化现象的出现比黎凡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晚了几千年（图一）。3.6万年前.黎凡特已经见证了从埃米尔（过渡工业）到艾玛尔早期的转变.这意味着，地中海东部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早于西欧。自中亚向东越过里海至北亚的广袤区域，似乎也可以画出相似的这样一种时间和地理轨迹。如果阿尔泰山的卡拉邦遗址的年代能被接受.即便这个地区遗址形成过程的影响尚未解决.仍可以说亚洲这一地区向旧石器时代晚期转变的速度快于欧洲。结论是，将奥瑞纳看作为克罗马农人的首个文化是错误的。
有关“奥瑞纳文化”术语的第二个模糊性.来自将特征数量不足的组合命名为奥瑞纳文化。由于该文化实体的定义建立在法国一系列特殊石器的基础之上.所以不能期待此工业的拥有者所到之处都会出现所有类型的工具。问题是，将一个组合命名为奥瑞纳文化需要多少最低数量的类型？目前的文献并未提供详细的定义。采用一种形态类型的使用。比如剥制小石片的脊状窄形石核（也即法国奥瑞纳文化中的rabot），很难证明将其称为奥瑞纳文化的合理性。这种石核剥片策略在时空相互隔绝的不同遗址中都有发现.例如高加索地区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和黎凡特1.7-1.5万年前的卡巴拉组合。然而.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黎凡特奥瑞纳文化的出现是以含棱鼻形刮削器、杜弗尔小石叶、骨角制品（底部裂开的尖状器）和鹿牙坠饰的组合特征为基础的。
总之，采用传统的分类系统，结合特征分析，尤其是“操作链”研究.对于论证和报道发掘和调查结果必不可少.对工业的命名应该仔细斟酌。我们必须避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史前文化的远程扩散或迁移做出草率判断。甚至换个视角.即提倡组合仅是对特定环境适应策略的一种反映.也不放弃对这种工业的命名。一旦命名，我们倾向于将带有相同标签的工业整合起来.从而构建较为完整的史前生活方式的区域图像。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地理概要
即便只对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进行粗略调查，也能揭示它们的特点。在此我不再罗列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欧洲文化的名单.它们在海量的文献中已有介绍。以下仅提几点：
欧洲在距今4-3万年间经历了多次变化。最早的奥瑞纳文化可上溯至4.2-3.9万年前.包括西班牙北部的埃尔・卡斯蒂罗遗址和阿布勒达遗址，以及意大利北部的一些遗址。不论西欧奥瑞纳文化的最早年代是4万年前还是3.8-3.6万年前.这一文化看起来都像是由当地克罗马农人所创造.然后扩张到邻近地区.包括地中海沿岸的东北角。
乌鲁兹遗存证明了它从意大利南部本土莫斯特文化衍生而来，与近期在希腊南部发现的沙代尔贝龙文化相似。该文化最新测年为距今3万年左右，与奥瑞纳同时。然而，地中海的黎凡特呈现出一种更早、更复杂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序列.这或许能回答旧石器时代晚期从何时开始的问题。在黎巴嫩的克萨拉基尔遗址和以色列的波克・塔吉特遗址中发现了所谓过渡工业的最早实体，下面对其做简要介绍。
克萨拉基尔遗址（24-21/20）下层出土大量石片和石叶.包括许多细长的勒瓦娄哇尖状器.都是从单向汇聚剥片的石核上打下来的。从早期到晚期地层.这些石片和石叶逐渐转变成平行边缘的设计。大多数制品采用软锤而非硬锤打制。典型工具类型包括刮削器、斜刃器和雕刻器。晚期地层（20/19-16）以石叶和小石叶的出现为特征，它们从线状和点状台面的冠状两级石核上剥制下来。该工具类型显示出频率很高的端刮器以及琢背制品。虽然未作直接测年，但是通过与卡巴拉有年代的组合进行对比.可推测克萨拉基尔早期阶段的年代可能为距今4.5-4.3万年左右。
在第二类遗址波克・塔吉特中，下层（年代为4.7-4.6万年前）出土的砾石拼合证明.勒瓦娄哇尖状器是从双向剥片的石叶石核上打制的。工具中柄端两面修理的埃米尔尖状器证实了加罗德和纳维尔的早先观察.他们将此类尖状器的年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是正确的。波克・塔吉特遗址最上层的石核剥片策略是生产规整的石叶。
黎凡特的第二个阶段.有时称为艾玛尔早期.年代为距今4.3-3.8万年左右。荒坯剥片从单台面或双台面石核上操作，主要的工具组合包括修整的和琢背的石叶和小石叶.包括埃尔瓦尖状器。端刮器常见，但雕刻器很少。该时期的人体装饰品见于克萨拉基尔遗址和乌卡吉兹力遗址。黎凡特早期的放射性碳测年以及从最晚的莫斯特（比如克萨拉基尔遗址）向埃米尔工业（或称过渡工业）的石核剥片策略转变都显示，这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第一阶段。虽然遗传学证据表明现代人起源于撒哈拉南部非洲，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技术文化革命是在何处发生的，南非、东非、尼罗河流域或黎凡特都有可能。
根据目前的年代学研究.现代文化的能力在南非的荷威森普特文化中出没。虽然很少考古学家考虑人口灭绝，但这确实可能发生。后续时期.石器组合特征和遗址空间安置都表明，现代化始于3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中期晚段。此外，向旧器时代晚期的过渡发生在距今2万年左右。
在肯尼亚遗址的情况中.虽然有证据表明4万年前就有早期人体装饰.但现有材料不足以说明其早于欧亚的较早遗址。这很可能造成段代的模糊性，校准年代应早于3万年前。
在黎凡特.这一时期缺乏人类化石.但据认为有两个文化实体是由现代认所创造.这是因为发现了用海贝制作的装饰品。埃及发现了近似现代人骨架。尼罗河中游的塔拉姆萨1地点出土了埋在采石场砂子沉积中的一具骨架.而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工业的年代为8～5万年前左右。但是，该遗址后来开采的石制品.年代在3.8
-3.7万年前.证明了该遗址的过渡特征与黎凡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类似。这些发现也许表明.该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转变，就像遗传学和非洲所有化石所提供的证据，可能是由3～1万年前的现代人所为.这些现代人最初出现在30～10万年前。
从乌拉尔山脉到蒙古的中亚和北亚大部分地区.都分布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现有放射性碳测年分析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扩张的轨迹是可辨认的。它首先出现在西部地区的阿尔泰山脉，其后才是东部。在2～1.8万年前，典型的石叶工业见证了从生产细石叶石核向小石叶的转变。此类工业的拥有者还开发了蒙古和华北.并跨越白令海峡占据了美洲。
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信息比较缺乏.那里石叶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组合的地层紧覆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之上。
东南亚的广袤区域未见有打制技术的转变.和平工业通常以石片为主。类似的石片工业也见于华南大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就目前的知识而言，我们只有在发现骨器时，才能将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期区分开来。石叶及其后续的细石器生产，是晚更新世末农业出现之前的特点。
什么是现代行为？
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性质，也即彻底改变了觅食者演化进程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现代行为的问题上。这是个模糊的定义.几乎每位涉及此类课题的研究者都会提出关于行为特征略有不同的条目或归纳。问题也可以这样表述，我们能否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看作是我们从民族史所知的那些社会的祖先？
列举的文化特征、遗址中的遗迹及遗址之间的关系，都是作为某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或互动方面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的。但是，如果像伦福儒那样提出遗传学证据，那么至少在6～3万年前.我们这个物种就已经跨越整个旧大陆而在向美洲进发。这与其他亚种无关，即使尼人或其他未命名种群间的杂交问题尚未解决.结论仍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使人类物种的数量减少到只剩一个。通过对比2.5万年前的进化.可以知道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变化对史前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有学者都认同语言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并得到了及时的发展。交流促进了从技术转移到远程交换等各方面的发展.而这反过来影响了维生经济.并导致了人口增长。
的确，多数研究者都同意，能够指认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背景的考古特征越多，这场人类革命的标志就越清晰。如果我们重新观察上述的罗列，或许只能得出少数几项特征，例如遗址内明确的空间结构、珠子和象牙的出现以及骨角工具和制品的生产。其他特征只能反映区域的多样性，诸如磨制石器、可携艺术品和岩画，尽管这些区域特征相当重要，仍无法应用于全球范围。我们也应该做好准备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晚期智人的现代文化可能被其他人群所采纳.如屈尔河畔阿尔西遗址尼人中的某些种群.尽管时间并不长。用同样一种对文化进化和种群绝灭的灵活阐释.我们或许可以将荷威森普的例子特看作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物质综合因素略有相似的历史偶遇.但对人类进化的总趋势没有任何根本性影响。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只是在5-4.5万年前才开始。其原因仍是极具争议的议题。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原因
当前主要有三种途径来研究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原因及其早期过程。研究者之间的差异极大，本文的概括比较笼统。
第一种途径认为.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只是渐进的文化变迁.物质和行为特征的积累最终导致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简言之，这些学者认为欧亚大陆和非洲都不存在革命。
第二种途径认为，在北亚、近东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转变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该观点的支持者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认为转变由当地人群（例如欧洲的尼人）完成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终确立只是晚期智人的成就。
第三种途径强调，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在一个核心区域起源.然后由拥有相同社会系统和交流方式的人群将新技术的基本部分带到了新地区。这一模型的倡导者视文化革命是由生物学变化或技术一类型和社会经济状况所激发。由于这种方法目前还处于激烈争论的焦点.所以我先从生物学方面加以回顾。
3.其他的觅食策略.如增加流动性.迫使纳吐夫晚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西奈半岛边缘的半干旱地区，纳吐夫晚期人群通过发明更高效的哈里夫箭镞来提高他们的狩猎技术。狩猎以及采集植食的行为反映在动物骨骼组合、研磨石、磨棒和杯形臼槽（cup-holes）上。采集到的大量海贝表明该地区人群与红海、地中海沿岸都存在远程交换.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支持群体联盟。
农业活动主要发轫于黎凡特北部.在那里.人们开始种植野生谷类和豆类。至少从距今2.1万年起，这两类植物与本地区其他的种子、水果、根类及猎物一起成为当地人的基本主食。因此，早期的农业社群在黎凡特走廊地区出现，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A段（PPNA.距今1.16万-1.05万年）。
4.人口增长从PPNA早期村落的规模得到了证明。这是定居增加、谷物作为婴儿期可预期的补充食品以及用储存确保可靠食物资源的结果。饮食较好的女性可望有更长的生育期。大型村落成为可行的生物学单位，减少了长途跋涉去寻找配偶的需要。正如科万所言，领土和所有权意识的增长能够维系更复杂的社会联盟，并引发新的宇宙观。
5.一旦有意识栽培的演变持续过程开始.便伴随着对山羊、绵羊、牛和猪的驯化，这是在前陶新石器时代B段（PPNB）定居或半定居农耕一狩猎村落的背景中出现的。圈养野生动物始于陶鲁斯/扎格罗斯山脉两侧的丘陵区.当地觅食者对这些动物的猎取已历经数千年。在生物学形态特征所表现的变化完成之前.山羊、牛及其他动物通过海上航船被运送至各岛，如塞浦路斯。
6.人口增长引发了向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距今9000-8000年）、塞萨利、塞浦路斯岛屿（距今8600年）、克里特岛和其他地区的主动移入。据信，尼罗河三角洲在稍晚（距今8000年）从海路被占领。
7.新经济无论作为“一揽子农业”的部分还是整体的扩散，是以少数几种方式发生的。从北部的库尔德斯坦到南部的库吉斯坦，向东到扎格罗斯丘陵地带的传播.可能不是由于人群的大规模迁移，而是接纳。显然，该地区相同的细石器传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表明火石工匠并未被取代。
8.新石器时代经济向西传播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谷，另一条是通过沿海航行和移入。这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而有关近东地区的农民是谁以及当地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通过文化适应和模仿从哪里学会了农耕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在1500-2000年的时间里，农业经济向东扩张到了印度河谷。
综上所述，目前的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和植物基因证据确认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核心区域，位于黎凡特走廊即新月沃土的西翼。本文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模式的优势，在于它将生物学因素从争论中排除.代之以关注未知核心区中的人群，以了解因当地因素（气候、社会、经济或所有因素）所引发的技术类型及社会的变革。很可能与荷威森普特的情况相反，该社会实体较大、灵活而且十分成功，就像新技术的移民和传播者一样，开始很快地扩散开来
结论
为了避免误解，我首先讨论了术语。和新石器时代一样.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一个表示一段时间的术语.而不是一种经济类型或社会结构。这些术语在放射性断代出现之前就被创造出来了。沙代尔贝龙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但它没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是一种所谓转型文化.最后变成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奥瑞纳文化并非起源于沙代尔贝龙，而是源自西欧之外的另一种文化实体。如果我们想要保留“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术语作为新制度的代名词.那就应该仅保留它的背景.其中考古学序列证明了莫斯特或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转变成新的文化实体――它们后来发展出晚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表现.包括可携艺术品和岩画、人体装饰以及稍后的细石器工业。采用此类方法可以避开有关尼人是否具有现代行为能力的讨论。即使他们有，他们大部分的存活也没有超过距今3-2.9万年。北非地区亦是如此。虽然阿替林文化由某种现代人所制造.但他们没有存活下来.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在该地区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该地区石叶为主的工业和细石器工业的携带者可能是当地阿替林人的后裔.但如有遗传学证据.他们可能来自撒哈拉南部非洲所有晚期智人的共同祖先。
图1经过挑选的放射性年代数据表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自东向西的“推进浪潮”，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这一术语是从新石器研究中借鉴而来的。如前所述，随着中亚和北亚田野调查的进展，可望到一个相似的发展轨迹。测年技术的改善也会说明这点。一旦年代校准正能够解决距今4-3万年时间范围内的模糊性，就可以画出更好的图像。
多数学者接受现代人走出非洲的说法。但对一次还是几次迁移的意义仍存在分歧。明显的是，澳大利亚大约是在6万年前被占据的，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时间。对早期扩散的解释有很多种。我们可以提出现代人从南亚到澳大利亚的扩散路线.这些富有创意的现代人正在前往一个大陆，这个大陆仍被100公里的水域与东南亚隔开。于是，有关造船的想法就产生了，或是船只或是木筏。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末次间冰期已经生活在黎凡特的现代人进入了亚洲，就像他们在非洲和东亚的同类，发起了技术和社会变革，从而使他们能够抵达澳大利亚。南亚绝大部分地区由于缺乏证据，使我们无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如上所述.对于现代人离开非洲大陆时带了些什么东西有两种观点。那些相信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发生在非洲的人认为.现代人早已具备了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征的必要技术的文化因素。这些研究者坚信.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更早些.而欧亚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则是来自非洲现代人移入所致。这两种假设无论明确与否，都指向非洲的某个核心区域是这次变革的源头与起因。
认可人口因素是变革触发原因的学者则根据地区的序列来解释证据。根据这种观点，是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的文化孕育了即将到来的变迁。在欧洲，紧随OIS 4（7.5-6.5万年前）严酷环境之后的石工业增加的多样性.大大缩小了栖居地和人口规模，于是引发了社会强化的需要。实际上，尼人人口在OIS 3（或普伦尼冰期）时期有所增长，这一进展表现为莫斯特晚期工业技术类型日增的多样性.反映了促发变革的领土之争。新社会经济结构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中取得的，这个模型与上文提及的新石器时代模型的基本要素相似。就如新石器时代模型并未被所有学者所采纳一样，欧洲人口增作为一个独立因素也未必被采纳。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与竞争的尼人社会相处.为何没有使用表现自我意识和群体身份的人体装饰的证据？
生态因素在大多数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很小。认识到欧洲尼人在温带和地中海地区各种气候波动中都能够存活的事实，将这种讨论限制在特定区域、食物资源可获性和狩猎技术等方面。此外，大量动物骨骼分析表明，莫斯特工业的携带者无疑是成功的猎人。差别很可能在于需要贴近目标的狩猎，和使用投矛器和弓箭的狩猎上。看来，要么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者中的时间分配与莫斯特文化觅食者相比很短，要么很好的交流、信息存储和狩猎装备使他们的回报更大。
现代行为能力或现代文化能力以及认知进化等问题.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和文化变迁的争论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看来，学者们更愿意从一批罗列的特征中做出特定的组合。交流、用于存储信息的符号表达、自我意识和群体身份、新型狩猎工具以及反殃了存在社会组织的活动所反映的日常和季节性空间结构等这些方面.将是民族史中所知觅食社会先驱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是用考古学能够获得的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基本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