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性来源与理论流派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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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外部性的理论来源入手，分析外部性理论的主要理论分支和基本观点。通过文献综述，从各经济学流派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入手解释外部性理论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进一步阐述外部性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

【关键词】外部经济，外部性，货币外部性，技术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由来已久，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理论更是汗牛充栋，随着研究的推广，关于外部性的相关理论也已经由经济学基础理论领域的争论，演变为学者们讨论环境、空间集聚、公共政策以及管理经济学等传统主流经济学难以分析的应用经济学领域相关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外部性的由来

施蒂格勒认为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既强调市场竞争这个“看不见得手”的作用，也强调“分工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而这两者之间却又存在矛盾，无法兼容，施蒂格勒将这一问题称之为“斯密困境（Smith Dilemma）”。一般认为，马歇尔为了解决“斯密困境”所导致的市场竞争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即“马歇尔冲突”，将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递增问题分为“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对于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 即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 第二类， 即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我们把前一类称作‘外部经济（ external economies） ’， 将后一类称作‘内部经济（ internal economies） ’。”这里的“外部经济”，一被认为是对外部性问题最早的阐述。庇古则在马歇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其《福利经济学》中通过个人成本、个人产出以及社会成本和社会产出之间的比较，进一步阐述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边际净生产，即我分别称之为社会和个人的边际生产……在某些情况下，这（即个人边际生产）等于社会边际净生产，在些情况下则大于，在某些情况下则小于社会边际净生产。”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问题。庇古以此为基础，认为外部性问题，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通过政府干预的办法，征收税收来纠正个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的不一致，这也就是所谓的“庇古税”。

二、早期的争论

早在马歇尔提出“外部经济”概念的之时，就有学者对外部性概念提出了质疑，克拉彭认为马歇尔所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由于没有能够明确其最终归属，是一个难以明确把握的“空盒子（empty box）”。而奈特也认为对于某个产业部门来说是“外部经济”的因素，而对于另一些产业部门来说，则可能是“内部经济”，因此外部经济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希托夫斯基所说， “是经济学文献中最难捉摸的概念之一。”。关于外部性问题的成因，奈特也早在1924年就提出，外部性的形成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私有产权界定不清。埃利斯和费尔纳提出了与奈特类似的观点，认为环境污染等题的出现与产权和制度问题密切相关，“这些后果并非来自企业的原子结构特征，而是源于技术或制度环境，即稀缺物品被 当作免费资源对待；或者是稀缺资源与有效率的产权相分离，这就等同于原子能，供不应求和私人垄断的企业。”虽然把产权与制度因素作为外部性问题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部性概念的难以落到实处的“空盒子”问题，但是，这种作法，反而使得“外部性”概念本身与马歇尔和庇古的观念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如果外部性的问题仅仅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致，那么外部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解决产权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而实现其“内部化”，这样一来，外部性问题，也就不再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外部”问题了。

同样不满于马歇尔和庇古对外部性问题研究的学者还有著名学者杨格，他在其名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他借用了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对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解释，从而明确了各产业间相互推动共同进步的内生演进机制，从而将在马歇尔和庇古的分析中作为经济系统外的“外部性”因素明确的纳入了市场分工体系之中。

三、主要理论分支和基本观点

二战前后，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改造和突破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重要切入点，相关理论成果直接推动了经济学领域的新发展，大致来说，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理论分支。

第一，继承马歇尔和庇古的思想，将外部性问题作为市场失灵问题依然强调政府税收等手段的作用。这一理论分支，不但强调外部性作为自发的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且试图将所有背离“帕雷托最优”状态的“市场失灵”现象都作为“外部性”问题：“将外部经济这一概念扩展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有用的，这远比限制要好，最好让‘外部性’代表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用价格划分成本与收入时，出现非帕雷托的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现象”。既然把外部性问题依然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通过政府干预来征收“庇古税”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代表这一思想的主要是鲍莫尔等人，在关于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中，他们依然强调政府税收的作用，而且通过相应的模型计算了确定最优的“庇古税”水平。鲍莫尔和奥茨认为：当某个经济主体其活动影响他人效用水平或进入他人生产函数，如果没有以补偿的形式为其活动获得（支付）等于对其他人造成的效益（或费用）的价值量，就会产生外部效应。

第二，继承和发展奈特等人通过制度和产权分析，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思路，从制度和产权的角度来解释“外部性”的成因，也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通过产权界定来实现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即依然借助市场机制自发产权交易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这一分支就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科斯认为，之所以对环境污染等问题看作是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原因就在于人们未能正确定义生产要素：“未能提出足以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来自关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基于这样的认识，施蒂格勒做出总结：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归属，那么无论产权界定给哪一方，外部性问题都能获得解决，结果总会符合效率标准这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这样断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第三，继承杨格以分工体系中相互促进的内生演进机制解释外部性问题的思想，将外部性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型框架。这一分支早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罗森欺斯坦・罗丹，他基于外部经济的观念，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各产业间相互推动的“外部经济”因素，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大推进”理论。

四、外部性理论的新发展

在关于外部性问题争论的早期，尤其是杨格将外部性问题内生于分工体系之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在讨论中有些被当成“外部性”问题的现象，与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外部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反而是对市场上相互关联的价格体系所引发的一种外部性现象，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外部性”问题与福利经济学通常所关心的具有“市场失灵”特点的外问性现象相区分，瓦纳伊最早做了这样的区分将，将这种与市场价格体系所引发的“外部性”现象称之为“货币外部性”（也译为金融外部性、金钱外部性），以区别于“技术外部性”。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一区分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认可，沿着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个方向，外部性理论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1.货币外部性。

般认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就是货币外部性的典型代表。这一观念强调，在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上，一个企业的产品价格的高低往往成为影响其他企业产品价格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间存在着成本-价格上的互动影响。众所周知，罗森斯坦罗丹的这一思想在提出之后遭到了赫希曼激烈的抨击。但是克鲁格曼则认为，由于没有能够准确认识罗丹所指出的“不可分性”等外部性问题的精髓，赫希曼的批评“是一种误解，而且难以自圆斯说”。而随着近年来理论的新发展，墨菲、施佛莱和维什尼重构的“大推进”理论模型，则将借助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准确的解释了“外部经济”问题，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也使将人们对于货币外部性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2.技术外部性。

认为技术外部性，正是福利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由于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与“帕雷托最优”状态相背离的“外部性”问题，巴泽尔认为，这是由于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条件下，一部分产权处于“公共领域”，而造成的。将这部分无法界定清楚的产权，尤其是将具有非排他性的知识和技术因素，内生的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知识外溢”等“外部性”在经济增长的中的作用，催生了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增长理论”。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外部性理论自提出至今一直是经济学理论争论的焦点，相关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时期经济学新理论的出现。

近年来，这一理论也已经由传统主流经济与其他学派在基础理论领域的论战焦点，逐步转变为不同学派相互交融，以突破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各类局限的重要理论基础，关于外部性问题的一系列理论，也正在成为环境经济学、空间集聚理论、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管理经济学等领域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

[2]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