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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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完成桐城派作文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姚鼐融合了方苞的“义法”说和刘大魁的“神气、音节、字句”说，提出“义理、考据、词章”说，并提倡三者相济兼长。本文试从这一理论产生的背景、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创作的影响等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姚鼐；义理；考据；词章
中图分类号：I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016-01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与清王朝整个朝代相始终，绵延二百余年。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它尊奉程、朱道统，以服务当代政治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方苞提出散文的理论核心“义法”说，刘大是对方苞“义法”奥妙的揭示。作为桐城派地位最高的姚鼐，他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备，并提出“八要”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融合到实处，并提出“阳刚”、“阴柔”的文学风格。本文着重探讨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理论产生的背景、内涵、三者的关系及影响。
一
我们知道，清代有宋、汉两派门户之争。清朝初年，宋儒理学因为便于控制人们的思想，从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虽然此时在文化领域，宋、汉之争已经存在，但理学有最高当局这个强大后盾，汉学没有大盛。方苞的“义法”说正是针对汉学而发的。因为汉学家以求实的精神研究古籍，希望因此而导致“经世致用”，结果必然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且以考明名物音义为目的，不考虑文章的审美价值。这在方苞看来不合程、朱道统，方苞的文学理论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因而“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说得到广泛传播。
姚鼐生活在乾嘉时期，而此时汉学大盛，且当时最高统治者在继续张扬理学的同时，也看到了汉学的用处：可以吸引大量知识分子去“皓首穷经”，利于政治安定。另外，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宋学的明理和汉学的通经，其内容方面并不完全冲突。因而统治者采取了对汉学也加以提倡，调和二者之争的政策。如果继续坚持宋学，则必然与政策发生矛盾，但如果完全肯定汉学，也不是桐城派的宗旨。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同时也有它合理的成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姚鼐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统一的理论。
他在《述庵文钞序》中有云:“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在中国文学史上，姚鼐第一次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相济的主张，既坚持了“义法”说的基本观点，又有独到的地方。
二
“义理”包含了思想，“考据”证明了文章的真实性，“文章”体现了作品的艺术性。“以能兼长者为贵”，可以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是超义法的义法，近于义法而言天人，超于义法而言道异，从此外延得到扩展。因此，作文有一定之法，也自有无定之法，在模拟的同时也必须创造。这个主张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清一代的时代特色。姚鼐对于当时汉学“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对于宋学“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虽亦深以为戒；然而他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夫何病哉？”（《与陈硕士书》）可见他并不废考证。姚鼐在《复进汪士辉祖书》中提到：“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说明他是看重文章的。同时，他继承并发展方苞的“义法”说，以“义理”承之，反映了其“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思想。
诚然，姚鼐是盖欲合“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那么在这三者之间有没有具体的偏重呢？尤其是当时汉学之风盛行，在当时社会,不独做学问的人竞言考订,而且在整个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姚鼐为了进一步发扬壮大桐城派，而提出三者合一，不否定考据学。但在这三者之间，笔者认为他还是有所侧重的。
首先,对“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地位和关系,姚鼐虽说义理、考证、词章三端都不可废,但他的弟子陈用光解释其意时强调“以考证佐义理,义理乃益可据;以考证入词章,词章乃益茂美”。就是说,姚鼐认为考证无非是所谓载道之文的佐料而已。姚鼐虽说对经学、史学都有所研究,但他终究是个古文家,所以他强调“考据”的重要性,最终目的是提高“辞章”之学的地位。姚鼐在《惜抱轩尺牍》中说:“近士大夫侈言汉学,只是考证一事耳。考证固不可废,然安得与宋大儒所得者并论? 世之君子,欲以该博取名,遂敢于轻蔑闽洛,此当今大患。”他认为真正的“学问”是:“但贵有成,不须一辙,实有自得,非从人取,斯为豪杰矣。”（《复陈钟溪》)主张做学问应更加创造，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才为豪杰，而考据学只是我们做学问过程中的工具。这样说是为了拯救偏于考证一途给学术带来的危害,目的是矫正治学的偏离现象,使学术归于正途,而不是否认或放弃考据学。
姚鼐是极力提倡“文章”之学。因为桐城派是文派而不是学派。姚鼐说:“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谢蕴山诗集序》)文可以明道，文章作为明道之具,于义理的阐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说，姚鼐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以考据来考证文章，而以文章来阐释义理。即“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强调义理，跟汉学家突出考据，侧重点有别。就实际功用而言，姚鼐的主张符合实际，所以后世多用其说，就学而论是如此，就文而论也是这样的。
三
姚鼐创作论的核心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说。其代表作《登泰山记》融会“义理、考据、词章”于一体, 成功地实践了姚鼐的文学主张。
文章开篇，作者即以极简洁的笔墨，概括了泰山的地理环境及山川形势。“山之阳，汶水西流；山之阴，济水东流。”点明了泰山在两水之间。“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将泰山分成南北两半的是古长城。“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巧妙的介绍出泰山的具置。将作者置于泰山地理形势的广阔之中。反映了义理的“言有序”的特征。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 郦道元所谓环水也。”引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北合环水，水出泰山南溪”作注解，以古人名著来考证泰山的名胜。接着写道： “古时登山, 循东谷入, 道有天门。东谷者, 古谓之天门溪水, 余所不至也。”东谷天门, 远在秦汉时代, 就是皇帝祭天、举行封禅仪礼的地方; 东谷也是古时人们登泰山顶峰通常经由的山口。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接下来，“观日出”的描写是全文最精彩的段落。分三个步骤：一写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写日正出：“须臾成五采”。三写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的景象瞬时变幻，难以描摹。但姚鼐把日出的场面描写的十分壮观，达到了应有的艺术高度。文辞清丽，给人如诗如画的感觉。“义理、考据、词章”的综合运用，使这篇文章成为古代散文中广为传颂的名篇。
以“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长相济的理论 ,既扭转了理学家是道非文 ,以语录为文的偏向 ,又纠正了汉学家热衷于烦琐考证 ,以注疏为文的弊端 ,也克服了“世之士能文章者 ,略于考证”,以致使文章流于空疏的缺陷 ,以兼长相济 ,拨正了我国古文发展的航向 ,把古文创作引导到了既当理切事 ,又雅洁有味的“至美”境界。其理论贡献和创作实绩 ,对后世及至今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姚鼐.述庵文钞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吴孟复. 桐城文派述论[M].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