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两头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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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中国光彩事业活动的有近两万家民营企业，在‘十一五’期间各项光彩公益事业捐赠总额超过一百亿元，年均二十多亿元。”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近日表示，“民营企业在社会公益捐赠中的作用被明显低估了！”在江苏宿迁举行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公益论坛上，黄孟复表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统计与宣传等方面的原因，这些贡献并不为社会所真正了解。

最近笔者看了一篇名为“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在艰难中成长”的文章，深深体会到民间慈善的来之不易：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包揽了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就业、基本福利、全国的灾害救助等，使得国家力量全面取代慈善组织。中国开始构建“政府＋单位”的新社会体系，政府掌控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通过单位来管理和服务整个社会。在这样集中计划控制的社会里，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民间社团自然缺乏存在的空间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慈善事业的空间也逐渐开朗，慈善组织在政府有意识的培育下实现了历史性回归，但今天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所面临的困难，和民营企业成长中所遭遇的阻碍几乎一模一样：难以得到资金支持；在征税等政策上处于不平等地位；难以注册，被迫挂靠“集体”或者“国家”，而这种挂靠在多年以后又会造成试图“脱帽”时复杂的产权纠葛。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民营企业在社会公益捐赠中的作用，出现了事实与舆论的鲜明反差。民营企业如此静悄悄地行善，一方面可视作民营企业家采取传统的低调姿态，是将慈善视作纯粹发自道德感召的义务之举，而不是为了个人做秀；另一方面，过分的沉寂，又证明了民营企业家内心深处刻意保持着与官方视野的间接距离，避免出现被高度关注而引发的系列尴尬――税务部门登门征税来了，工商部门调查你的捐赠是否经过“法定程序”，甚至出现无数人写信给这些企业家、开口索求帮助的事件。

我们羡慕美国的比尔・盖茨、香港地区的李嘉诚，能做出“千金散尽利天下”的壮举，却容易忽视在他们慨然行善的背后，不仅有文化传统的浸染使然，更体现出国家税赋制度的二次调节、政企分离带来的慈善组织自治。更需要提醒的是，在美国和香港地区，民营或私人经济占据了社会发展的主导位置，拥有无可置疑的财富资源分配权。而反观中国，尽管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一大批民营企业的兴起，但仍然存在的制度缺陷（包括许多重要经济领域对民营企业重重设限、政府今年来有意强化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导致资源流向中国企与民企的失衡），以及中国民营企业还处于一个发育期，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完全的良性循环结构，它们在引领慈善风潮上的有心无力，也衬托出民间慈善面临的种种新命题。

不过，我愿意将被低估的民企慈善比喻为“等待火苗的柴堆”。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近年来各级慈善组织所接受的捐赠有近百分之八十来自于民营企业，在今年的三个中国慈善榜中，入选最多的是浙江人。可见，民企慈善与民企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给予民营经济多大的合理发展空间，民营经济就回馈多少经济和社会财富。民企慈善将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标志，而政府在民企扶持、民间慈善引导等方面观念的转变，如果能更快一点，那中国民间慈善建设，民营企业家成长为下一个李嘉诚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