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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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运动中，以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三人最为著名。义净除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外，还留下了几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在游历印度与南海二十年后，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谨依圣教及现行要法”（义净著，王邦雄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4页），对当时印度、南海、中国三地的佛教状况的实际记录。本书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起，颇为学术界所重。

《南海寄归内法传》不仅为我们今天了解公元7世纪时印度佛教僧伽内部宗教生活的状况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而且书中有关7世纪时的中国雕版印刷的记载，对中国印刷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该书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最早的、公认词义表达最清楚的记录有雕版印刷信息的著作；第二，该书中有关雕版印刷的信息，维护了中国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

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隋朝说、唐朝说等。现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已故印刷史大家张秀民先生的唐初贞观说。张先生之佐证文献资料主要依据明代史学家邵经邦（1491—1565年）《弘简录》卷四十六载唐太宗令梓行《女则》，并引唐末冯贽《云仙散录》（一名《云仙杂记》）“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为旁证。由于邵氏之说无出处，且《四库提要》以为《云仙散录》为宋代王钷伪作，故贞观说亦有人怀疑。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到的最早的、对雕版印刷记录不存在争议的文献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南海寄归内法传》第173页）义净这里提到将佛像印在绢、纸上的记载人们并无异议。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众多讲述中国印刷史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义净这条清楚无误的记录却鲜有提及。笔者私揣，或许是人们对义净记录中的印刷佛像的产地存在误解，涉及到雕版印刷的发明，从而避开不谈。

在提到《南海寄归内法传》涉及的印刷佛像发生地时，人们多解释为印度。日本人藤田丰八根据义净的这条记录，认为是印度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尔后传人中国（张季民《中国雕版印刷术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1页）。钱存训先生说：“671—695年间访问印度的中国高僧义净在他的信中说：印度的教徒和俗人‘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冯鹏生说：“唐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云，他在印度曾见‘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义净是671年至印度，694年回国的，此材料应是可信的。”（冯鹏生《雕版印刷的渊源及发明》，《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4期）其实，《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记录的印刷佛像的行为发生在中国。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记载了当时印度佛教寺院生活的各方面的情况，其目的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矫治时弊，力挽颓风。因此，本书里的每一章“在介绍了印度某一方面的情况后，几乎总要对比中国的情况，直接或间接地对当时中国佛教寺院中的某些状况进行批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147页）为了说明义净所说的印刷佛像之举发生在中国，我们有必要对原文作一分析。本书卷四《灌沐尊仪》条下云：

但西国诸寺，灌沐尊仪，每于禺中之时，授事便呜楗稚。寺庭张施宝盖，殿侧罗列香瓶。取金银铜石之像，置以铜金石木盘内。令诸，奏其音乐。涂以磨香，灌以香水，以净白氍而揩拭之。然后安置殿中，布诸花彩。此乃寺众之仪，令羯磨随那作矣。然于房房之内，自浴尊仪，日日皆为，要心无阙。但是草木之花，成将奉献，无论冬夏，芬馥恒然。市肆之间，卖者亦众。且如东夏，莲华石竹，则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春日敷荣。木槿石榴，随时，朱樱李柰，逐节扬葩。园观蜀葵之流，山庄香草之类，必须持来布列，无宜遥指树园。冬景片时，或容阙乏，剪诸缯彩，坌以名香，设在尊前，斯实佳也。

至于铜像，无问大小，须细灰砖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澄华若镜。大者月半月尽，合众共为。小者随己所能，每须洗沐。斯则所费虽少，而福利尤多。其浴像之水，举以两指，沥自顶上，斯谓吉祥之水，冀求胜利。奉献残花，不舍持嗅。弃水弃花，不应履践，可于净处而倾置之。岂容白首终年，尊像曾不揩沐，红花遍野，本自无心奉荐，而逐省懒作。遥指池园，即休畏苦-隋。为开堂普敬，便罢此则，师资绝绪，遂使致敬无由。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从文中看，义净先是讲了印度“正统”的佛像灌沐之要义。从“岂容白首终年”至“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一段话，乃是对不守“正统”的一些作法的批评。义净写《南海寄归内法传》的目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所以，这段话绝不是对当时印度佛教界所发生的现象的记录，而是对中国佛教界存在现象的批判。

把义净这段话理解为是对印度佛教界当时发生现象的记录，恐怕是解释者对“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中的“业”字的误解。“业”字在此处不作“从事”、“经营”讲，而是佛教语，作“沉业”讲，亦即本条中“大师虽灭，形象尚存。翘心如在，理应尊敬。或可香华每设，能生清净之心。或可灌沐恒为，足荡昏沉之业”的“业”。义净这里的意思很明白，他所批评的“建塔、印刷佛像”这些作法，在印度僧俗的眼中，都属于“业”。在本条最后，义净写道：“曾见有处四月八日，或道或俗，持像路边，灌洗随宜，不知揩拭，风飘日曝，未称其仪矣。”四月八日，依中国佛教传统，是释迦牟尼的诞生日，此日僧俗共同举行浴佛活动。此亦证前面义净批评的作法是发生在中国的事。

另外，从有关文献看，义净所讲的佛像印刷地也不可能是印度。关于印度当时尚无纸张，张秀民先生驳藤田丰八已讲过，此处不再赘述（《中国雕版印刷术及其影响》）。钱存训先生说，纸张“在7世纪之前，却未能传入印度。至于在印度流行，那已是12世纪的事了”（钱存训：《纸和印刷》，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钱先生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中改变了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人对义净该纪录中“业”的误解的影响，见本书序）义净在从印度回国的途中，于室利佛逝逗留期间，尚向国内请求寄纸墨抄写佛经（参见《大唐寄归内法传》）。

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义净多处提到了“纸”，但并没有明确显示纸是在印度使用的。如卷二《著衣法式》条：“阿育王像正当其式。出行执伞，形仪可爱。即是依教齐整著上衣也。其伞可用竹织之，薄如竹蕈，一重便得，大小随情，宽二三尺。顶中梭作，凝施其柄。其柄长短量如盖阔。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织苇为之。或如藤帽之流，夹纸亦成牢矣。神州虽不先行，为之亦是其要。骤雨则不沾衣服，赫热则实可招凉。既依律而益身，擎之固亦无损。”从“神州”和“依律”二句看，在伞中夹纸，是在中国发生的事。

至于绢，尽管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多处提到，但多数是以批评的口吻出现。如卷二《衣食所需》条：“凡论施绢，乃是圣开，何事强遮。徒为节目断之，以意欲省招繁。五天四部并皆著用，讵可弃易求之绢施，觅难得之细布？妨道之极，其在斯乎？非制强制，即其类也。遂使好事持律之者，增已慢而轻馀；无求省欲之宾，内起惭而外恧。斯乃遮身长道，亦复何事云云。而彼意者将为害命处来，伤慈之极，悲悯含识，理可绝之。若尔者著衣啖食，缘多损生，蝼蚁曾不寄心，蛹蚕一何见念。”“高世耶乃是蚕名，作绢还受斯号。体是贵物，制不听用。”卷二《著衣法式》条中，义净先是介绍了印度僧人的著衣法式，尔后针对是中国僧人著衣写道：“斯等所论，要事益多，并神州不行。袈裟角垂，正当象鼻。梵僧纵至，皆亦雷同。良为绢滑坠肩，遂令正则讹替。”卷一《晨旦观虫》条云：“凡滤水者，西方用上等白氍，东夏宜将密绢，或以米柔，或可微煮。若是生绢，小虫直过。”所以，义净所说的绢的使用现象，应是针对中国佛教而言。

另，义净后的新罗僧人慧超在巡礼印度（723—727年）回唐后写的《往五天竺国传》卷十三说：“至于绵绢之属，五天总无。”可见，义净在印度时，印度是不生产绢的。无纸无绢，何以用绢纸印刷佛像？故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讲的印刷佛像之举不属印度而属中国。

当时中国有印刷佛像之举，在其他唐代文献记载中亦得到证实。唐开元十三年《大唐中岳东闲居寺故大德硅和尚纪德幢》载：“（李元琏）恒手自印象，兼散施漉罗，节费省用，余皆檀舍。”（其幢现在龙门文保所，其幢文收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十三）。“象”，通“像”。隋《白佛山造象题名》：“柳昔为女造象三区。”（《金石补正》卷二十四）。北魏《路僧妙造象记》：“大魏普太二年四月廿四日，清信士路僧妙为亡夫造释加工象一区。”（《金石萃编》卷二十九）“普太”，即“普泰”，“释加”即“释伽”。在《路僧妙造象记》中，“象”、“加”、“太”分别为“像”、“伽”、“泰”的借用字。故李元畦之“印象”，即“印像”。“漉罗”，过滤用的细密罗绢。（唐）道宣《四分戒本疏·用虫水戒》：“用已漉罗着器中向日细意谛看，若故意有虫者应二三重作漉罗……若无漉囊应用衣角漉水。”其滤虫方法与义净前《晨旦观虫》所讲同。《纪德幢》文中没有使用通常在复制方法上概念模糊之“造像“一词，而是明确指出李元硅是用印刷的方法复制佛像。按《纪德幢》载文析之，李元硅除亲自印刷佛像外，还将佛像印刷在罗绢上，广施大众。这与义净所讲在印刷佛像所用的材质上同。

按幢文记载，李元硅圆寂于开元四年，春秋七十有三。其于唐上元（674—675）中出家。“恒手自印象”，是说其坚持亲手印刷不间断。是以在印刷佛像时间上与义净所作《南海寄国内法传》时间相符。

以义净和《纪德幢》所记相互证之，中国在武周天授二年以前存在有印刷术。

1966年，在韩国佛国寺释迦石塔内，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由于经中出现了有武则天创造的“制字”，因此，该经的印刷时间当在公元689-705年间（武则天载初元年创制十八“制字”，中宗神龙元年复辟，颁诏改“大周”为“唐”，并废除周制，包括“制字”）。

在此经发现之前，存世最早的木版印刷品为在中国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雕印的《金刚经》。由于《无垢净光陀罗尼经》比《金刚经》早一百多年，且当时国内对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无有定论，故此经的出现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的地位造成一定的冲击。韩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参见潘吉星《论韩国发现的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科学通报》，1997年10月），国内一些专家则撰文反击。遗憾的是，国内的反击文章虽多，然都缺乏有力的证据。

关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成书于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无记载。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的《开元释教录》卷九记载为由沙门弥陀山与法藏等译于“天后末年”（《影印宋碛沙藏经》，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印行，1935年，第456册，第137页）。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寂友传》说此经由弥陀山与法藏等译于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赞宁《宋高僧传·周洛京寂友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34页）。所以，此经的雕印成书时间最早也在692年以后。

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成书时间，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大津传》记载，天授二年（691年）五月，义净遣僧人大津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从室利佛逝送回国内。故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的在纸绢上印刷佛像之举，应早于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雕印时间。

尽管《寄归传》成书于691年，但书中记载的在绢、纸上印刷佛像的发生时间，应在义净巡礼印度以前在国内游学之时。虽然义净从印度回国途中，在室利佛逝逗留期间，曾于永昌元年（689年）七月二十日回过广州一次，同年十一月一日返回南海。但其目的只是“见求墨纸，并雇手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214页）。且在此期间，义净并无他游，书中所提到的“扬州”、“并州”等地的佛教界的现象，显然不是这段时间义净考察的结果。

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义净自述》讲，义净在唐咸亨二年（671年）十一月出海西行求法。所以，在671年以前，中国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退一步，即便如韩国学者所言，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本是在韩国印刷的，但它的印刷时间在义净记录的时间之后。从这一意义上讲，韩国学者根据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本而提出印刷术发明于韩国的观点是站不脚的。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图书馆馆员，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