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秘走向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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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赋发端于两汉，极盛于魏晋。纵观两汉至魏晋的海赋作品，海赋的风格明显从两汉的神秘、铺陈走向了魏晋的平易、质实。

【关键词】 两汉 魏晋 海赋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 A

在地球上，海洋的面积远过于陆地。海洋，时或风平浪静，时或浊浪排空，时或海鸥翔集，时或樯倾楫摧。从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对于变幻莫测的海洋产生了诸多的想象，并形诸于笔墨。《山海经》以其怪异荒诞的内容演绎了海内外的海洋神灵。屈原的《天问》对神秘的海洋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东有大海，溺水溺水浟浟。螭龙并流流，上下悠悠只。雾雨淫淫,白皓胶只。”文字中带有幻想色彩。儒家比德于山水，如《孟子》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以辽阔的海洋比附孔子之盛德。至于秦皇汉武，惧死亡之威胁，曾派方士于茫茫海上苦苦寻觅长生不老的仙药。汉代文学作品中，涉及海洋题材的主要有刘安之《淮南子》、枚乘之《七发》、杨雄之《法言》班彪之《览海赋》等。《七发》与《览海赋》是汉赋中描写海洋风光的代表作。魏晋时期，伴随着文人意识的觉醒，人们的山水审美观进一步深化，以赋为例，此时海洋赋的数量较之于两汉，有明显的的增加，著名的曹丕的《沧海赋》、木华的《海赋》、潘岳的《沧海赋》、庾阐的《海赋》、孙绰的《望海赋》、顾恺之的《观涛赋》、曹毗的《观涛赋》、伏滔的《望涛赋》等。

两汉海赋与魏晋海赋相较，赋的风格明显从两汉的神秘、铺陈走向了魏晋的平易、质实。

一、两汉海赋的神秘与魏晋海赋的平易

大海，以其广袤无垠的疆域和种种神奇的自然现象引起人们的遐想，始皇派方士出海寻仙山求灵药就可见一斑，而“汉武帝时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兴盛, 已臻至鼎盛” [1]。所以这一时期的海赋带有十分浓厚的神秘色彩。以枚乘《七发》为例，枚乘就是当时有名的方士，而枚文中对海的描写更是“夸丽风骇”——“（大海）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这种极度夸张的词语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使人在大海面前产生了恐惧感；另一方面，也秉承了楚骚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原始巫术文化题材。如东汉班彪的《览海赋》，全文今存37 句，其中写游仙的竟达28 句，“名为览海，实则游仙” [2]。汉末王粲的《游海赋》罗列了许多名物，但有些动物矿物，在中国周围海中并不存在, 可以推测作者可能误信传闻。此赋较简略, 内容尚未展开, 文字不加修饰, 可能是草稿或少年习作。但“其思路大致遵循汉大赋格局, 旨在辅陈见闻”[3]。无疑继承了汉大赋之好铺排异物的作风。

魏晋海赋则逐渐摆脱这种神秘色彩，随着玄学的兴起，魏晋文人的审美意识开始高扬。木华《海赋》虽然也表现出对海上神仙的向往和感慨——“觌安期于蓬莱，见乔山之帝像，群仙缥眇，餐玉清涯 ”，希望和神仙一起生活，“甄有形于无欲, 永悠悠以长生”。但木华之赋已经逐渐褪去了班彪《览海赋》中浓重的游仙色彩。而将笔墨更多的放在对海的描摹上。《海赋》从海的成因着笔，写到尧舜时代，洪灾肆虐，禹疏九河，“万穴俱流”，“莫不来注”， 最终汇合成为大海。木赋“笔力流动跌宕，读之固自快然”（《评注昭明文选》），至于写到大海的状貌与海水流动相连，既深且广，旷远无边的气势，“波如连山，乍合乍散”的壮观，深得大海之神韵。

潘岳《沧海赋》言：“徒观其状也，则汤汤荡荡，烂漫形成，流传千里，悬水万丈，测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见其广，无远不集，靡幽不通。群溪俱息，万流来同。”直奔海洋主题，继而又写海的变化：“阴霖则兴云降雨，阳雾则吐霞曜日。”写出了大海阴晴晦明时的风姿。 庾阐的《海赋》对大海风起云涌之势也是极力描写：“若夫长风鼓怒，涌浪碎礚，飏波于万里之间，漂沫于扶桑之外，于是百川辐凑，四渎横通……”写海上日出日落的景色：“映晓云而色暗，照落景而俱红”，也富有新意。

可见到了魏晋，海已经逐渐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的对象，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仍旧带有“喻诸心性德行”的痕迹，但可以看出的是，文人开始用一种文学审美的眼光来看待“海”这一意象，也逐渐使它具有独立的审美意蕴。魏晋人纵情山水的风尚，大海作为神秘的自然风光，自然也走进了文人的视野。

以海入赋，大大拓宽了辞赋创作的题材道路，是汉魏六朝人“将欣赏自然，转化为一种自觉、普遍的精神生活方式，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审美趣味行为者”的结果，“自然山水实乃魏晋士人的精神家园”[4]。这是汉魏六朝文人，在政治环境变化后，伴随着自身“命运多舛”、“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从而自我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的表现，同时随着这地理技术的进步都催生了新的文学风格，使得魏晋两代的海赋作品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气象。

二、两汉海赋的虚构与魏晋海赋的质实

汉大赋具有“美谏”的政治功能和“润色鸿业”的特点，所以其文铺张扬厉，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令帝飘飘有凌云；而赋作家又多为古文字学家，为了显示学问多有堆砌辞藻的习惯，因此有佶屈聱牙的弊端。枚乘《七发》中极写海之壮、之险、之威，“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跇，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海的威力如此巨大，竟至让飞鸟鱼兽丧命，其夸张色彩也令人侧目。班彪《览海赋》中诗人神游幻境，驾驭六龙，周游八方，缓步霓雾，轻举云路，凭风观景，超远空逝，最后“拜太一而受符”，虚幻之境，让诗人似要登仙而去。

魏晋的海赋却显得更有人间烟火，作家关注的中心也从“仙境”变至“人间”。 一方面是由于魏晋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古人对海洋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也与自然美的审美有关。

魏晋时期的地理学著作主要包括郦道元《水经注》40 卷，郭璞《山海经注》23 卷、《山海经图赞》2 卷、《水经注》3 卷，释道安《四海山川水源记》一卷，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20 卷。地理著述的出现，说明汉魏六朝人对于水土资源的掌握，较之先前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此外，在地志著作中，也有一些虽然没有以水系命名，但却是以记录临海地区的自然环境为主要内容，对当时人了解大海的奇异壮观，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这样的著作有盖泓《珠崖传》一卷，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等。在魏晋的辞赋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地理知识的进步的痕迹。李善在对《文选》的《海赋》注解时，便多次引及《水经》、郭璞《山海经注》、郦道元《水经注》、张勃《吴录》、顾野王《舆地志》、慧远《庐山记》、盛弘之《荆州记》、沈莹《临海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等书进行阐释。

曹丕《沧海赋》中写道“尔乃钓大贝，采明珠。搴悬黎，收武夫。”曹丕在文中豪情万丈的提出了要吊大贝，开采明珠，明确表现了对海洋资源的利用。顾恺之《观涛赋》写道：“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古人在观察海洋时便发现涨潮时海水会浸陵滋漫，会使远近山岭泅没，海水褪去以后，鱼虾等海产品便滞留在陆地上。又写道：“形无常而参神，斯必来以知信”。曹丕在此谈到了海涛虽然来去无踪，但总归有规律可循。这一对潮水的认识便是得益于但是潮汐理论的进步。东汉王充在批驳关于伍子胥冤魂驱水形成涌潮的迷信说法后，指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的潮汐的月球成因说和潮月同步原理，开创了元气自然论潮论。他发现了高潮间隙现象，并提出暴涨潮的地形成因说，潮汐在大海中只是“漾驰而已”，进入殆小浅狭的河口后，才激起涌潮。晋代葛洪提出潮汐的“力”和“势”，用浑天宇宙论来解释潮汐成因，建立起天地结构论潮论。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岸树起潮信碑，供渡海者使用。基于这样的地理理论和实践，使得当时的人对海洋运动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掌握。

自然美的发觉的重要标志便是魏晋时代出现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和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对自然风光的欣赏和赞美。在“越名教，任自然”的大声呼喊中魏晋文人纵情山水，他们能真正的倾心于自然山水之中，发现自然的美，大海作为神秘的自然风光，自然也在文人的表现的范围之内。纵观魏晋时代的海赋噩梦可以发现不管是顾恺之的《观涛赋》还是曹毗的《观涛赋》，其文不过百余言，但却别有情志。顾文言：“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宏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且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雕鳞采介，特种奇名。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前文数言让人感受到海之广阔给作者带来的几分慷慨激昂之情，但笔锋一转写“珊瑚明月，石帆瑶瑛”，仿佛探险的孩子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曹文中“瞻沧津之腾起,观云涛之来征”两句，闲适之情溢于言表，也颇有几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禅味。

在剥离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后，作家才真正能有了“我有写我口”的真诚与闲情，从神秘到平易，从虚构到质实在，不仅海赋的变化，也是两代文人的转变。

[1] 卢云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6期

[2] [3]谭家健: 《汉魏六朝时期的海赋》，《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2 期

[4薛富兴：《魏晋自然审美概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