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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凭借超出常人的天赋,按照一个普通人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
对于每一个智商能与“神童”这两个字匹配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他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而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
张亚勤的人生轨迹似乎超越了“神童”的宿命:12岁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
“神童”悖论
1978年,只有12岁的太原少年张亚勤成了大学生。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国人的记忆里,除了高考恢复这个大事件之外,最冲击人眼球的事件就是“神童”,不是一个,而是一个班。当年的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
张亚勤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
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诗词,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张亚勤沉默寡言,便叫他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张亚勤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张亚勤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张亚勤,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
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
谢彦波也是张亚勤的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非常聪明,但畏惧与人交往。在进入科大前,他只有5年小学的人生经验。关于他,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滚动着一只铁环。
中科大少年班的班主任在对媒体回忆时说,“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谢彦波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8岁时,他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但因为没能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博士学位没拿下来,于是就转去美国读博士。
在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安德森看来,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
恰好当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被怀疑有潜在危险的谢彦波就这样仓促结束了留学生涯。后来,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
当宁铂在“神童”的光环里纠结、谢彦波在与导师的紧张关系里找不到定位时,张亚勤成了“神童”背后的隐形人,玩自己喜欢的游戏,调皮、捣蛋。宿舍楼的大门上少了一块玻璃,这个年龄和身材都占尽优势的孩子便时常钻进钻出。
张亚勤经常去听一些演讲,李政道、杨振宁、霍金等很多大科学家都曾到过科大演讲,“霍金讲黑洞时,我站在前面听了两三个小时,听他讲时间、讲空间,不过只听懂一小部分。那时候觉得知识就像黑洞一样,是永远无穷无尽的。”
超越宿命
张亚勤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通讯方面的。有一次他读到了一篇文章,非常困惑,于是给通讯领域的学术权威皮克•霍兹写信。霍兹就是扩频通讯的鼻祖之一,而CDMA的前身就是扩频通讯。
张亚勤没有收到回信。但两个月后,霍兹来科大讲学,他记得张亚勤的那封信,两人相谈甚欢。回到美国后,霍兹问张亚勤是否愿意到美国来上学――给他奖学金。于是,一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发到了张亚勤手里。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博士毕业,他递交了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惟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来到著名的GTE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在接下来5年里,全身心投入到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讯研究领域,成为这个行业最为出类拔萃的专家之一。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这是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成了这个协会100年来获此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时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和比克•赫尔茨都曾由衷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这段辉煌的经历,在张亚勤的追述中,依然是充满了温馨的暖色调。而真正的事实是,当我们把一个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似乎才能窥见更多的颜色。
与谢彦波不同,在人际交往上,张亚勤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相处得很好。作为一个“神童”,他与一般小孩和其他“神童”的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大学之后对于人性格的影响就不是很重要了。”张亚勤这样说。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开始,随后一年,父亲遭受迫害。记忆里,关于父亲有两个面画:一个是父亲莫名其妙地从家中不见了;另一个是5岁的时候,家中愁云惨淡。他知道父亲过世了。“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张亚勤的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在童年的无数次旅行中,有一次记忆非常深刻的旅行,母亲写信让亲戚去接他,但亲戚没有收到信。“走的是山路,还下雨,走了一天,而且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知道大致的方向,就一路走一路问,”多年后,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亚勤的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那幅阴雨中独行的画面。
这个毫无优越感的孩子智力超常,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小学,用一年半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这一年,他才12岁。这种教育曲线往前走10年,或者往后10年,可能都行不通,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没有显得特别“不正常”。
高智商给张亚勤带来了荣誉,有一次,他看到了“掀起学习张亚勤的热潮”,他把看到的这个标语告诉妈妈,母亲淡淡地对他说,“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在来到合肥之前,妈妈曾如此告诉他,“名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自从他考上科大少年班消息公布后,各路媒体都想采访这个太原“神童”,但母亲一一谢绝。
微软之路
1998年,在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的电话后,张亚勤思考了5分钟,就决定成为这个研发中心的一员,任首席科学家。
李开复得到张亚勤加盟的消息后,表示了他对张亚勤的赞赏,“说实话,他的能力,远超过当时的职位,当院长都是屈才了。”
张亚勤加盟时的微软,在中国霸道而脆弱,它对中国信息化的贡献不比IBM小。但相比IBM在中国既赚到了钱又赢得了声誉,微软在中国既没赚到钱,也没赢得声誉和尊重。5年之内竟然换了5任CEO。其中有两个还写书来批评微软。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成立是微软在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与市场和利润不直接挂钩的机构。它持续招贤纳士的作为,冲淡了原来那咄咄逼人的形象。
11年时间,这个研发机构发生了裂变,由微软中国研究院升格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随后又成立了微软亚洲工程研究院,这些机构现在已经整合成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由最初的4个人,变成现在的3000多人。
张亚勤的职位也发生了变化,由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再到微软全球副总裁。2006年1月,他成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现在回过头看,那是个特殊的时间段,当时李开复离开微软,到谷歌寻找另一个春天,张亚勤的归来被视为微软CEO鲍尔默委派的、与李开复争夺人才,所谓研发集团主席只是一席虚职。
微软帝国的掌门人比尔•盖茨,在不同人的叙述中,似乎是一个介于魔鬼和天才之间的人物。
众所周知的是,张亚勤是盖茨的学生,是微软智囊团的核心人员,微软里级别最高的华人,盖茨告别晚宴上唯一邀请的华人也是他。而这些,是基于他在科技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应用发展上的实质贡献。
有一次,女儿问张亚勤,“Dad,你的工作太容易了,每天上上网,写写email,我长大后就只要写email就好了。”张亚勤告诉她,“你在家里随便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Dad的努力,包括高画质电视(HDTV)、DVD光碟机,用电脑时的操作系统Windows,打网络电话及收发email等,这些都是Dad的工作。”
在学术与研发上,张亚勤目前已拥有60多个美国专利,累积300余篇论文。特别是在视讯压缩及移动通讯方面,他更是美国此领域中拥有最多论文及专利的华人。
张亚勤曾经的同事,新华都CEO唐骏如此评价他,“他往人群里一站,就给人一种压力。总觉得张亚勤到哪里,总会给人种期待,一种希望。他是什么,他就是微软的软实力。”
普通人的生活
现在的张亚勤,生活规律而有节奏。上午9点,他会准时出现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室。墙边是一组书柜,书柜中间的空格里摆满了他和家人的照片。
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当天的电子邮件。在电脑启动的间隙,通常他会要一杯咖啡。收件箱里已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西雅图的(公司总部的项目计划)、华盛顿的(老师和同学的学术讨论)和本地的各种工作邮件。
查看完邮件,咖啡已经剩了半杯,他会及时续上。然后再查看一下他当天的日程安排,“我的每一个小时都被预定了,我的日程是公开的,每时每刻大家都知道我在干什么。”除了负责研发外,张亚勤还一度负责大中华区的销售业务,尽管很忙,他仍然很从容。
“我的家人住在北京,我一周有4天保证在家里吃晚饭。每周都会打打球,练练瑜伽,喝喝红酒。每天有3个小时不参加任何会议,不接受任何采访,一个人坐着看书、写东西,所以说,觉得时间足够了,就有足够的时间。”张亚勤说。
此外,他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在媒体的记忆里,他具有将精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一连数日,闭门不出,沉浸在其多媒体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