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管者非理关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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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问卷调研，并结合统计学中列联表的Kendall相关分析方法，对监管者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进行分析，检验监管者的自我服务偏见和后视偏见之间、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之间以及推卸责任效应和后视偏见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监管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且这三者之间两两存在关联。监管者应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非理性认知偏差，并且在纠正这些偏差时注意不同偏差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证券监管者；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推卸责任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3-0080-07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监管者的监管水平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监管者由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这些偏差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监管的理性决策。因此，监管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某种认知偏差，这些偏差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如何消除或者尽量避免这些认知偏差和非理，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继Daniel Kahneman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从事证券监管研究的一些学者纷纷开始质疑投资者是否能够理性地做出投资决策。与此同时，证券监管者自身也存在一系列的认知偏差，即使在专家指导下，监管者在许多决策问题上还是受到启发式偏差的影响。另外，受证实性偏差的影响，监管者会倾向于支持之前的监管决策，而无论该决策正确与否。过度自信会导致监管者忽视自身的行为缺陷。除此之外，监管者存在的决策偏差还包括基本归因错误、易得性偏误、后视偏见、框定效应和群体思维等等。

监管者克服其行为偏差的措施有内部组织（通过组织的内部结构减少行为偏差的影响）、司法审查和政治监督。Kent Daniel，David Hirshleif-er和Slew Hong Teoh（2002）认为，行为理论家有必要就监管者存在认知偏差的原因做出说明，并且应指出监管者的认知偏差有可能比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更为重要。日本学者Masaya Ishikawa和Hidetomo Takahashi（2010）研究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和公司财务决策之间的关系，指出管理者经常高估预期收入，因此每次错误使得公开市场发行股票的数额较正确数值低了4.7%。蔡地和万迪（2010）对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以及过度自信的测量标准进行了研究，指出管理者过度自信是指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会因为高估自身的能力和知识而产生偏差，从而导致管理者高估决策成功的可能性并低估与决策相关的风险。

过度自信的度量方法包括CEO持股状况、企业的盈利预测、相关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等等。刘亚琴和陆蓉（2010）在以Top View为案例研究信息披露边界问题的过程中指出，相对于投资者非理性，监管者的非理会对市场产生更大的破坏性。

目前，对投资者和一般管理者的非理性偏差研究较多，但对于证券监管者非理性偏差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已有文献也只是研究了监管者存在的非理性偏差种类、偏差产生的原因以及应对这些认知偏差的对策，目前还未有文献专门研究监管者某两种认知偏差之间的联系。本文的选题针对于中国证券监管者的诸多非理，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知识，对监管者存在的几种非理性认知偏差进行对比和关联性分析，在实证的基础上采用统计中列联表相关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和对策。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理性偏差对中国证券监管者的适用性，国内目前研究投资者的非理尚不成熟，研究监管者的非理性就更为鲜见；二是对监管者非理性偏差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国内外研究非理性决策偏差的文献较多，但是研究偏差之间关系的文献还较为少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与思路

本文采用心理学实验的问卷调查方法，问卷的问题设计近似真实的环境或具有代表性的情景，通过被试所选的选项来推测人们决策时的心理规律。调查问卷在设计时选择了被试比较容易理解的问题，试验时每个被试独立完成问卷，并被告知所有题目均无标准答案，被试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偏好做出回答。问卷采用匿名的方式进行，问卷中设计了一些常识性、与研究问题无关的问题，以测试被试是否认真作答，并以此剔除无效问卷。另外，调查问卷题目的顺序采用乱序的方式，即测试某一问题的一组题目与测试另一问题的某一组题目穿行，以避免被试发现测试规律从而有意识地作答，这样也进一步保证了问卷的有效性。考虑到地区和行业间的差异，对收回的问卷，进行了随机抽样，尽可能地将干扰因素降到最低水平。

（二）问卷设计、测量内容与样本选取

问卷设计采用自上而下原则，由研究目的提出概念，由概念提出问题假设，进而提出测量问题和测量题项。例如：主要研究目的为监管者非理之间的关联，概念之一为“自我服务偏见”，为此所设测量点之一为：“在面对一项好的结果时，被试往往将该结果归于自身原因。故对此特点设计测量问题”。测量点之二为：“在面对一项不好的结果时，被试往往将该结果归于环境因素或者他人。故对此特点设计测量问题”。题型结构包括四类：单项选择、是否选择、五级评价和直接作答。

本实验选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及其位于北京的派出机构为样本，共回收300份监管者的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共获得259份有效问卷。

（三）假设检验

首先，假设监管者的某两种非理性偏差之间相互独立；然后，对本文在问卷调查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列联表分析（SPSS16.0）。本文研究所采用的列联表分析的是监管者两种非理性偏差之间的关联，属于两种结果变量间的关系，变量类型属于定性变量，采用Kendall方法计算相关系数，并进行相关分析。

本文利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16.0中的Ken—dal’s tau-b相关分析得出结果，观察结果显示的Kendall相关系数能够确定两种偏差之间的关联程度，通过比较P值与0.01或者0.05的大小得出显著性，即样本能否代表总体的结论。主要操作步骤如下：首先，建立变量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三个字符型变量；然后，设定三个变量的标志值，1为“存在偏见”，2为“不存在偏见”，将每个被试作为一个个案录入数据；接下来，是建立自我服务偏见和推卸责任，推卸责任和后视偏见以及后视偏见和自我服务偏见之间的列联表；最后，在列联表的基础上得到Kendall’stau-b的相关分析结果。

三、实证检验过程

（一）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的偏差检验

自我服务偏见是指人们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个人或者内部因素，例如自己的技能、明智的判断或者自身的努力，而将失败归因于不受其控制的情境因素，例如他人行为的影响或者坏运气。该理论由Miller和Ross在1975年最先提出。自我服务偏见使人乐于接受成功却拒绝为失败负责。同时，自我服务偏见也表明人们容易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评价模糊信息。自我服务偏见与优于平均效应（better-than—average effect）存在关联，后者指个体偏向于认为在一些关乎其自尊的方面自己的表现比一般人要好，该效应也成为“优势错觉”，在人们评价他们的车技、社交敏感性、领导力和许多其他特质时表现突出。

调查问卷中测试自我服务偏见的问题共有5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9题干为：“假如你参加某次考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参加类似考试的其他人并未取得好成绩，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问卷结果显示：56.41%的监管者选择了答案C（我要么是善于考试，要么是对考试材料掌握得非常之好），25.64%的监管者选择了答案B（其他人的能力可能比较弱），只有11.95%的监管者选择了答案A（这些考试可能都比较简单）。由此可见，大部分的监管者都认为自己能取得好成绩是因为自己的考试能力比他人强，或者自己学习比他人刻苦，而非例如“考试比较简单”等客观原因。

针对问卷中关于自我服务偏见的题目，得出51.74%的监管者有自我服务偏见倾向的结论。

后视偏见由Fichoff于1975年最先提出，它是指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在事前就可以预测到事情的结果，其实他们未必可以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准确地做出预测。Bradfield和Wells（2005）指出，后视偏见包括政治、比赛和医学等方面在内的在各种领域的一系列的试验中得到证实。在证实后视偏见的心理学实验中，在被试预测正确的情况下，被试倾向于将他们对未来事件的预测记忆更加清晰。对后视偏见的一种解释是基于可得性偏差，即已经发生的事件较可能但却没有发生的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更突出。同时，Amy Bradfield和Gary（2005）进行了一对实验，两个试验中参与者在知道结果前做出预测，因此他们不能改变或者记错他们的预测以使自己的预测与结果一致。在这两个实验中，参与者改变了他们对原先预测记忆的确定程度，改变了他们作出预测基础的好坏评价，也改变了他们作出预测需要耗费的时间等等。实验还表明，当参与者在接受结果之前这些影响对即将到来的问题进行单独思考时会减弱，因此表明后视偏见与印象管理（ImpressionManagement）无关。奚恺元（2006）认为，过程重于结果，由于后视偏见的存在，管理者倾向于认为自己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可以预测其结果，不会给予下属充分的肯定或表扬，遇到问题时会批评下属当初没有听其建议，因此难以用公平的眼光看待他人。其强调企业应当重视过程监督的机制，领导应当耐心看待过程。

调查问卷中测试后视偏见的题目有4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10为：“假如你是一名公司销售部经理，面对年终销售总额，你认为你年初的预计销售额与实际销售额相比，会：（A）略高；（B）略低；（C）高出很多；（D）低出很多。”

问卷结果显示：选择A、B两项的监管者共计69.87%，远远高出选择C、D两项的总和。这说明，大部分监管者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预测是准确的，而不论事实是否如此。

针对问卷中关于后视偏见的题目，得出47，10%的监管者有后视偏见倾向的结论。

推卸责任效应，顾名思义就是个体在面对失败或者错误的时候有将原因归咎于他人或者其他因素的倾向，证券监管中各方监管者同样存在推卸责任效应。对于证券监管者的推卸责任效应研究比较深入的是Edward（1997）。他总结了监管者五种推卸责任的方法：（1）“鸵鸟反射”；（2）“信我反射”；（3）“掩盖反射”；（4）“分散注意力反射”；（5）“过失转移反射”。

调查问卷中测试推卸责任效应的题目有8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21为：“您认为证券市场频繁发生券商违规事件的原因是：（A）监管者监管不到位；（B）券商不守法；（C）多种原因造成。”

问卷结果显示：31.77%的监管者选择了答案A，45.69%的监管者选择了答案C，仅有22.54%的监管者选择了答案B。这说明，在面对不好的结果时，例如问题21中的券商违规事件，大部分监管者认为是券商方面的因素或者是除监管者自身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

针对问卷中关于推卸责任效应的问题，得出79.92%的监管者存在推卸责任效应的结论。

（二）三项偏见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自我服务偏见和后视偏见之间的列联表如表1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三项偏见之间的数据分布显然是不均匀的。也就是说，三项偏见两两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为了检验这种关系的存在，采用上述非参数检验方法，首先做出各项偏见两两之间互相独立、不存在互相依赖关系的假设，然后通过前面叙述的操作步骤得到结果，三项偏见之间两两进行检验得到三张表，整理合并的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看出3点：第一，监管者的自我服务偏见和后视偏见之间存在关联，且相关系数为0.571，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中度关联。根据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为，监管者存在自我服务偏见和后视偏见，且两种非理性偏差之间存在关联。第二，监管者的自我服务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之间存在关联，且相关系数为0.442，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中度偏弱的关联。第三，监管者的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之间存在关联，但关联系数为0.145，关联较弱。

实验证明：由于自我强化归因偏差，监管者往往将好的监管结果，例如政策的正确制定、上市公司的有效监管等归为自己的能力，而将不好的结果归于外部因素，例如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中国股市是新兴加转轨，众多散户的非理性，盲目跟风等等。同时，监管者还倾向于认为“结果正如我所料”，而事实上他们并不能正确地预测事情的结果，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之前就是如此预料的。自我服务偏见和后视偏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有自我服务偏见倾向的监管者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存在后视偏见。相反，存在后视偏见的监管者也有较大的概率存在自我服务偏见。而这两种非理性偏差都导致监管者不能从结果中吸取经验教训，逐步调整和提高自己的预测、分析能力，以至监管结果不能为今后的监管措施和行为奠定基础和提供借鉴。

同时，监管者往往存在推卸责任效应，即当监管措施不得力或者监管无效时将这种不好的结果推卸到外部环境或者他人身上，如认为是投资者没有做出正确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等等。由此可见，推卸责任效应是自我服务偏见的一个方面，二者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也就不足为奇。这与实验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是一致的，即存在自我服务偏见的监管者大多存在推卸责任效应。相反，存在推卸责任效应的监管者有很大程度的可能性也存在自我服务偏见，二者具有相关性。自我服务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都导致监管者不能很好审视自己监管过程中决策的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为自己寻找借口并将这种不好的结果归因为他人或者环境因素，阻碍了监管者从结果中吸取教训。

此外，不同的监管者会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即有的监管者往往会认为自己在事前就可以预测到事情的结果，其实他们未必可以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准确地做出预测，而有的监管者在面对不好的结果时，倾向于将这种结果归因于环境或者他人。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总结出监管者在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方面均存在非理性偏差，如表5和表6所示。

由表5我们可以看出，监管者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或者推卸责任效应。由表6我们可以看出，在对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这三种非理性偏差进行关联性分析时，自我服务偏见和后视偏见、自我服务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的P值都较小，说明自我服务偏见和后视偏见之间存在关联性，自我服务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之间也存在关联性。而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的P值较大，但小于置信系数0.05，说明这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联系。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检验和对数据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监管者并不是完全的理性人，其在决策过程中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这些非理性偏差会对监管者的决策过程和不断学习过程产生影响，因此监管者也需要接受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的“监管”和“监督”。第二，监管者的某些非理性偏差之间是存在关联的。也就是说，某一种非理性偏差有可能会导致另一种非理性偏差，或者某两种非理性偏差往往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监管者身上。本文还将对导致这些试验结果的原因作出以下分析。

1 人们往往存在一些认知偏差，作为监管者，其在决策过程中也难以做到完全理性。他们往往将好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努力、才智等内部因素，而将不好的监管结果归因于环境和他人等外部因素；监管者常常认为自己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准确地预计到事情的结果而不论其事前的预测实际上正确与否；监管者在面对不好的监管结果时，倾向于借口自己不知情或者转移公众注意力甚至寻找替罪羊，将责任转嫁给他人。

2 监管者的自我服务偏见和后视偏见存在关联，这部分是因为人们认知中的基本归因错误。而且还有研究表明，监管者还存在过度自信的倾向，即人们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了自己成功的概率和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同时低估了公开信息的准确性。由于过度自信的存在，监管者往往认为自己的决策是明智的。

3 监管者的自我服务偏见和推卸责任之间存在关联。这是因为，就这两种非理性偏差的定义而言，推卸责任效应是自我服务偏见的一个部分，即监管者倾向于将坏的结果归因于环境因素或他人。换句话说，存在自我服务偏见的监管者一定存在推卸责任效应，这也就不难解释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的原因了。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 监管者存在非理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总结出监管者在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方面均存在非理性偏差。监管者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或者推卸责任效应。

2 自我服务偏见是主要表现

非理性的三种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关联：其中，自我服务偏见分别与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具有比较明显一定程度的关联，而后视偏见与推卸责任效应关联性较弱。显然，自我服务偏见是三种非理的主要方面。

3 监管者需要被监管

由于监管者并不是完全的理性人，其在决策过程中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服务偏见、后视偏见和推卸责任效应，这些非理性偏差会对监管者的决策过程和不断学习过程产生影响，因此监管者也需要接受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其他证券市场主体的“监管”和“监督”。

（二）政策建议

1 加强社会评价，克服自我服务偏见为主的非理

非理性偏见是人性的固有弱点之一，而且自我服务偏见是主要方面，不可能从提高自身认识方面得到根本克服。建立包括上市公司、投资者、券商、专家学者等市场参与群体对监管者的评价制度，例如电子打分评价系统，并将结果公开，是克服监管者自我服务偏见的有效手段。

2 加强对监管者的内外部监督

对监管人员进行培训，加强监管机构内部的管理，同时包括投资者和其他证券市场参与者等外部机构和人员也应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例如，召开听证会，加强舆论和媒体的监督，鼓励公众监督等等。监管者在监管出错以后，也应当敢于主动、公开承认错误，并纠正错误，而不是一错再错，推卸责任。

3 减少政府和监管机构干预的次数，提高监管的透明度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们的许多认识偏差是固有的、难以改变的。基于这一点，监管者可以尽量减少对证券市场进行干预的次数，因为干预的次数越多出现监管错误甚至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同样是因为许多非理性偏差难以避免，监管者可以通过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在决策前多多听取包括投资者、政府部门等多方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减少监管失败的可能性。

我国证券市场形成时间不长，制度建设、市场环境等尚不成熟，包括散户、机构投资者在内的投资者的投机性较强，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等等都是造成证券市场失灵的原因，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监管者长期以来高估自己的监管力量而低估自身的非理性，过多干预市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监管者在今后的监管工作中应当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非理性决策偏差以及偏差之间的联系，并尽量避免，以不断提高监管工作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