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陶庵梦忆》的审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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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1597―1689)，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他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在文学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人称“绝世散文家”。《陶庵梦忆》是作者晚年追忆往昔繁华生活的一部小品随笔，文中以清新的笔调、雅致的生活情趣、奇特的见闻感受，记载了晚明社会和自身生活的佚闻琐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在文中所体现的“贵真求趣”审美趣味，反映了晚明社会人们精神生活的本质追求和特点。
晚明社会物质的丰富推动人们精神需求的转变，人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从伦理政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世俗的娱乐游玩、山水风景成为文人和当时的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内容。这种追求生活享受和个性解放的风潮是张岱生活的时代背景，他所描写的世俗风情也显示了时代的影响。但张岱是独具个性的文人，他以“冰雪”性情关照世俗生活，“真情”“好趣”是他的个性本质。他的小品文深深地烙上个性的印痕：描写世俗生活又不失雅致，追求放诞又不失真情，题材广泛又不失个性。《陶庵梦忆》“是一个艺术家眼中的晚明文化风俗小史”，充满作者对生活艺术独到的体验和理解。
《陶庵梦忆》的题材从山川形胜到民俗风情、奇人怪事等，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文物古迹，歌馆楼台，园林池沼，戏曲声伎，弹琴劈阮，名工巧匠，奇花异木，节日风俗，饮食烹饪，斗鸡臂鹰，六博蹴鞠及至打猎阅武，放灯迎神，狭邪的生活都得到生动的反映”。作者置身其中，乐而忘返。他“无事辄登金山寺”，见“风月清爽”，“二鼓，犹上妙高台”远望，于是有“长江之险，遂同沟浍”的奇妙感受。从魏晋时期，人们“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之美”以来，自然山水历来是文人钟情的对象。陶潜“性本爱丘山”，以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谢灵运纵情山水，从中寻找人生的哲理与趣味；唐宋时期的失意文人莫不以山水的娱乐疗救精神的失意。张岱也喜游山水，但他与前人非自觉地进入自然不同，他是主动亲近自然风光，从中发现自然之美以娱情怀，表达人生之趣之乐。所以他的游记小品脱去了前人的忧郁气质，表现出全身心投入的自觉主动探索精神，从而给人“天然纯真”的情感力量。
他写世俗风情和人物的作品，更是以自然之意呈现了生活、人物的真实状态。作者笔下的民俗活动淳朴热闹，情趣盎然。人物情痴艺高，形象鲜明。《陶庵梦忆・越俗扫墓》描写了人们借扫墓之机游春的欢欣情景，“男女服靓妆，画船萧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几句话点出人们借扫墓游玩的风俗特点。作者用简笔勾勒了一副游人行乐图，图中有行有声有色有态，“墨色”饱满，画面淋漓，写绝了风俗人情的自然样态。写人的篇章，在书中也占很大部分。作者所选人物有其特点。如“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的柳敬亭，说书技艺高超，说书时“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人情人理，人筋入骨”。作者以技艺而不以地位来选取描写的对象，且给予下层人肯定的评价，体现了作者贵真求趣的审美意识和新的价值观。作者突破了以尊卑论人的传统观念，去世俗生活中寻求奇、真之美，因而他的生活眼界宽广，体验丰富多彩，各色人等都在他的审美视界之中。除了说书人柳敬亭，作者在书中还描写了大量有特色的下层社会小人物，善雕刻的艺人濮仲谦，对戏曲“一往情深”的女戏子朱楚生，“矜贵寡言笑”的南京朱市妓王月生，好酒善饮的山人张东谷等等。
从以上对《陶庵梦忆》的题材内容分析中，可以看出张岱对生活包括生命的“自然”、“本真”的审美倾向。他跳出了“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把在传统文人看来俗之又俗的生活素材纳入胸怀，诉之笔端。这种新的散文写作倾向，既是晚明小品文的共同趋势，更是张岱所特有的。张岱本是“磊落清雅，霁月胸襟”的自然之子。他出生于世代书香的门第，但一生未仕。明亡之前过着富足舒适的生活，家庭书香的熏染，父辈的艺术教导，培养了他高雅的文化素养和生活趣味。晚明时期，人的个性解放之风给他提供了舒展生命才性的机会。所以，张岱的生命意识里有崇“自然”贵“真性’’的深厚底色，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就是不拘于传统的道统观念，强调真实自然的生活样态和“人”鲜活的生命价值，崇尚“个性”美、“真情”美。
古人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古代的诗文向来有抒情的传统。在儒家思想的导引下，文人们多围绕国家社稷、百姓苍生、建功立业、生离死别来抒发或得意或失意的社会情怀，文学作品的情感多关乎伦理教化这些外在的东西。到明朝后期，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人的个性情感逐渐开始觉醒，“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说法，让人开始回到人自身。内在于人的儿女私情、喜欲爱恨之情被激发张扬出来。
张岱在《陶庵梦忆・祁止祥癖》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癖是什么?“迷恋、沉酣于某事曰痴，难以割舍的嗜好曰癖。癖与痴往往结为兄弟，相伴而行，自己沉迷其中，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他人冷眼旁观，张口结舌，引以为怪。”这段话形象地解释了“癖”的含义。癖和痴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与人生志趣密切相关的心态”，与“深情”是不能分开的。作者笔下的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作者用亲切肯定的语言刻画了这么一个“可交”的痴人形象，其实作者何尝不是有“痴”“癖”之人呢。
人都爱“水光潋滟晴方好”的西湖美景，作者偏喜欢白雪覆盖下西湖的清幽冷寂。在宁静中体味清景的独绝之美，甚或联想到更深沉的人生况味。尽管作者没有直接在文中抒情，但他对西湖雪景的描绘，已呈现了独有的欣赏情趣，文末舟子的喃喃之语就点出了作者“痴”的情怀，舟子不理解的行为正是作者深情真意的表现。怀有对各种美的探索体验之求，在宁静幽深的情境中，追求富有艺术意味的精神体验。
张岱喜爱并精通戏曲艺术，家里养着戏班。他对戏剧的欣赏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他的痴情别人更是没法比。在《金山夜戏》一文中，作者路过镇江北固的金山寺，时已二鼓天，但月夜水雾林木与月光相辉映的情景触发了他的戏兴，他张罗“小仆携戏具，张灯大殿中”，唱起戏来。惊起一寺人观看，戏唱完时天已快亮。收拾离开时，以至山僧“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鬼。”山僧的惊疑反衬出张岱的情痴程度。在这种不分时间场合的对娱乐、兴味的追求中，作者得以表现质性自然的“兴”趣，获得新异的情感释放与满足。张岱情真而热烈，在某种程度上已逾越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原则，有“以情反理”的倾向。这正迎合了当时社会个性解放的思潮。但张岱的放逸与当时横流的“人欲”还有所不同，他有良好的文化教养，他对美感体验的追求，决定这些行为不是追求感官的满足，实际是一种对理想的人生境界和自由人格的追求。
《陶庵梦忆》是“真情”的文学，文中反映着作者“率真”、“任情”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书中对大量“嗜好”的描写显示，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文人们在人格上已不再执着于传统伦理事功的完美人格，认为人无癖无痴反而是一种不自然的存在。在这本书中，生命正回归她丰富活泼的真实存在状态。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型社会中，他对感性的“人”的日常生活的自然描述，对真性情的肯定和执着追求，为沉闷昏乱的社会增添了亮色。回归“人”性的内容特点，使《陶庵梦忆》在文学创作上确实体现了“自然”、“贵真求趣”的审美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使散文创作突破千年来的厚重传统，而且在人的心灵陶冶方面有着重大意义。惟有人性自然表现的真情才能打动人、感染人。对自由、真、美的追求让人的“内在自然”会更和谐。即使对现代人来说也如此。现代美国美学家桑塔耶纳说“我们根据一个种族在自由豁达的追求上，在生活的美化和想象力的教养上投入多少精力，就可以衡量出它已经达到的幸福和文明的程度。”《陶庵梦忆》以其“纯真”“性灵”之美，会给当代处于名利之欲盛行中的人们带来启发。
(作者单位：陕西省凤翔县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师范部，7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