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评级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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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利益和责任并存的中国公司欲建立国际评级新秩序。

在信用评级行业，膨胀的私欲，正上演着一幕幕公利杀手的戏剧。最新的案例，发生在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过程中。

财政部于今天5月19日印发《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下称《办法》），试点省市扩容到10个。《办法》明确要求：试点地区按照市场化原则择优选择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信用评级工作；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评级机构公正评级。

但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在发债融资时，部分企业为降低融资成本，想提高自身信用等级，部分评级机构想扩大业务量，有意放水。两者一拍即合，评级公司间的竞争变成了信用级别的竞争――谁给的信用级别高，谁就能揽下业务。

不仅是地方债，实际上，在各个需要信用评级的领域，信用评级机构们都陷入了这样的尴尬。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在日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评级机构是一个以承担社会责任为首要特征的市场主体，把评级机构作为一般的市场主体，或者把一般的市场竞争原理引入评级行业去强化竞争，这个理念使得评级走向了它的反面。”

商品化风险

鼓励信用级别竞争型的评级制度直接推动了信用级别商品化，关建中在近期发表的《树立正确的评级观》一文中就已经指出，信用级别商品化必然导致信用级别与风险错配，使债务人在不合理侵占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形成社会信用风险，评级最终背离了其应当承担的公众责任。

这样的评级制度，给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最主要的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关建中认为，如果大公国际也要去扮演一个劣币的角色，他们比现在的处境可能要好得多。但是，他觉得那样做这个行业更没希望，所以大公国际只能牺牲一些利益和部分市场。

谈及3月25日问世的《大公信用评级原理》，关建中颇为激动，他自认确立了评级领域的新标准。

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他的意见鲜明：第一是责任意识，第二是评级能力，这两点非常重要。评级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积淀，或者确实拥有独创的思想理论体系。

不过，关建中也坦言，评级方法孰优孰劣目前还没有权威的验证。同时，一场危机就是评级权威性的试金石，全球性危机就是一种巨大的违约，从这点上看，西方一些机构的信用评级准确性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领导者，关建中积极地推动评级制度的变革。他认为，政府尚未切实履行它在评级方面的管理职责，没有按照评级的规律去进行评级管理。因此，变革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层面上的变革。

评级新秩序

对于中国评级机构乃至政府部门而言，深耕已久的西方评级机构是一种“坚硬的存在”。

这是最让关建中无奈的。他表示，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宁愿舍弃本土机构，选择穆迪、标普，让它做评级，这让人不能理解。国外客户会认为，中国政府都不选择大公国际，他们凭什么要选择中国的企业来评级？事实上，国内信贷制度中，明确提到了美国的3家评级机构，那为何不能把本土的机构写进去，进行制度性的安排？

无奈归无奈，关建中对这一存在的“坚硬”程度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具有特征的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已经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制度化融合，尽管实践证明了其不合理性，但人们难以采用修补方式使其回归公正，更不能消灭它。

“不能消灭它，那就重构它。我的梦想是：在保持现有评级体系运行的情况下，构建一个能够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并承担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形成两个体系并存、相互制衡促进的世界评级新格局。”关建中踌躇满志。

为推动这一设想的实现，关建中及其带领的大公国际很早就开始了努力，而其过程也是波折丛生。2008年10月，大公国际在中日韩东京评级论坛上首次提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2011年2月16日，关建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亚洲债券市场论坛上，发表主题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需要新思维》演讲，正式提出建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构想。

以此为标志，大公国际开始了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实践。其后，大公国际与20多个国家的评级机构进行了洽商，拜访了3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与30多位国际政经界知名人士进行了交流。

正当组建世界信用评级集团高歌猛进之时，巴西、南非、印度、马来西亚、葡萄牙五国评级机构突然宣布退出与大公国际的合作并另起炉灶，并于2012年9月22日通报大公国际，他们将于当年11月初在上海宣布成立新的国际评级机构。

面对这一危机，大公国际决定由中美俄三国本土机构发起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先于2012年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新闻会将这一决定公诸于世，后于2013年6月25日在香港正式成立。

关建中表示，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处于债权经济地位的亚洲，应该扮演改革国际评级体系引领者的角色，建立亚洲信用体系将起到示范效应。对此，大公国际也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不过，关建中坦言，“建立国际评级新秩序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取决于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政府对它的认识水平、思维方式。”

（本刊实习生杨雨晴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