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阎连科谈东学西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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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文化话语权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莫言和阎连科先后摘得世界文学桂冠，这两个文学事件背后的许多因素都能对东学西渐有所启发。就文学作品而言，家乡情结、人性表述等是其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理想的译者模式使作品顺利传播和广为接受；赞助人的规划和运作是作家获得声誉的重要手段；媒体的助推有效地打开成功的大门；对国外读者及市场的准确了解和把握为西渐之路准确定位。
关键词：东学西渐 莫言 阎连科 因素 途径 启示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1-0013-02
2012年，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阎连科斩获卡夫卡文学奖，这些文学事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骄傲和鼓舞。作家们的个体努力与国家的集体努力交相辉映，使中国文化多维度、立体地以逐渐强劲的势头走向世界。然而，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边缘位置，还绝非朝夕之事。因此，探讨莫言和阎连科如何突出重围，获得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世界的认可，或可为东学西渐的未来策略描摹出可资借鉴的图谱。
1 时代语境
作家创作与时代语境密不可分，而文化走出去与时代语境的关系也很有必要进行探讨。“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其独特的个性和主观性与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互动的结果”。（黑马，2010：9）莫言和阎连科创作的时代背景可以用莫言的话来概括：“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莫言，2012）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令中国人念念于心的蓬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社会呼唤和个体诉求水到渠成，英雄乍起与时势风云相互映衬，“改革”“开放”“发展”“进步”“思想解放”“文学热潮”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人们的释放感、诉求感、自由感和超越感风生水起。这样的时代为作家获得世界视野并把其反映在作品里提供了可能，而拥有了国际视野的作品则具备了让外国人接受并理解的特质，因而具有了走出去的可能性。
2 地域特征
作家个性和主观性的形成离不开作家本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如阎连科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浓烈的气息，而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典型的家乡视角和家乡情结。他们根植于中国乡土，作品充溢着浓郁的地域特征。莫言站在自己的家乡――那片广袤的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站在“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使外国人看到中国的一个奇特、粗犷、带着原始魅力的地域特性。阎连科则站在自己的家乡河南――那片穷困多难的中原大地上，站在“舞台的背面”和“黑暗处感受光明”，如实地记载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及其所罹患的骇人听闻的灾难。他们独特的创作视角和家乡情结以及他们对家乡所寄予的深情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内心。高密东北乡那带着野性、一眼望不到边的红高粱，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河南艾滋村里那些在绝望中热切生活的人们则给人留下了触目惊心的印象。
3 人性表述
莫言和阎连科的作品都紧紧围绕“人性”展开叙事。莫言对人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他“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莫言，2012）莫言的“人”的立场为他赢得了一批优秀的国际翻译家的共鸣。葛浩文“翻译的时候，就会对一个人、一个作者的人生观有了新的认识。这种人生观既是代表他本人的，也可以扩大到代表所有的人类”。（葛浩文，2009）葛浩文是译者，但他首先是读者，他在乎“人”，他要在作家的作品里听闻“人”的声音。莫言和葛浩文因为人性和“人”的声音而产生了高度的“信任”和默契，也因为人性和人的声音使存在于不同意识形态里的两个个体有了共鸣，莫言就在这种共鸣中找到了一个“发声”的突破口，使西方世界睁开了骄傲而惊诧的眼睛，不仅看到了中国的地域特征，还看到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而站在“黑暗处”的阎连科则尽力展现生活现实并在现实中展现人性。他笔下的人们除了自私、冷酷、贫穷，还有贫穷所致的无知和疾病，以及无知和疾病带来的恐慌和不知所措。自私、冷酷往往和贫穷愚昧是双生子。阎连科想说的话很多，想表达的思想很复杂，他是忧伤的、激愤的、孤独的和悲悯的，他甚至一度和他笔下那些绝望无助的人们一起陷入绝望和无助。他的人文关怀饱含着触动心灵的热泪，有着令人心碎的真挚。而卡夫卡文学奖正是要授予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的。家乡情结、地域特征、人性表述等使莫言和阎连科的作品既属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既属于中国又超越中国，他们走进世界视野是必然之事。
4 译者的选择
翻译是作家走向世界的桥梁，译者的翻译水平和翻译策略会直接影响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莫言和阎连科得益于一群默默无闻的国外汉学家，如葛浩文和陈安娜。“译者对目标语的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知识、心里特点和审美习惯的了解，会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改写内容的取舍和语言的整体运用。译者对目标语读者的了解程度越高，其译文的被接受程度就越高。从总的趋势来看，翻译越来越倾向于译文的可接受性。”（刘宓庆，2001：506）“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系统要想进入一个中心位置的文化系统，首先必须以中心位置文化系统的接受者为中心，首先要取悦中心位置文化系统中的接受者。（张南峰，2012）在以外推为目标的翻译中，以译入语为母语的汉学家们是理想人选，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不仅对“目标语的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知识、心里特点和审美习惯”了如指掌，他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改写内容的取舍和语言的整体运用”都基于这样的了解，他们通汉语，对汉学也有较深的了解，容易与原作者产生精神共鸣。阎连科认为译者应有“极好的母语，而不是他有多好的中文。尤其还希望，译者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创作经验，能是个作家就最好了。”实际上，阎连科提出了一个理想的译者模式：“极好的母语+写作能力+创作经验”。当然，这个模式还应加上“极好的中文”。问题是，这样的翻译人才并不多，而且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中国作家，尚不具备选择译者的主动权。
5 媒体的推动
莫言和阎连科的成功西渐离不开媒体的宣传。张艺谋的电影为莫言打开成功的大门。电影《红高粱》横扫国际影坛，产生了巨大的国际效应。《红高粱家族》随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红高粱》成为电影与文学联姻的典范。葛浩文首先把《红高粱》译成英文。陈安娜先看了电影《红高粱》，接着阅读了小说的英文版本，于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把莫言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瑞典文译本对莫言问鼎诺贝尔奖意义非凡。我们由此看到了莫言成功的生态链：作家莫言作品《红高粱》电影《红高粱》翻译家葛浩文翻译家陈安娜其它国家的翻译家们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媒体推动在该生态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阎连科的成功表面看是因为“禁书”，实则是外媒利用“禁书”击中读者的好奇心所致。
6 知己知彼
了解外国读者的兴趣、外国文学市场的需要、外国出版机构的运作模式以及外国汉学译者的生活情况等能使东学西渐少走弯路。普遍认为，莫言和阎连科的成功西渐是因为电影和禁书。此种观点实则对作家的误解和某种程度的否定，也是对中国文学的不自信。“电影和禁书，会帮助你开始翻译，但不能保证你长久地被接受。”（阎连科）此种观点也是对外国读者的误解。阎连科真正被西方认可并非因为禁书。阎连科的策划人陈丰说：“没有一个出版社会因为政治的原因，对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保持热情和支持”，没有一个读者“会因为对禁书的好奇而对一个作家的每本小说都要购买和阅读。”外媒和读者更关心的是书的具体写法，关心“小说写什么”和“怎么写，有时甚至更加关心后者”。中国往往过于关注英美等西方世界的整体因素，而忽略读者的个体因素。“西方国家的读者群”不能一概而论，对阎连科而言，“法国的读者最为理想和成熟。”（阎连科，2014）只有真正的了解，才能准确定位，也能采取恰当、灵活的策略，中国文学的西渐之路才会更顺畅。
7 出版社的推介
在了解本国读者、本国市场方面，外国出版社是行家。此外，他们非常关爱和尊重作家。阎连科在国外“遇到了最好、最好的出版社”，他对这“最好、最好的出版社”充满深情：“比基埃和格罗夫对我的好，让我终生难忘和感谢。”“出版社的老总菲利普和他们公司的人，都对我和家人一样。”美国格罗夫出版社的创始人Barney Rosset曾“偷偷地变卖房产”，为作家们解决生活问题。Barney Rosset见到阎连科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他的生活困难了，出版社一定要照顾好他和他的家，让他别因为生活困难而写作受影响。”这些话，让阎连科“眼泪差点掉下来。”陈丰和她所在的比基埃，对阎连科的写作和家庭生活的关心也都让人“难忘和感慨。”出版社的关怀及其对文学事业的热爱能让一个作家感动到宁可不要稿费也要奉献作品，让作家生出终生不忘的感激，这样的出版社无疑能“捧出”世界一流的文学大师。优秀的文学遇到优秀的出版社，自然是无往而不利。再者，他们有较好的推介模式。阎连科说：“只有我自己明白，比基埃为了我终生的写作和出版，有着怎样长远的出版计划和安排。”阎连科的成就离不开出版社的策划人的系统规划和经纪人的推介，在这方面，陈丰是他的贵人。陈丰是法国比基埃出版社关于中国文学的策划人，她对阎连科的推介卓有成效。“陈丰在介绍中国文学时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她认为好的作品，翻译多难也要介绍……二是她一直主张介绍作家，而非某本书。主张持续地推介作家一生的写作，而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哪本小说热闹就哪本……第三点，她在做一个作家而非某一本小说时，她有她的安排和节奏。”陈丰在推介阎连科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策略。甚至他的哪本书适合哪个翻译家，“都在陈丰的计划中”。陈丰和出版社还和阎连科“英国的经纪人不断商量在其它语种中先翻译哪一本，后推介哪一本，把法国的出版节奏和经验带到别的语种中间去。”阎连科把陈丰和比基埃称作是他作品外译的“发动机”和“幸运之神”。陈丰和比基埃了解作家，了解读者和市场，对读书规律也有准确的把握。同时，经纪人负责向西方推荐和翻译阎连科的作品。出版社、策划人、经纪人等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运作团队。这便是阎连科“走出去”的“秘密”。他认为中国作家走出去须先找经纪人。“西方的经纪人做事非常认真，他们所做的推广非常专业，这是国内很多出版社做不到的”。（阎连科，2014）“中国应该规范法律，让作家经纪人这个制度尽快完善，只有出现一大批专业的懂语言、懂出版、懂作品、懂市场的经纪人，中国作家那些重要的作品才能够为世界所了解与接受。”（吴波，2014）
东学西渐任重而道远，这一过程之复杂、涉及的因素之多，往往出乎意料，这里所述及的只是冰山一角。诚愿这一角可以对东学西渐以有益启示。东学西渐需要更加开放的胸怀和更加理性的眼光打造更加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前瞻性的环境，它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需有协调的文化建制和宽容、自信的文学态度和文学观念，要有灵活的推介及运作模式和方式，并要抓好文学生态系统中诸如作家作品、翻译、推介模式、读者、市场等关键因子，进行全方位的统筹规划和运作，以确保中国优秀文学的顺利传播和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要给予作家更多的人文关怀、理解和尊重，以确保优秀文学的生产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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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新红，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