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大脑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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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下面的古怪事情：一只鸡长着鹌鹑的脑，像鹌鹑那样点头，像鸡一样叫。一个患了帕金森综合症坐在轮椅上的70岁老人，得到一点儿猪的大脑，立刻就能出去打高尔夫球了，看不出一点儿猪的影子。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科学事实。今天我们不但能在同类的个体间，还能在不同的物种间，交换脑组织。在未来50年，这样奇特的神经生物学将变革我们对脑的认识――脑如何在发展中形成，如何随时间而进化。随着我们对脑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最终将更好地理解其他动物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关于这场革命的科学和伦理学的后果，我们才刚开始考虑。

我常让学生做下面的思想实验：假如你有机会经历可逆的大脑移植(就是说，你还可以完整地要回你原来的那部分大脑)，接受某个动物的某个特别的部分，你愿意选择什么动物、选择什么部分呢？近年来，我的学生们列出的前三个选择是：狗的嗅球、蝙蝠的听觉皮层、鹰的视觉神经。这个思想实验藏着一个不易觉察的陷阱。尽管在技术上可以移植那些大脑皮层区域，但是要真正做到像狗那样闻，像蝙蝠那样听，像老鹰那样看，还需要一点儿别的东西。那别的东西指的是一个解析系统(附带着些外在的器官，如狗的鼻子、蝙蝠的雷达天线似的耳朵、鹰的凹陷的眼睛)。人装上新的狗嗅觉系统，可以像狗那样在百米之外闻出消防栓里几毫摩尔的尿，但还是以人的方式解释那个气味。也许我们会因为气味太强烈而觉得可怕――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受过那么强烈的刺激。

我想强调一下我们大脑行为中解释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它常常被忽视了。我们大概可以通过一个哲学悖论来说明这一点。逻辑上关于恒等的理论说，任意两个具有多个部分的物体X和Y，如果X的每个部分都属于Y，Y的每个部分都属于X，那么X=Y。恒等概念遭遇的经典挑战是忒修斯和他的雅典水手的船。船出发时是新的，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打，船板坏了，水手换了新的。到航行结束的时候，原来的甲板和设施都换过了。问题是，航行终点的船还是启航的那一只吗？还是忒修斯的那只船吗？这个例子说明了与解释相关的困难。假如我们割除某人的嗅觉系统而拿另一个人的或狗的嗅觉来代替，我们并不会改变那人的本性，只是改变了他感觉气味的方式(特别是跟狗交换嗅觉时)。换了新嗅觉的人对气味的解释还是原来那样。但是，当大脑被替换了，我们就得逐个案例地提出同一性的问题。神经学家蒂梅修在他最近关于意识研究的《感觉发生的事情》一书中明确指出，大脑的不同部位，对感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着不同的影响。某些可以替换的部位很可能产生巨大的个性改变，著名的盖奇的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盖奇原是个勤劳的受人尊敬的人，后来脑前额皮层被损伤，失去了一切精神判断能力，变得大家都不认识了。

为了把“思想替换”的问题推得更远，我们可以在来自神经科学世界的一些令人惊奇的新结果的基础上，另外做一个思想实验。神经生物学家尼可勒里斯和他的同事们设法记录了鹰猴大脑的几百个神经元的电流，用这个信号来驱动机器人的手臂。这听起来简直是玩儿游戏，但不是那样的。它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水平上弄清神经密码的意义，认识它如何调节行为。现在让我们来想象，我们可以从任何动物的大脑“下载”神经信号，建立一个硬驱的思想图书馆，记录动物与世界发生作用时的思想状况。在动物吃饭、睡觉、梳洗、和相互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出它们在想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许能更深切地体会，当我们成为它们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许是爱偷窥的“智人”，我们甚至可以拿自己的脑电波来跟它们进行对比，从而体验前所未有的人与动物的和谐――那显然是虚拟现实游戏的终点。

这是一些奇妙的思想实验。在未来50年里，我们需要的技术都能实现，尽管不会有人以那样奇怪的方式去运用它们。我们将知道多少关于大脑的东西――不论我们的还是那些能思想的动物的――想起来就令人激动不已；而我们的技术正把我们引向一个陌生的充满了模糊的道德问题的世界，这又令人担心。假如我们替换一部分大脑，开启或关闭某些基因，那后果该由谁来负责？科学家？医生？还是那献出了大脑让人能更好生活的动物？假如干细胞研究被批准了，大脑的不同部位可以独立培养，是不是任何人都能做替换？科学依靠献身科学的人的创造性能量，就这一点而言，思想潮流会倾向激进的甚至危险的探索，但科学家也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行为(也包括非人类动物的研究)的潜在的伦理学后果。萧伯纳在《巴巴拉少校》里思索，正确与错误的秘密“曾令所有哲学家伤神，令所有律师疑惑，令所有生意人糊涂，而令多数艺术家崩溃”。也许他还应该加上科学家，科学家必然还要继续努力去分别，哪些是“正确的”结果，哪些是“应该的”结论。

豪瑟：认知神经科学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和神经科学项目和“思维―大脑―行为行动”教授。他的著作有《交流的进化》、《动物交流设计》、《野性思维：动物真的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