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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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从金融中介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间有强正相关性，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意义上的原因；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中介的发展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也拉大了城镇最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的差距，金融中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金融中介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12－07
一、引言和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在快速增加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一样，也处于不断扩大的态势。此种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现在阶层间、行业间和地区间。形成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很多，有很多学者从多方面对此进行了研究。本文考察了金融中介发展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近年来，金融与增长文献开始关注金融与收入 分配间的关系。这些文献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理论假说：一种假说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间存在着倒U字型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认为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与财富水平差距将不断收敛。第三种观点怀疑金融发展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认为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最有可能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发展中获利的是那些已经在位的和高收入阶层，而非穷人和低收入阶层。
在实证研究方面，Clark，Xu&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的结论是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最近，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4)的研究表明，私人可利用的信贷比例的上升会促进穷人的收入更快的增长。金融发展增加了国民收入，同时降低了收入的不平等。他们把此种效应称之为“惠及穷人的增长”。
关于我国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的研究，文献不多，对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间的关系的研究就更少。Dayal Gulati和Husain(2000)、李萍、张道宏(2004)、尹希果、陈刚、潘杨和付翔(2005)等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地区差异的关系，章奇、刘明兴、陶然(2003)、姚耀军(2005)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张立军和湛泳(2005)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可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过他们只讨论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而没有讨论城镇居民收入在地区方面的差距，也没有详细讨论城镇居民收入的阶层差距，因此讨论是有局限的。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论文的缺陷。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和特点
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居民收入水平总体攀升。其中，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5年的10493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6．9l％，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8．37％。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种差距的扩大在阶层、地区和行业间均有表现。
(一)城镇居民收入的阶层差距
现从两个方面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阶层差距进行考察：一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二是按收入等级划分的最高收入组收入与最低收入组收入比例。
关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计算，结果不完全相同。总体来看，近几年测定的中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呈长期上升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中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一般在0．15左右，而到1998年已达到0．3。本文下面的分析采用的是罗日镁(2005)的计算结果。从图1(A)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上是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呈加速扩大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的这几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基尼系数的这种变化趋势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处于扩大的态势。
图1(B)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相关数据计算绘制的。它反映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户的人均收入与最低的10％的家庭户的人均收入的比例(用HL表示)，1985年这一比例为2．92，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8．8以上，20年间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例上升了3倍以上。若考虑困难户的人均收入和最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此种差距就更大。图1(B)也反映出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升的，特别是1996年后加速上升。
(二)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
首先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在省级行政区间的差异。图2(A)给出了我国1978～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变异系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省级行政区间的差异总体上是在不断扩大的。例如，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变异系数是0．183．到2004年这一指标增加到0．281，从收入最高与最低地区的比例看，1978年最高的上海市是560元，最低的贵州省为261．26元，最高是最低的2．14倍；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已达16682．82元，而最低的宁夏则只有7217．87元，最高是最低的2．3倍以上。
具体地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1978～1982年，这段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际差异略有缩小，1978年变异系数为0．183，1982年为0．124；(2)1983～1994年，这一阶段地区差异持续扩大，特别是1987～1994年，变异系数是迅速拉大，变异系数从1984年0．135扩大到1994年的0．278；(3)1995～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省际差异处于相对稳定，并有些微的扩大。
按照各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将省份划分为四个类型区：(1)高收入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的125％以上；(2)中高收入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0％～125％；(3)中低收入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5％～100％；(4)低收入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的75％以下。表1给出了几个年份的分类结果。从比较静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地区逐渐转向了沿海地区，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地区则集中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再从传统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划分看，如图2B所示，从绝对数额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东中西部之间差异的扩大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快速扩大，而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异则相对较小。大体上，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持续拉大，到了90年代中期，此种差距加速扩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相差不大。
三、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析框架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相关的。考虑两个地区，分别为w地区和E地区，E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居民收入高，w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城镇居民收入也低，令YWo和YWt为w地区在所考察的两个时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gW为它的增长速度，YWo和YEt为E地区在所考察的两个时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gE为其增长速度，则E地区与W地区在t年的收入比为：
上式左边为两个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差距，右边说明这样的差距由两部分构成，右边第一项是初始收入的对数差，右边第二项是两个地区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也就是说，两个地区城镇居民收入的发展差距受到初始发展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的制约。
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就表现为对这两个方面差距的影响上，其影响是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实现的，即：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这可以用下面的生产函数来加以说明：
Y=f(K，L，F，t) (3)
其中Y代表产出或者就是城镇居民收入，K是物质资本的投入，L是劳动力投入，F代表金融发展水平，t是时间变量。对该生产函数进行简单处理就可得
Y＆=αK＆+βL＆+γF＆ (4)
其中，Y＆是产出或者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K＆是资本投入的增长率，L＆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α、β和γ分别表示它们的贡献系数。所以，金融发展水平既要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初始水平，也要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一)指标选择和模型的设定
本文用下面几个指数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
1．经济货币化指数(EM)。该指标定义为：
经济货币化指数(EM)=M2/GDP (5)
其中，M2是货币和准货币。EM测度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深度。
2．金融，中介发展指数(FIR)。本文简单地利用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的和与GDP的比率，定义为金融相关比率(FIR)，即
3．私人贷款(PRIVATE CREDIT)占GDP的比重(FD)。它等于金融机构贷给私人部门(包括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和三资企业贷款)的贷款除以GDP。这一指标排除了中央银行和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还排除了给公共部门的贷款和中介间彼此的交叉贷款。
这样，本文所定义的金融中介发展水平F就可写成：
(二)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
对1978～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EM、FIR进行相关分析表明，EM、FIR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强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89和0．977)，执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滞后阶数取3和4时，发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FIR和EM的Granger原因，这部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和金融中介发展中的倒逼机制，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引起货币需求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中介的发展。
从年增长率来看，相关分析表明，EM的增长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间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96)，而FIR增长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间呈现出不具统计意义的微弱负相关(相关系数仅－0．019)。
沿着Thorsten Beck，Asll Demirgüc－Kunt和Ross Levine(2004)的思路，本文分析了私人贷款／GDP与城镇最低10％人口收入的增长间的关系，发现这两者间在我国的关系非常弱，几乎没有关系(相关系数仅0．012)，这和Thorsten Beck，Asl1DemirRüc－Kunt和Ross Levine(2004)的分析不同。一个解释是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政府垄断，偏好于向公营部门贷款，对私人贷款的门槛高，因此私人贷款占银行贷款的比例非常低，到2003年才3％多点，而且还包括对三资企业的贷款，这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作用很有限。进一步分析FD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间的关系，也非常弱(相关系数为0．22)。
(三)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表2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表3是这些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反映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和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各项指标间，除了FD和HL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外，其余都具
执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见表4。主要结论是：
(1)经济货币化程度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滞后阶数为1和3的情况下，经济货币化是基尼系数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阶数为1的情况下，经济货币化是城镇居民中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比例扩大的Granger原因；无论滞后期长短，经济货币化和城镇居民收入地区差异间既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2)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的因果关系：在滞后阶数为1的情况下，金融中介的发展是基尼系数的Granger原因；无论滞后期长短，金融中介发展和城镇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间的差距间既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滞后阶数为2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发展是城镇居民收入地区差异的Granger原因。
(3)私人贷款／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间的因果关系：无论滞后期长短，FD和基尼系数之间既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滞后阶数为4的情况下，城镇
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比(HL)是FD的格兰杰原因，但相反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在滞后阶数为1、3和4的情况下，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是FD的格兰杰原因，但相反的关系不成立。
五、结论和评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此种快速增长在阶层、地区和行业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结果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国经济货币化和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惠及增长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我国的表现与ThorstenBeck，Asll Demirgüc－Kunt和Ross Levine(2004)的分析不同。
从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趋势关系看，虽然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有相当的同步性，且呈现出强相关关系，但在因果关系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FIR和EM的Granger原因，这部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和金融中介发展中的倒逼机制，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引起货币需求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中介的发展。
从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看，衡量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和衡量收入分配的各项指标间存在显著和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果检验表明，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中介的发展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也拉大了城镇最高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阶层的差距，金融中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
在我国金融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间之所以存在上面的关系，这与我国金融体系的特点密切相关。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的分析认为，由于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享受金融服务需要一定的成本，不同收入阶层因收入的不同享受到不同的金融服务，高收入阶层能够比低收入阶层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收入阶层在获得金融资源上有优势，从而总体上提高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中介体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金融机构的集中度高，有“廉价投票权”的政府控制的金融中介机构居于垄断地位，金融中介机构的治理效率有待提高，直接融资体系尚不发达，低收入阶层和中小企业由于进入门槛高，难以利用金融体系。
因此，要有效缩小城镇居民乃至全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除了实行可持续的惠及穷人的经济增长和推行惠及穷人和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政策外，要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尤其是面向中小企业和低收入阶层的金融机构，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程度，进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其次，要降低低收入阶层进入金融体系的门槛，如个人住房贷款等。再次，要利用政策性金融解决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贫困化等问题。如对城镇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扶贫贷款、助学贷款等，为他们创业和发展提供一臂之力。最后，要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必须认识到，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中受损最大的是低收入阶层和穷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