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与西部的深度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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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的国力来说,中央完全可以不采用对口援建的方式进行灾后重建,对口援建有着非常深的用意。”珠海市对口支援汶川县绵镇恢复重建工作小组工程部部长张彤说。汶川地震波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因为自然、社会等复杂的原因,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00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时候,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17.2%。尽管,西部经济增长逐渐加速,但东西部差距仍然在加剧。

重新认识西部

在广东,干部到灾区进行对口支援是要经过激烈竞争的,用珠海市对口支援工作小组综合部长李绪鹏的话说是“斗得天荒地裂”。因为大家觉得汶川地震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大事件,如果能够参与到灾后重建中,尽管历史不会记载个人的名字,但是“至少可以和别人忽悠一把说这段历史中有我的一份,我是出过力的。”李绪鹏说。

然而,对口支援政策的深意李绪鹏却是在援建的过程中不断感受到的。他发现西部是中国的水源地,绵是通往西部的一个战略通道。李说:“中央不但要在这里恢复,还要把这里建得更好,修公路,修铁路,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虽然生活在这里的人自己过得很苦,但却是在为整个国家做贡献。李因此感受到了一份责任感:“全中国都有义务和责任帮助这个地区。保住我们通向西部的通道,保住我们的水源地。”

爱好历史的张彤对于西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长期在沿海,对内地不熟悉,成都我没来过。可以说,没来四川永远不知道西部。四川省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大,如果没有四川,中华民族可能不能抗战8年之久。对于整个国家,东部是经济贡献,西部是战略贡献。因此,我们其实是在建自己的后家园。”来到汶川后,张彤看了很多书,对于“国家”的概念更加清晰。而且,因为身处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对于整个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说,西部作为中国的“大后方”,前些年,到西部的东部人以商人为主,这次以公务员为主,他们对于“国家”的概念更为准确的认识,会让他们思索问题更加全面和有高度。

不仅是对“国家”的理解,在绵,张彤还找到了对于“珠海人”的认同。2009年春节联欢,当工作组把后方募集的物资送给老百姓的时候,当地百姓高喊“珠海万岁”!珠海是座移民城市,那里的人很少说自己是“珠海人”,更多地会说自己来自哪里。“我在珠海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珠海万岁’,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听到了。这对援建工作者来说,是一种鞭策,让你不好意思不好好干!”张彤说。接下来的事情更让张彤感到了作为珠海人的自豪。他到工作组附近的小卖店买胶带,对方却不卖给他。店主说:“你是珠海来的,送给你可以,但是不卖。”张彤2009年1月到绵不久,左腿就骨折了,但他一直没回珠海。开始的时候不能走路,就让人用车把他拉到工地。因为,援建小组的成员大部分都因为水土不服,出现了不吸收钙的症状,张彤的腿直到现在也没有痊愈,他仍然拄着拐,每天坚持去工地。与当地人密切合作,让他觉得“不好意思走”。

尽管,不太喜欢当地干部做事慢悠悠的风格,张彤却很喜欢当地人的朴素和韧性。“当地的干部几乎每个人都承受着几种压力在工作,失去亲人的痛苦、工作的难度,对援建的感恩心理……灾区干部比援建干部更值得歌颂。我们最多是累,心里还觉得自己是做善事来的。我一直不认为这是援建,援建是中央在援建,我们是干活来了。”张彤说。

学习东部的理念和工作方式

汶川县的一位官员说援建人员带给当地最大的触动是他们的效率。“对于我们来说,‘马上’可能意味着一两个小时,而对于广东人来说‘马上’是几分钟。”

“对口支援使东西部不仅在物资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意识形态上都有了一次大的交融和碰撞。”广州援建前线工作组工程协调部部长徐明贵说。广州负责支援的威州镇是汶川县城所在地。在援建之初,广州就确定了不仅援建实物,还要把管理方法、制度传达给当地的目标,不能“自己做完就走了”。

这种碰撞在对口援建过程中,随时可见。为了快速、规范地推进灾后重建,援建小组必须和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广州人的节奏非常快,要求也非常高,而四川人节奏则比较慢。刚开始的时候,当地人很感动、很积极,后来他们就开始烦了。“我们一再解释,我们过来援建,不仅援建实物,援建后要把大量的工程资料和一整套规范移交给你们。”徐明贵说。双方慢慢地开始有了更密切的配合,援建小组甚至帮助当地政府起草一些建设管理的程序要求,经过修改审批后,成为“红头文件”。这些“红头文件”反过来成为指导项目建设行政审批的依据。

徐明贵对于当地在工作上与广州方面的差异也很理解。地震发生后,州政府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县里。这样县里就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很多机构都没有建立起来,管理上达不到要求;二是办公的软件、硬件都不达标。而且,地震以后,这里的业务、管理人员十分欠缺。

曾经有记者采访汶川县县委副书记,如果广州把钱全部给当地,由当地来建设,会跟广州带一支队伍过来帮助当地建设有什么不同。这位副书记说,如果他们把钱给我们,我们做得肯定没有他们那么好。现在他们建设得这么好,我们从中看到了差距,我们自己的管理理念和水平也提升了很多。

广州在援建过程中有严格的督办制度和体系。但是在汶川,常常是开会以后没有人执行,也没有人检查。后来,当地政府发现广州高效的执行能力,也开始建立起督办制度和效率检查制度。徐明贵说:“当地干部的理念和效能,跟援建组刚来的时候有很大差别。”

让珠海方面和绵镇自豪的是,他们是唯一采用合作共建的方式进行对口支援的,这就意味着在所有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都是双甲方。蒋芝辉说:“在这方面其他乡镇没法比,我们就像一家子,他们把我们当兄弟来待。很多事情本来是应该我们做的,他们都在帮我们做。”

工程部部长张彤说:“国家采取对口援建的方式来做灾后重建,有很深的考虑,其中一个就是东西部的互动。当地人学习我们的技术多一些,我们学习当地的文化多一些。”

张彤认为,对口支援结束一年以后,当地可能会经历经济滑坡,这时候他们体会到援建对于他们整个文化思维的影响。“这种影响一定会发酵的,而且不仅是在这个地区,整个四川省都会有很大的反思。而我们也会对这段经历有更深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