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戏剧理论来看《非诚勿扰》节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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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诚勿扰》是2010年1月15日江苏卫视推出的一档大型婚恋交友服务性节目。一经播出后节目在极短的时间内刷新了婚恋交友节目收视率新高。文章试图从社会拟剧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非诚勿扰》节目特色。
[关键词]非诚勿扰；社会拟剧理论；表演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249-02
《非诚勿扰》凭借其新颖的节目模式和戏剧化冲突在极短的时间瓦解了观众们对相亲节目的刻板印象，缔造了国内电视相亲节目的收视神话。《非诚勿扰》这档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犹如一个“社会前台”，需要舞台上的所有参与者在特定的规则中展现自我达到协调的沟通。文章试图从戈夫曼社会拟剧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非诚勿扰》的“舞台设置”、“表演者”、话题的“戏剧冲突”等节目特色。
一、戈夫曼的社会拟剧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认为人生就是一出戏，他因此提出了“前台/后台理论”，又称“拟剧理论”，即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者都十分关心自己如何在众多的观众（即参与互动的他人）面前塑造能被人接受的形象。社会拟剧理论主张运用戏剧表演的观点来看社会活动，“每个表演者按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表演，每个人都有自己在此情境里特定的角色，同时，每个人的角色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拟剧理论关注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即如何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并使表演取得良好效果，其研究重点在“互动”。主持人孟非、作为指导角色的乐嘉和黄菡、男女嘉宾都是《非诚勿扰》这个“前台”的表演者，此外，在“后台”的工作人员，整个节目现场的灯光舞美等都是“剧班”的“舞台设置”。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演任务”，但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理想化的戏剧实现”。
二、《非诚勿扰》的“舞台设置”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指出“舞台设置包括舞台设施、装饰品、布局，以及其他一些为人们在舞台空间各处进行表演活动提供舞台布景和道具的背景项目。”《非诚勿扰》中的流程设置、舞台设计和配乐选择等无不都是戏剧化表演中的“舞台设置”的重要部分。
（一）节目环节流程的“冲突化”
《非诚勿扰》每期有24位女嘉宾参加，5名男嘉宾依次亮相。女嘉宾则要在每位男嘉宾轮流登场的大概10分钟内通过亮灯、灭灯的形式作出快速选择。女嘉宾在一念之间就可以随时灭灯，身材、衣着、发型甚至一个小肢体语言都可能成为女嘉宾灭灯的理由。这是整个“剧情”的“幕”，而其实质是针锋相对的话题碰撞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价值观的颠覆。同时，环节设置呈现出的叙述方式非常类似于戏剧结构。开始时就将男嘉宾推入困境，发展过程中促使男嘉宾在困境中挣扎，结尾便是是否能够跳出困境。这样必定会带来两种结果：喜剧的胜利和悲剧的退场。
（二）舞美设计和背景歌曲的“社会前台”作用
在一个“前台”表演的过程中，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舞台设置”某种程度上是传递信息的媒介符号。《非诚勿扰》节目中的舞美设计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前台，往往随着它所引起的刻板形式的期待而变得制度化，另具有一种潜在的引申义。《非诚勿扰》节目的舞台设计和背景配乐都体现出是站在女性主义角度的婚恋交友节目。舞台灯光和布景均以粉色为基调，色彩柔和；舞台造型和各种道具多为圆形、椭圆形等优美的曲线状。
全场不断切换的背景音乐，均是从女嘉宾的心情变化来选择不同的配乐。首先，女嘉宾出场的歌曲是艾薇儿的《Girlfriend》，曲风欢快，适合女嘉宾走台的欢快节奏。男嘉宾出场的歌曲是《Canyoufeelit》，曲风气势磅礴，直译为中文就是《你能够感受得到吗》，暗示了男嘉宾主动地向女嘉宾提出挑战。最后留灯的女嘉宾出场的音乐是少女时代的《Gee》，大意是“我快要窒息了，害羞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反映出女嘉宾主动地争取爱情的少女情怀。男女嘉宾配对成功背景音乐是由卓文萱和曹格演唱的流行一时的男女对唱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温馨甜美，恰好适合男女嘉宾牵手成功的甜蜜情境。最后作为“后台”的工作人员在男嘉宾未能牵走任何一位女嘉宾后遗憾离场时选择了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仿佛是站在女嘉宾的角度对男嘉宾说“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从配乐上来说，音乐气氛也极好地烘托出了“表演”氛围。随着节目播出以来，这些听觉符号成为了这档节目的品牌记忆符号，达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品牌效益的双赢态势。
三、《非诚勿扰》的“表演者”
《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就类似于拟剧理论中的“剧班”。“剧班用来表示在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协同配合的任何一组人”。“当一个人在扮演一种角色时，他必定期待着他的观众们认真对待自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要使他的观众们相信，事情就是它所呈现的那样。”
（一）男女嘉宾的“个人前台”多元化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个人的前台是由各种刺激构成的，这些刺激可以区分为“外表”和“举止”。节目中男女嘉宾的“个人前台”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多样化正好迎合了观众不同的受众需求。男嘉宾有的是从事公务员、工程师、企业职员等职业，也包括国家级教练员、国家一级科研人员、世博会工作人员等小众化的职业。此外节目还曾特别推出“教师专场”、“外来务工人员专场”和海外专场等。男嘉宾的职业类型和国籍多样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覆盖力。另一方面，节目对24名女嘉宾的选择上也是颇有用心，力图折射出不同的婚恋观和价值观。这种全景式的呈现方式使得女嘉宾的筛选更具有社会典型性和普遍性，嘉宾似乎与观众身边的普通人并无区别，去粉饰化的面孔力求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在丰富的男女嘉宾“个人前台”的背后是寻求“个人前台”的差异化，由此带来了嘉宾的多元化观点的表达，迎合不同阶层的受众的需求。
（二）孟非和乐嘉的“剧班共谋”
在让人炫目的男女嘉宾当中，主持人孟非与乐嘉给整个节目带来了理性的判断和分析。孟非、乐嘉、黄菡之间就类似于“剧班共谋”，试图用一种密谋沟通，这种沟通方式非常谨慎小心，因而不会对在观众面前所促成的假象构成威胁。
孟非和乐嘉作为“表演者”，其自身也有着“个人前台”，但是为了使“剧班”的总体印象令人满意，就要求他们以不同的角色出现，以达到统一的效果。孟非曾主持过《南京零距离》这样的民生类新闻节目，在《非诚勿扰》中他一改往日较为严肃的表情，用丰富的社会阅历与情感体验以冷幽默的形式缓解现场时而出现的紧张气氛。他节目中不会长篇大论地评论某个嘉宾，但往往会在大家讨论之后就会有自己的简短点评，恰当地控制了节目的节奏。
毋庸置疑，嘉宾主持乐嘉是这一节目的一大亮点。乐嘉摒弃了传统心理学者温情安抚的作用，与嘉宾甚至是孟非进行更为直接的交锋，观众在矛盾冲突中亦可获得更加多维的思考向度。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本身具有“冷媒介”和“热媒介”之分。“冷媒介”是低清晰度，提供较少的信息，明确度较低，因而需要受众积极参与的媒介。在节目中，乐嘉属于“冷媒介”。他说话有时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有时又慈悲心肠，甚至使节目现场的观众都感动得落泪。也正是乐嘉“冷媒介”特有的模糊、多变，不确定的性质，才使得他能与不同身份的嘉宾进行有效的沟通，能够适应更为广大的“表演场景”。
（三）黄菡与乐嘉的“再合作行为”
作为《非诚勿扰》的唯一女性嘉宾主持的黄菡，身上有多种特殊的标签：南京大学社会系社会心理学博士，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教授、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但在节目中，黄菡与人们刻板成见中“手执教鞭、喋喋不休、冷冰冰的教授”形象不同。她气质淡雅，说话娓娓道来，言谈间透着一股亲和力。《非诚勿扰》的舞台一直以来都是孟非和乐嘉两个人男人在主持，运用男性的情感观帮助嘉宾们成就自己的姻缘，而自从黄菡加入之后，节目更平添了一份女性的温柔。黄菡的知性形象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和喜爱，称赞她学识渊博，分析问题思路敏捷。相比于乐嘉，黄菡的“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却和乐嘉有着潜在的默契，实现了“再合作行为”。“每个人都和剧班伙伴一起，对其他剧班成员维持着一种既谦恭有礼又轻松随便，既有距离又亲密无间的浑然一体的状态”。
四、谈论话题的“戏剧冲突”
有话题才会有看点，话题是由人制造的，制造话题就是从选择嘉宾开始。从《非诚勿扰》播出到现在可以看出，女嘉宾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女嘉宾大多思想新锐、言辞大胆，能够制造话题。20lO年1月17日那期节目“我宁愿在宝马里哭泣也不愿在自行车后面笑”的女嘉宾马诺一炮走红，进而引起社会关于“拜金女”的讨论。物质性与精神性话题冲突引起了观众们情感上的冲突，在娱乐层面上对观点进行延伸进而成为了社会热点。比如2010年3月14日中的节目中拥有六百万存款的男嘉宾林云超，家境殷实的他本无可厚非，只因为在VCR当中近乎自负的炫耀自己拥有三台跑车，并公然攻击女嘉宾马诺而遭遇现场女嘉宾的轮番炮轰，迅速走红网络。男嘉宾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本也无可挑剔，却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定义”中遭遇强烈冲突，现场情绪也一度白热化。VCR在节目之前就已经录好，即表明工作人员事先就知道了刘云超的个人情况，那么播出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个悬念。节目中还刻意邀请大家来看刘云超的个人存款数额，大屏幕上快速显示阿拉伯数字6000000。裸的金钱数字给人以具体的印象，是工作人员的刻意“导演”。这样的“戏剧化的冲突”致使观众们在贴吧、微博、博客等平台开始讨论“富二代”这一特殊群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说过“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而恰好《非诚勿扰》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表演舞台，遵循着社会拟剧原理去“表演”，以获取表演目的的实现。《非诚勿扰》通过对流程设计，将现实中的男女择偶规定在一个具体的“表演”中，激发他们非常态的心理情态和个性特征，凸显了矛盾冲突和人物个性，借此“娱乐”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