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三教异同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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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道”和“释”三教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代表，各有其内涵与意义，三教各有不同，又互有相同之处，在历史长河中兼容并包，共存共进，融合吸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可见，中国文化有着和谐宽容，兼容消化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 圣；仙；佛；异同

【中图分类号】 B9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017-2

一

（一）儒家与儒教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一种宗教。”然而，儒家毕竟不是宗教，纵使其宗教化而成为儒教，但它没有宗教惯有的神一类的超自然形象存在，可见儒教也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宗教。

先秦孔子创立儒家，是中国较早的著名学派。儒家以孔子为起始，之后有孟子、荀子等。孔子强调“仁”，以“孝弟”为根本，以“忠恕”为切近含义，正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即为君子修养自身与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和最高境界。他强调阶级关系，使家庭社会国家的种种关系达到理想标准。他强调礼乐陶冶，主张礼让治国，注重道德品行的养成，因而有“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说，并以此达到“中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为了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效果。孔子强调行事需出师有因，“名正言顺”，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标准，注重做事动机，关注榜样作用。儒家强调“仁”到了极致，便是“圣”。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发展出“性善论”，并进行“义”与“利”的价值探讨。文天祥有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完美概括了孔子与孟子对于人生价值的论断。孟子强调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把治学归结于人生修养，归于“存心、养性”，这一心性论，也为后世宋明理学所提倡。荀子则与孟子相反，强调性恶论，“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荀子“隆礼重法”，以礼为中心建立社会秩序，由礼统摄一切社会活动，这一观点与法家颇为接近。

（二）道家与道教

胡适先生说，“老子最大的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道可道，非常道”，所谓“道”，抽象微妙，不易阐述，因此老子又说“无”，他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道”也能生出万物，老子所说的“道”和“无”，大体是一个东西。然而老子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又不是“无”，它虽然无法捉摸，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形状。老子主张“无名，天地之始”，他认为社会罪恶的根源在于多欲，一切善恶均来自对比，如使人无知无欲，回到混沌时代，也就没有一切罪恶了。老子以“道”为至上之物，认为“道法自然”，也就是自然法是绝对有效的，倘若有违背天道之事，自然有天道来处置，无须政府干涉。可见老子主张一切放任无为，要人无知无欲。老子宣扬“不争主义”，弘扬“水”，说它“善利万物而不争”，“天下柔弱莫过于水”，强调“柔之生刚”，颇有逆来顺受之意。道家又一代表人物庄子的人生哲学，则是“达观主义”，对是非生死的达观。他把一切都归于命定，看作天道运行，“物之所不得遁”，既然逃脱不了，那就乐天安命。庄子认为，做人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把一切是非同异都看破了，不免让人觉得消极避世。道家强调自然道法，因而在自然规律的探讨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三）佛教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以宗教形式存在，并以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来解释其宗教内涵。它容纳吸收了同时并存的教化思想，得到发展。

佛教宣扬人生来受苦，贪欲则是一切痛苦的根本原因，惟有“涅”才能免于痛苦。佛教所说的“涅”并不是指死亡，而是超越生死时空的一种心态，依照佛法指引便能通向“涅”避免痛苦。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主张极乐世界就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众生皆佛，佛不在尘世之外，而在尘世之中。佛教把“禅定”作为宗教修养的六个重要途径之一。所谓“禅定”就是安静地沉思。佛教教人放弃反抗，相信命中注定，放弃要求与愿望，以佛法的教义处世为人，因此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奴性”性格。佛教“用宗教哲学宣传客观世界不实在，把主观精神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都看作是虚幻不实的”。六祖慧能及其弟子们主张顿悟，不主张坐禅，告诉人们要“成佛”，只要坚定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从自己内心寻找原因，就能摆脱苦难，避免错误。它教人放弃对现实社会的斗争，当然这些宣扬也巩固了封建社会的稳定。

二

儒教讲究成“圣”，道教希望通过修炼成“仙”，佛教则求成“佛”。“圣”、“仙”、“佛”代表着儒教、道教与佛教的最终目的，在五千年的磨合中，相互融合或排斥，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思想潮流。

何谓“圣”？儒教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根本，但并未对“圣”有所定义。孔子强调“仁”、“君子”，大概完整做到“仁”，成为“君子”，也就达到“圣”的境界。《论语》中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能够坚持广泛行善接近民众，在孔子眼中就超出“仁”成为“圣”了。王阳明说，“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 可见宋明儒者认为，能够坚持“存天理、灭人欲”也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了。

所谓“仙”，在道教信众看来，就是长生不老、完全掌握天地自然规律并能完全应用从而法力无边的神，他们无所欲求，随着天地自然道法运行而生活。想要成仙，只要无知无欲，遵守五戒十善，炼丹服用等等一系列修炼方法，就能成仙。

“佛”，则代表着大智慧，“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佛教中有各类佛陀、菩萨、罗汉等形象，有观音普度众生，教人潜心诵经，以到达“大智慧的彼岸”。要成佛，需要顿悟，需要明性，于和尚需遵从清规戒律，于普通人则可为“居士”，只要依据佛法，终能成佛。

由此可知，“圣”与“仙”、“佛”有本质区别，即“圣”的内涵中并不含有“长生不老”、“无边法力”等神化思想，这也可算作是“儒教”终究不算完整意义上的宗教的原因之一。“仙”与“佛”都借助鬼神，“圣人”则不信有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句即可为证。同时，我们也看到，成“仙”、成“佛”都教人放下欲望烦恼，只救自己，是出世之学，而成“圣”，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救天下，是入世之学，这则是宋明儒者极力排斥道、佛二教的原因之一。此二者区别最为普遍区别，遂列于最前，不再赘述。下面主要叙述三教在其他内容上的异同之处。

（一）“圣”与“仙”

“道教与儒教，从总体上说是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攻讦。”可见二者相互影响颇为深远。周敦颐《太极图说》，显然是受道教影响，讨论宇宙本源，与儒家过去重视君臣父子之礼有巨大差别。周敦颐的太极―阴阳学说，显然受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影响。

儒教与道教均有其基本原则，儒教为“礼”、“仁”、“义”，而道教则是“道”。不同在于儒教的“礼”、“仁”、“义”是人为规定的“法”，是“周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延续与加深，是人自己认为的处世原则，而道教的“道”，则是“天道”，是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的“道法”，不以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也不是人为所能控制的，是万事万物都必须遵循的法则。

（二）“圣”与“佛”

上面我们说了 ，一般认为儒教以宋明理学为形成。而宋明理学诸大家们又相互攻击和自我标榜，比如陆象山认为朱熹的学术内容接近“道”，朱熹又认为陆象山的学问接近“禅”，王夫之又指出朱熹的学术来自佛教。这都表明，理学家们对于佛、道并没有真正反对，而是从中吸收对自己的理论有益的东西，融合进自己的学术中。儒教讲求“心性论”，这一观点显然类似佛教。宋儒强调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按照佛教的修养标准，使佛教的宗教修养方法在儒教中合法化，成为主静、主敬；禅定成为静坐，“克己复礼”成为“存天理、灭人欲”，这十六字真言，完全变成了儒教修心养性的咒语。“佛家只讲个人修行，不关心国家大事”，出家制度又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这一点让儒者很不满，也是儒者主要反对佛家的一点，正所谓“释氏虚，吾儒实”。

（三）“仙”与“佛”

“佛教初入中土，与道教冲突”，因而佛教刚传入我国时，为了能在中国社会立足，不得不迁就于道教，迎合道教，改头换面，适应我国民众思想，使自身得以存在和发展。东汉时期一般人所理解的佛教，神通广大，变化无方，无所不入，“专务清净，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这便是典型的黄老之学和原始道教的口号。

“仙”与“佛”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同为出世之学，同讲逆来顺受，在历史上也都很少作为主流思想多以儒家的补充而出现。所不同在于，道教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完全在我国人民中产生，而佛教源自印度，并因适应我国情况而与原貌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

成“仙”与成“佛”的修养方法也不尽相同。虽然二者都有戒律、行善的法则，在基本的道德原则上，如不要杀生、要孝敬父母等方面也有共同点；二教都需依着教义才能得道成“仙”或“佛”。然而道教需要借助炼丹、法术才能成“仙”，而佛家只要求看见自我本性，禅定顿悟就能成佛。既是顿悟，则不限制于修养的时间长短和时机，只在某个瞬间，便能成佛。而道教依赖于仙丹法术等外部之物，必然受时机、配方的局限，显然会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也使得一些道教信众滥服丹药，造成悲剧。中国古代的道佛之争，可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西游记》中略见一斑，在此笔者便不做讨论了。

三

倘若说儒家为入世之学，则道、佛二家都是出世之学。儒家教人为人处世之道理，而道家、佛家则要人看轻尘世烦恼，远离俗世纷争。三教合一形成宋明理学，后人理解有所片面，造成一定的误解。比如常常为人们诟病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说，笔者以为此处所谓的“节”是“大节”，而不是我们一般所狭隘认为的“妇女的节操”，倘若做“道德操守”来解，此句似乎并无不妥之处。

由此引申出于我们的结论来。就中国文化史上三家共存共进、融合吸收的历史事实，我们看到了三家的异同，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和谐宽容，兼容消化的精神实质。虽然三教在封建统治者手下有着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但并不影响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世界眼花缭乱，也有越来越多的乱象值得我们深思。在新形势下，我们更应洁身自好，以“君子”的要求为人处世。儒家思想于我们提升个人修养有着重要的借鉴与价值，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我们现在仍然需要的治学态度与社会担当。道家和佛家虽然意趋消极，但我们仍然可以学习 “道法自然”，依照自然之法处事待人，学习在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看清欲求，学习面对种种挫折的淡然与逍遥。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我们仍然需要静心养气，需要佛家的安宁与智慧，以此把握自我，把握本心。正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詹杭伦.国学通论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00.

[4]彭永捷.认识儒教[J].社会科学，2011，（11）：104-111.

作者简介：戴贝钰（1989-），女，汉族，江苏江阴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