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焚书坑儒到盖楼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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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因涉嫌受贿被捕；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副书记龙小乐，也因负责学校基建而涉嫌受贿被捕。这凸显当前高校腐败问题，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教育界的腐败由来已久，其形式往往是学校衙门化，学者官僚化，抄袭、造假、假教育真愚弄、考试作弊、招生受贿，直到各种形式的巨额受贿。它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组成部分。

当代教育腐败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文化与制度根源。

周公改制以来的中国政治传统，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族统治，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帝制只是在皇权权力上加强，家族制不但没有弱化，反倒强化，这就构成了被德国社会理论家韦伯称为“家产官僚制”的一种统治模式。近代以来，这种本质上宗派暴力的家族制模式转化为泛家族性质的“群产官僚制”模式，其内瓤并无改观。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产生了独特于西方文化的士传统。

2200多年前，秦始皇痛恨于当时儒生反对郡县制，于是下令火焚天下书，坑杀议政儒生，这开启了帝华时代统治者泯灭智识阶层的传统。

其后，这一权力泯灭智识的传统分叉为两股思潮与制度实践，即暴力消灭智识者肉体的刚性泯灭，及财富与地位拉拢智识者的柔性泯灭。而智识阶层也就在暴力灭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沦丧为与权门合作分红的依附性阶层――其制度特征便是滥觞于汉、成形于唐、造极于明、废除于清末的科举制度。

正是这套选官制度造就了王亚南先生所谓“中国历代官僚集团就是个贪污犯集团”。这样的政治文化结构，导致了中国历代教育演变为一种本质上让智识阶层臣服并服务于家族统治需要的工具，以服从于等级特权为核心的愚民教化便成为难以颠覆的主流。

正是在这-历史与现实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教育界的腐败问题。

直至当前，现代民主政治下政治家来自民主选举、公务员来自考试入职的两分结构并未在中国确立。20世纪下半叶前30年，全能主义政治以比科举制度更为腐败无序的方式践行其选官制度，直到1978年之后，才逐渐部分恢复“学而优则仕”传统和无序选官相杂的混合模式。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其背后更深的含义是对垄断的批判――绝对的权力是对资源配置的垄断，垄断之所必是腐败丛生之地，教育领域焉能例外？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中，教育无法获得基本的独立品格，它依然得臣服并服务于现行的政治制度与统治需要。由政府垄断的官办教育、政府垄断的学位颁发权为主，政府控制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界的假民办教育为辅的模式，成为中国教育的基本现状。

于是，无论是旨在控制教育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还是教育机构内的行政负责人员，都只能对他们的政府任命者以及政府所需要的服从现秩序之主要教育结果负责，而不可能对教育与学术本身（即研究人员、教育者、学生）负责。

正是这种消灭竞争的教育垄断以及向上一等级负责的制度模式，导致了教育机构管理信息不透明，从而成就各种腐败乃至学界巨贪。可以说，中国式的官学一体模式不改变，教育无法获得独立品格；教育机构及其行政人员受制于政府，教育腐败就无法避免、无法铲除、无法遏制。

欧陆及日本的学术、教育模式表面上看似官学一体，但其基本内核却是非垄断的

国家财政虽支出教育、学术经费，但在管理上却保持了学术、教育的独立与民主品格。至于英美的学术、教育模式则更为社会化，政府的作用基本上仅限于保证义务教育以及保障人民的受教育权。两者都最大限度防止了学术、教育腐败。

鉴往知来，参西酌中。政府当主动放弃对教育的权力控制，基本杠杆便是开放高校的学位颁发权，让教育脱离垄断而在竞争中接受社会的自然选择，政府只在义务教育领域发挥其基本的服务社会功能。

如是，归还社会的教育自治权，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教育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