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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关于获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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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故事

寅年的第一天,严宅的仆人起来看到,屋顶上站满了金黄的老虎。那一年新年空气干燥,雪一直未下。那些老虎,踏着黑瓦攒起的屋脊,凛凛可畏,像是站在高耸的山冈上。

严贞木被虎啸声惊起,知道仇家找上门了。

他穿好衣裳出了卧房。家人一个个觳觫颤栗,语不成声。他的独子木铎迎面跑来,问他虎年看到老虎是不是预示着本年大吉。

家中较为果敢的青壮年已拿起钢叉、弓箭等,准备抵御猛兽,但被严贞木喝止了。

早晨的天空呈现出青白二色,在滴水成冰的冬日,严宅上空熠熠生辉,像是架着一座火焰山。

严贞木完全暴露在了天底下。这位穿着灰色衣服的老人,就像山谷里的一棵枯树。

老虎们在缓缓地移动,仿佛在等待目标作出反应,又仿佛在哀怜垂死的人。它们在院子周围的屋顶上首尾相衔缓缓移动,鲜艳的斑纹在黑色屋顶上不断地流动着,那情景就像一条泛着朝阳光辉的河流。

严贞木在院子里踱着方步,他从一棵残留着三四个朱红果子的柿树边走过,又在一个压着盖子的水缸边停了一下。他始终仰着头,直视居高临下的敌人。木铎发现父亲的眼神渐渐地发出一种炜烨之光。

严贞木叫儿子端来笔墨纸砚,就在院子中间的石桌画起了老虎。

他画了东厢房上的,又画西厢房上的,这时老虎们已停下了步伐,一动不动,像雕塑一样,仿佛它们很乐意充当模特。

严贞木又开始画北边正房上的。这一片区老虎的数量最多,他画了半个时辰。有的老虎探着头,发出低沉的叫声,已经不耐烦了起来。但是没有得到首领的指令,谁也不敢乱动。

那站在正中间的体形庞大的首领,轻轻眨着眼睛,似乎希望看到仇人负隅顽抗或仓皇逃命的样子――院子中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怎么也像是在强作镇定。

虎首领以不大不小的声音吼了一声,其他的虎也跟着吼了一声。有一个年轻人在屋檐下朝着一只屁股对着自己的老虎放了一箭,他是因为害怕至极才采取了这个愚蠢的行动。那支箭像一根树枝一样在半途就栽了下来。有一只虎耸身跳了下来,咬住这位年轻人的腰部,把他甩到了墙外。严宅的人一片惊叫,有的人哭了起来。

他们纷纷往屋子里退去,寻找地窖、橱柜躲藏起来。 院子里只剩下严贞木父子俩。

最后严贞木也走入了里屋。木铎还是站在石桌旁,他感到面颊沾了一些极细的雨滴,或许天空中正酝酿着一场大雪。

这时老虎们都沉默了下来,像是贴在渐渐暗下来的空中的画。

有一只老虎踏破了一块瓦片,一道轻脆的响声,划过院子上空。木铎感觉那响声又折射了回来,仿佛触及了低沉的天壁。

很快,严贞木又出现在了老虎和木铎的视线中。他径直穿过院子,绕过一字影壁,从门楼下走了出去。他肩上背着个小包袱,左手臂弯里抱着长筒形的一匹布,像是一个出门的商客。

老虎们开始向着大门的方向移动。但是没有一只跳下地来。

门外是一块空地。一株光秃秃的梓树在坪子的中间独自撑着苍穹。严贞木本来打算今年在这块地上建一座关帝庙,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他看到镇上一些人在远处缩头缩脑地觇视。

老树前,严贞木将一匹白布往地上一抖,掣出一管粗大的毛笔,饱醮颜色,又开始画了起来。

像水杉叶一样的几朵雪花飘了一下,又停了。

一位颤巍巍的老婆婆拄着拐杖进了严宅,想把木铎带走。但木铎站着没有动。他根本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做什么,但没有动。

木铎站在父亲画好的那几幅画前。看到一朵落在画纸上的雪花把一只虎的眼睛洇染得有些模糊,他感到有些可惜。

他想,如果今天屋顶上积满雪,父亲的画将会更加奇异。他抬头看着那些辉煌的动物,听到心脏怦怦怦地跳动着。

严宅外边,严贞木披散着头发,俯着身子,扭动身躯,如同舞蹈,又如同恶魔附体。远处的人看不见他在画什么,只看到一道黄灿灿的光带从右到左不停地延伸。

群虎富有耐心地等到了画笔抵达白布的尽头。然后,在虎首领的带领下,老虎们富有秩序感地离开屋面,步过墙垣,在门楼前跳到了地上,然后又不紧不慢走向梓树前那幅漫长的画卷。

画师汗水涔涔地盘腿坐在画布前,目光迷离,如同虚脱一般。

画布上,一只只黄金之虎,立在严宅的屋顶上,立在左邻右舍的屋顶上,立在关帝庙的屋顶上,立在寂静无声的小镇的半空中。洁白的雪连起整个镇子的屋舍,并向远方绵延。

老虎们依次从画布边走过,它们侧着头,静静地观赏这一幅虎的群像,像是在水边观看自己的影子,然后首尾相衔离开镇子,隐没于北边的山野。

第二个故事

这是一个培养发明家的学校。学校由一个废旧火电厂改建而成,明黄色的楼房颜色,两座庞大的双曲线型冷却水塔和两根高高耸起的涂着航标色环的烟囱,在平坦而荒凉的野地里,像是从天而降。

斯万的同学们正在教室里设计现实版的魔毯、地心旅行列车、太空工厂,以及在海底生活也能一切如常的小屋等。

他们时而在白纸上狂写狂画,时而凝神沉思,一个个如痴如醉,如癫如狂。

一群飞鸟从窗前掠过,影子在一瞬间洒落在同样是明黄色的窗帘上,如同泼墨技法。只有斯万一个人看到子这个情景。他的心里有所触动,差点掉下眼泪。

导师笑眯眯地走过来,突然以闪电一样的速度,抓起他正在写的笔记本。但是还没等他看一个字,斯万已经像只狼一样把自己的东西抢了回来。

导师说,斯万,你站到黑板前面去,一直站到今天放学。

斯万没有站到黑板前面,而是背起书包离开了教室。那个瘦而长的导师在教室门口拉长了脖子说,你永远不要回来了。

走廊上挂着一些锦旗,写着“万国之光”、“未来的起点”之类褒奖的话。有一个教室里传出嘣嘣的打斗声,斯万对此已经麻木。但是那个从教室里窜出,又被拖了回去的可怜的受难者,却让他大吃一惊。那人竟然长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孔――他的鼻子冒着血,眼角裂了一个口子,如同国画上的牡丹一般艳丽。

斯万来到了操场上,这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学校的人都不爱上体育课,所以地面上长满了草。操场的一角种着几十棵樟树,形成了一片小树林。其别小的一棵,是斯万种的。斯万在那棵小树旁边坐了一会,然后起来把树枝上挂的一个牌子摘了下来。牌子上写着:斯万的树。

他想了想,朝着后勤室走去,那位枯槁的老者正架着老花镜在读报纸――他是前一任的校长。今天正好七十岁生日的老校长发现门口这位面貌俊秀、眼神清澈的少年时,突然贫血一样产生头晕目眩的感觉。

斯万说,我要借一个水桶。

老校长觉得眼前的少年像是从自己的梦境中走来,浑身散发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气息。

斯万又说,我要借一个水桶。

老校长脑子里闪出一个意象:早晨的果园,一颗露珠从苹果树的叶子滑落。

斯万自己拿走门边的一个黄色塑料桶,打开操场边那个水龙头,哗啦啦地放了一桶水。他对着桶里的水看了看,觉得自己的面容就像一条青鱼。他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了水体。他像被水咬了一口,差点叫了起来。

他浇完了属于自己的小树,又开始浇其它的树。老校长远远地看着他浇水。

一年前,一个绿皮肤的人背着一箩筐的树苗,溜进校园,在两座烟囱中间挖了一个坑,种了一棵红杉。他试图让这棵树在未来的岁月里超过100米高的烟囱。人们拔了他的苗,割了他的血――发现也是绿色的。斯万捡到了绿色人在逃命时掉落的一棵樟树苗,他觉得绿色人会死在空荡荡的野地里,他种下了那棵树苗。种完后,他突然想起绿色人的脸孔其实和自己非常相像,感到惊恐,他顺着爬梯攀到了烟囱的顶端,苍茫暮色里早已不见了绿色人的身影。

鸟群再一次从他们的教室掠过,那是一群白色的鸟,像朝阳升起时海面上月牙形的帆影。

斯万扭头看着鸟群飞离校园。秋空辽阔,就像一个高大的男人,张开树杈一样的双臂,空旷地站立在平原上。他心里有如此一个意象。

斯万把在阳光下映得透亮的黄色水桶递给老校长,准备离开这个衣食无忧的家园,步入旷野。导师早已说过,一个什么都不能发明的人,留在这里是耻辱的。

老校长说,除了你的那一棵,其他的树全部都是我种的。斯万不免对他多看了几眼。

老校长接着又说,你不能离开这里。你在广阔无边的旷野里根本找不到食物。而且在这里呆过的人都不能适应世间其他地方的食物。你的导师,也是这个学校的营养师,他通过奇特的食谱,已经把你们的肠胃拴住。

老校长显得有些多嘴。

但是斯万还是走进了旷野。旷野里着黑色的砾石,除了一些白茅草,再也见不到其他植物。一些地方塌陷着黑洞,深不见底。斯万听同学说,从这里朝着南方一直走一直走,就能看到繁华的城市。但是他不确定自己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老校长一直在他身后若即若离地跟着。他们在一条干涸的河流边停住了,老校长说,我不能让你去送死。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但我自己心里清楚,你是我的孙子。

他们返回学校的时候,正是开饭的时间。位于东侧的食堂里灯光辉煌,不断地传来碗碟调羹筷子碰撞的声音。凭借特异的食谱,大家每天只要吃一顿饭就不会饥饿了。据说,吃一餐就能维持一个星期的食谱也发明出来了,但是为了让脑筋紧绷的学生们能借助用餐的时间得到些许的休息,决定只在世界的其他人群中推行。

老校长把斯万带到了他的实验室。实验室就设于一座冷却塔内。塔的内部简直像一个工厂。 一间间实验室沿着塔壁围成一圈,因为全都隔着磨砂玻璃,看不清里面的教授在做什么。斯万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首先想到了福建那些由客家人建起来的圆形土楼。

不过,老校长的实验室却在地底下,他们沿着向下伸展的甬道,利用密钥通过了四五道门,才来到了那间不太大的密室。实验室亮着柔和的黄色灯光,整个呈纵深长方形,最里面立着一个玻璃柜子。斯万看到柜子里陈列着五颜六色的瓶子,他不太相信瓶子里的药水真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虫子。

两人沉默了许久后,老校长说,你可以变成蜻蜓、天蛾、叶蝉、川步甲等各类虫子,为了生存,你最好能越过外面的荒瘠原野,到达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

斯万说,我不想变成那些奇怪的生物。可是你穷尽一生来研究这些有什么用呢?

老校长简单地回答,为了人类将来避难。

最后斯万变成了一条蚯蚓,埋藏于那片小树林的黑土中。斯万在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一大堆木屑一样的东西,也被老校长――他的爷爷――全都撒在樟树的树根上。事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解决了。

第三个故事

火车上的人给了瑞树一个橙子。瑞树揣着这个巨大的发着蜜光的橙子,沿着东海北路、东海南路和将军路,走向家里。他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处置那个橙子,他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橙子,但他从昨天中午起,就已经没有一点食欲。

他一路上经过了镙丝厂、肥皂厂、海豚雕塑、百货大楼、大光明山酒楼、大光明山电影院、日报社、钟楼、儿童公园、邮电局、糖果店,这些他熟悉的场景。他在邮电局买了邮票,把三封遗书投到了门口那个做成一只海豚模样的邮筒里。有一封是写给父母的,特别厚。另两封分别写给他一个最好的朋友以及对他寄予厚望的一位老师。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塞进了“海豚”的尖尖的嘴巴里。

瑞树摸了摸了“海豚”的头部。海豚是这个海边小城的吉祥物,在这里长大的人几乎都喜爱海豚。

火车到站时是早上八点,他走到家时已经十点。父母都已经上班去了。

公寓楼有人正往里搬家,小小的门厅堆着各种家具。电梯里已经站了两个白色立柜和一个押送的人,后来又进来一个胖得有些可爱的男子,他提着一口沉甸甸的黑色皮箱。人和物品在电梯里冉冉升起。提箱子的男人对着瑞树的耳朵悄悄地说,我的箱子里有各种各样的宝物,你猜中什么就给你什么。

瑞树始终一言不发。

电梯经过十三楼、十四楼的时候,咯噔了两下,把那男子吓了一跳,他恶狠狠地咒骂着电梯品牌,似乎对紧挨着自己站着的这个木头一样的年轻人也颇为不满。

2105室。瑞树掏出已经几个月没有用过的镍制钥匙开了门。玄关处摆着父母的皮鞋,还有几双布拖鞋。

房子是两室一厅的格局,厨房就在厅里。桌子上摆着几个没有洗刷的碗碟,母亲一向勤快,瑞树在想是什么急事让母亲急匆匆地出门了。

瑞树的房间朝东,门上贴着一幅画,虽然大厅内光线不足,但还是能看清画着菱角、荔枝和灵芝,隐喻“伶俐不如痴”之义。父亲平生无甚喜好,只爱画些类似图案的东西,每日一幅,画好后便贴在瑞树的房门,从不外示。瑞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羲之爱鹅》、《琴高乘鲤》等。

瑞树扭动球形门把,轻轻地推开了门。

阳光从窗口倾泻而入,白花花的光瀑让他有些眩晕。窗帘束在一边,外放式的平开窗被整个启开。阳光的精灵在狭小的房间里,踩着音符一样的脚,纷纷扬扬地跳着舞。

蓝格子被套的棉被被叠成回字形,安稳松软地放在床的正中间。

一张简单的桌子靠在窗口,除了两本紧闭的书之外,桌上还有一盆叶片厚实碧绿的君子兰,花盆里褐色的泥土上,留着浇过水后的黑色水渍。

墙上挂着一幅米罗《农场》的复制品,画面上部一片澄蓝,下部一片金黄,一棵枝叶舒展的桉树几乎上升到了画布的顶端,它连接了画布的上下部,连接了天空和大地。

散布在树根周围的是喷壶、水桶、木凳、形态遒劲的玉米植株,以及蜥蜴、蜗牛、公鸡和奔跑的小狗等,它们全都披露于地中海宽广的阳光中。这是画家米罗回忆故乡蒙特罗依的作品。它在瑞树的房间里,拥有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光亮。

瑞树最后蹲了下来,他摸着光亮的柚木地板,木材的纹理像等高线一样排布着,一块块拼在一起的木板就像一座座隐隐隆起的山。整个地板,水洗一样没有一点点灰尘(这是母亲的功劳)。洁净的黄褐色的地板,映照着盛大而恬静的阳光,又将它反照到房间的四壁。

正是各种元素构成了一场光的盛典,并等来了疲惫的游子。

搬家入住的正是楼上的房屋,家具触碰地面的咚咚声一阵阵传来。瑞树把口袋里捂了许久的橙子摆在桌子上,然后来到厨房,准备把那几只碗碟洗好。

第四个故事

那一天(算起来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阴雨笼罩着闽东北的莽莽群山,我们村的延安和世豹护送阚七郎去大城市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阚家是我们村唯一的外姓。他妈一共生了六胎都养不活,最后生下一个大脑袋的儿子,奇迹般长到了五岁。他们欢天喜地地把孩子取名为七郎,且偏执地认为以前那些转瞬即逝的生命全都汇聚到了他的身上。我们并不觉得这很荒唐,时常把他叫成大郎、二郎、三郎……

我们这些小孩子还在桃树下讨论过,阚七郎的大脑袋像什么,有人说像猪头,可是猪头是尖的,有人说像牛头,可是牛头也是尖的,最后伙伴们一致认同我的说法,阚七郎的头像老虎头(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故乡的老虎似乎已经绝迹,但这不妨碍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老虎的形象)。

七郎的脑袋一直在增大,我们都担心它有一天会爆炸。

我们去山里摘杨梅的时候,阚七郎就耷拉着自己的大脑袋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家的木门槛上,像睡着一样――因为有一次,他的脑袋卡在杨梅树的枝杈上,他妈就再也不让他去摘杨梅。他们也不让他去插秧或拔稗草,一不小心他就会栽到水田里。

某一年的某一天(具体哪一天,谁也不知道),七郎的脑袋终于不再增长,但我们并没有开心起来,因为他好像变得有些痴呆了。比如我们问他,前面两天做什么去了,他要想个十几秒钟,才告诉你去了外婆家,见到了大鹅,吃到了糖煮鸡蛋。如果问起一个月前一年前的事情,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等到他的回答,有时他一边思索一边就睡着了――回忆和思考都让他疲劳。

同时,因为他讲起话来口齿不清、期期艾艾的,我们很多小孩子都不愿再跟他说话,即使拿他逗笑取乐,也已烦厌。此外,他走起路来也是一副重心不稳、步态蹒跚的样子。

我的爷爷是乡村医生,他告诉阚家这可能是一种疾病。于是他们家一边四处求医,一边开始吃斋事佛。那时乡下人生病就自己煎药吃,遇到疑难杂症,就四乡八里寻找秘方。总之,人们首先想到的都不是医院。我是在高考体检时,才第一次走进医院的。

世豹的姐姐嫁给了上海人(对我来说,这始终都是个谜),那个上海女婿叫老qiao,总是穿着油亮的黑皮衣,叼着有黄色过滤嘴的烟,他说大城市里的医院也许可以治这种病(“有时,死人都能救活”)。人们打听医院是什么样子的,老qiao说,有一间间明亮的病房,都用机器治病,医生都穿着白大褂。阚妈妈一听医生是穿白色衣服的,觉得不吉利。再说他们也没有钱送孩子到“医院”去。

老qiao又提出了一个建议,大城市里有一种叫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东西,“就是一种比赛,比如世界上最高的楼,世界上最大的树,世界上最矮的人,世界上最长的指甲,我想好了,七郎可以去参加‘世界上脑袋最大的人’的评比”。当老qiao说,获奖的人,可以得到一大笔奖金,大家的眼光都炽烈了起来。

延安是阚家的亲戚,又是村里略识几个大字的人,于是他和世豹一起担负起护送阚七郎去大城市的重任。

我们都很羡慕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想象沿途的风景,以及城市的风光。有的人甚至想象七郎在城里拿了大奖,治好了脑袋,还娶上了漂亮老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非常担心七郎会被人欺负。

他们在十个月后才回到村子里。我们不知道上海之行发生了什么,延安和世豹都只字不提。奇怪的是,阚七郎主动给我们讲大城市的情景,像大鱼一样的汽车,像皇宫一样的酒店(当然我们都没见过皇宫),像河流一样的没有终点的街道。许多年以后,我去查了吉尼斯纪录,没有查到“世界最大脑袋”这一项,看来他们的那次出行是失败的。至于他们有没有进过那神奇的医院,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肯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十个月的时间里可以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因为我发现七郎变得非常爱抱怨,他在我家吃饭时对我爷爷说,他的脑袋就像一艘坏掉的船(“我的心也要沉下去了”)。有一次他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像村妇们在溪边捶打衣裳,还有一次他拿着木匠的凿子扎自己的脑门,把他妈妈给吓晕了过去。

在另一个场合,我爷爷告诉我,那些傻子、疯子都是脑袋坏掉的人,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脑袋坏掉,缺胳膊短腿,乃至盲聋哑,都没有脑袋坏掉可怕。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脑袋坏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脑袋坏掉了,他们还都乐呵呵地像那些鸟兽”,爷爷指了指我家门口那棵桃树上聒噪的麻雀,以及树下咕咕叫的芦花鸡。因此,我乐观地想阚七郎并不是一个脑袋坏掉的人。

程老师来我们村子支教的时候,我们都读了小学一年级,同学们的年龄在6岁到15岁之间。后来,阚七郎也红着脸来了,这时他已27岁,拥有我们难以企及的年龄。坐在教室里,我们都像是些小草小花,他顶着个大脑袋,像株向日葵。(许多年后,我请一位画家朋友作了一幅水彩画,在一个由仓库改建的教室里,一位老师拿着教鞭在一块黑板前教学生们认字,学生是一些花花草草,最后一排是一株灿烂的向日葵。)

读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一跃成为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而七郎向来是最差的。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像亲兄弟一样的好朋友。我了解他的一切痛苦和欢欣。他总是记不住生词,背不好课文。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可以把他搞得满头大汗。在生活中他依旧丢三落四,让他的父母疲劳不堪。

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和七郎去送程老师回家过暑假。返回村子的路上,七郎说他已经决定自杀――“如果我只是一个废物,爱我有什么意义”,这是针对他父母讲的。在那时的农村,没有自杀这个词,只有“上吊”、“跳潭”、“吃敌敌畏”这些具体的说法。七郎说他想找一个偏僻的松岗,挖一个地洞钻进去,然后从里面撬下黄土,把洞口堵住。他想把自己从世界上抹去。虽然我还小,但马上对他怯懦的想法表示了斩钉截铁的否定。

新的学期开始后,我们发现程老师还会一些幻术。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了几句话就把我们全都哄睡着了。还有一次他让自己在黑板前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们都是听着鬼神仙异的故事长大的,但是亲身经历这样奇幻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这以后,七郎便整天围着程老师转,仿佛程老师是一位可以点化别人的神仙。有一次我从山上捡锥栗回来,看到程老师正在耪地种菜,他锄头起落,汗水挥洒,七郎坐在田头,凝神望着,像崂山道士某个痴心的弟子。晴明的天空里盘旋着黑色的老鹞,天气很热。

似乎七郎并没有得到什么秘传,倒是他自己发明了一些独特的学习方法。比如他念一个生词,就往墙上撞一个头,如果效率不高,他就撞得更重一些。

他还喜欢倒立在树干上背诵课文,这时需要我捧着书本,一句句一段段读给他听。我尽量读得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让他听起来更加悦耳,并减轻他身体上的痛苦。我不太确信他这种方法的效果,反倒是我在故乡的大杉树下,成了一个记忆力良好并热爱朗诵的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七郎都在留着稻草茬的田地里玩一种游戏。在干涸的泥地上,我朝他扔一块一块泥巴,他摆动双肩,扭动屁股,左奔右跳地躲闪。

我明白他拉我来玩这种游戏的用意,所以也非常配合他。我的泥巴扔得越来越快,后来应他的要求还换成了石粒。也有七郎被砸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可是疼痛反而使他的眼睛发出少见的光亮。

不知为什么他很快就休学了,并且跟我们也很少来往。

一位在山里“砍花”(原始的种菇法)的伯伯说,七郎已经彻底疯了,整天在山林里窜来窜去、鬼哭狼嚎。

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不但不难受,反而眉开眼笑。至少阚妈妈不用再担心七郎的脑袋卡在树桠上了。

重阳节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准备睡觉的时候,阚妈妈跑到我家说七郎还没有回家。

接着,我们全家和村里的热心人打起松明,到各个山岭山冈去大喊大叫。在我群山簇拥的家乡,我们在这座山上看到了对面山上的人的火光,并隔着黑郁郁的山谷,用焦急的腔调传递消息。

这样折腾到第二天日出,也没见到七郎的影子。我想到七郎说过的要把自己埋入土洞的话,难过得肚子里的肠子都纠在了一起。

最后是程老师找到了七郎。七郎倒挂在一棵高大的栎树上,一条由苎麻编成的粗绳,系在他的双脚和树枝之间。

山风吹来,翻动地面上焦黄的栎树叶子,已经晕厥的七郎也跟着滑稽地摇摆起来。

听程老师讲,他的脸像猪肝一样发紫。大家都猜想是哪个天杀的把他吊在了树上,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

七郎这一次似乎损耗很厉害,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星期。接着我们的寒假就来了。有一天,阚妈妈提着他家仅剩的一只母鸡又到我家来了,她请求我住到她家去,和七郎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因为七郎夜里也不肯好好睡觉,“像是得了梦游症”。

我们全家都没有意见,但退还了那只母鸡。

这样我就和七郎睡在了一张床上,我们一起盖着新弹的棉被,感觉真暖和。

我像个守护神一样看着七郎睡着,他的呼吸很均匀,宽阔的脸庞映着淡渺的月光,让我陡然生出我是一个大人他是一个小孩的错觉。我静静地躺着,听着七郎传来的轻轻的鼻息,也听着自己轻轻的鼻息,它们交织在一起。

可能是陌生的床睡不习惯,也不知到了一个什么时间,我醒了过来,我看到身边已经没有了七郎,吓出一身汗来。

我坐起来,隐约看见屋子中央有个人影定在那里。我渐渐看清七郎盘腿坐在一张稻草垫子上,在并不浓重的黑暗中,他的大脑袋显得特别突兀。

他端端正正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从他身上透露出一种非常宁静的气息,让我不敢喊他一下。我继续躺下,像是睡得很舒坦的样子,但之后却再也睡不着。

大约一个小时后,七郎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就推门出去了,我还听到他拔动大门门闩的声音。我赶紧穿上衣服跟了出去。

夜气冰凉,让我打了两个寒颤。七郎向着东边走去,然后开始向一座无名小山爬去。这座小山曾遭受过火灾,现在披覆着密密的灌木和杂草。村里有些牧羊人,疲懒的时候就把羊群丢在这里,自己则回去睡大觉,那羊也不跑远。

我蹑在七郎的后头,看到他在山顶的草地上缓缓地盘腿坐了下去,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他的衣裳发出轻轻的O@之声,然后再无响动。他直身端坐,整个人静默得像一棵树一样。东方的天空已经出现珊瑚红,远处山林边响起飞鸟的叽喳声。朝阳很快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升起了。我有些陶醉。

春节过后,七郎背着一个褡裢出门去了。他的父亲一路上燃放着鞭炮,将他送到五里之外。

后来,我转学到浙江省,读高中的时候才获知七郎一度在闽北、闽西漂泊,最后留在宁德霍童山修行。前年又听说七郎已经回到故乡,耘田砍樵,专心奉养白发高堂。

五个故事

马拉往灶膛里塞豆荚,豆荚烧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觉得非常有趣,又继续添送。火苗在黑色锅底下活蹦乱跳。他的舅妈在灶台边,跺着脚说,你把锅都烧红了,今天中午我们只能吃焦糊的茄子了。

这时他的远房叔叔马隆进来了。

他们吃完午饭后,便告别村子,向城市走去。这一天马拉的童年结束了。

城市里最高的建筑是一根旗杆,但上面却连布条也没有一缕。在旗杆下,马隆问,你除了拿着火钳烧烧火,拿着弹弓打打麻雀之外,还会什么?

马拉说,我能把一棵树砍倒,把它的枝条全部劈下来,捆成一把,背回家里。我还会爬到和你的腰一样粗的杨梅树上,把最红最甜的杨梅摘下来。

马隆从提包里扯出一块方布,说,那你能把这面旗子挂在这杆子上吗?

马拉把那块布往腰上一系,就开始在旗杆上攀爬起来。爬到中途,他仰头看了看,豪情万丈的烈日正悬于天空,旗杆的上端在太阳的光圈里,看起来就像没有尽头。

他又爬了一阵子,最后手臂酸麻得没有了知觉,像只知了一样僵在那里。马隆在下面喊你下来吧。

马隆把那块布穿在旗杆上的绳索上,然后扯动着绳子,刷刷刷就把旗子升到了空中。

马隆问,你在乡下时都和谁一起玩呢?马拉说,我和黄牛、黑羊、麻雀、松鼠、刺猬……它们一起玩。

马隆摇摇自己的脑袋,然后拍拍马拉的脑袋,把他带到了一个修鞋摊子,拜了一位师父。

我在这个城市搬了三次家,最后在凤凰社区定居了下来。马拉师徒俩的修鞋铺就开在小区的门口,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马隆已经去了更大的城市。

我常常有事没事在修鞋摊前坐一坐。作为一个民俗画家,我对市井生活更感兴趣。

马拉目光呆滞,行动缓慢,好像神从他身上搜走了所有的灵光。他总是忘记客人的交代,该打掌的他给人家上胶,该上胶的他给人缝纳。师父不在的时候,他还总找错钱,甚至忘了找钱,有些鄙吝的人故意不给钱,他也不追究。他全凭感觉做事,却把一只只鞋子修得结实漂亮。

没多久,马拉就失业了。老眼昏花、垂垂老矣的老鞋匠认为自己应该找一个伶俐一些的孩子作为传人,把马拉给辞退了。

然后我给马拉找了诸如送便当、发广告之类简单的工作,但是他经常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将便当倒给弄堂里的狗吃,甚至爬上二十层的楼房,把广告纸天女散花一样撒下。

最后,我发现自己想象力匮乏,已经想不到可以给他介绍什么工作了。

接着,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外地两个月。我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马拉接到了我的单身公寓。我把他塞到浴室洗了个干干净净,让他穿上我买来的新衣裳。我给他备好大量的干粮,教他怎么使用家里的器具。因为他一字不识,我便利用专业技能,把所有需要交代的事情,一一画在纸上,满满地贴在墙上。我发现,我画这些指示时,马拉一向耷拉的眼皮抬了起来。

我也确实对马拉不放心,于是嘱托一位要好的朋友经常过来看看。那天晚上,我的朋友过来跟马拉认识,但是他似乎不喜欢马拉。在我送他下楼梯的时候,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马拉观看事物的样子、走路的样子,以及他吃饭的样子,都像是某种动物。据说,近几年我们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由动物变化的人类……”

在外地的时候,我打过几个电话给我的朋友,他每回都说,一切都好好的,你放心吧。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除了桌上的烟灰缸里多了几个我的朋友留下的烟头外,其他东西均保持原状。

我的朋友跟我讲了实情,我去外地的同一天,马拉就离开了我的家,这两个月来,他都寄身于公园的草地上、待拆的民房里,陪伴他的是猫狗鸟雀。

我看到马拉的时候,他正在小区后门的那棵樟树下睡觉,躺在他旁边是一只黄色的土狗。那只黄狗眯着双眼,脸上平静得有点懒洋洋的样子。马拉脸上也是这样的表情。午后的阳光照着他们的半截身子,一群鸟从远处飞来集在了樟树上。

马拉每隔几天就要去爬一次大旗杆,每次爬到尖顶的时候,就会欢呼一声。

深秋的一天,有一个俊俏的年轻人,牵着一匹马从凤凰街走过。

那匹枣红色的、高大健壮的马,从一家家服装店、音像店和美容店走过。

街道被楼房分割成一条河的形状,马从一棵棵女贞树边走过,轻轻地摇动屁股,偶尔打一个响鼻。马走得很慢,街道上响着马蹄铁敲打水泥路面的轻脆刺耳的声音,马像个穿高跟鞋的女人。马拉说“马的脚一定很疼”。在马的主人进入一家饭馆吃饭时,他去摸了摸马的腿,马一扬蹄,把他踢得飞了起来。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真实的马,不免多看了几眼。后来马拉跟我说,在此之前他只在一本小人书上看过由线条构成的马:一个将军单枪匹马来到一座城池前,城上射来一阵飞蝗箭。将军把兵器舞成一个轮子,那些箭像渣滓一样纷纷掉落。但是有一支箭射中了马头,那小人书上白描的马,向一边倒去,把将军掀翻了,激起了庞大的烟尘。

小人书上的马,被马拉想象成了白色。但是现在他看到了火红的马。

马拉跟着缓缓移动的红马向西郊走去,有一次红马竖起马尾,啪嗒啪嗒地往地上砸了两坨粪便,马拉觉得那马尾就像秋天山冈上绛色的芦花一样。他使劲抽动鼻翼,吸闻着马粪的气味,像个饥饿的孩子闻到了餐馆里飘出的菜香。

那一天在路上,有人看到一匹高大的马高傲地走在秋天的天空下面(“像一条龙一样骄傲”),一位面带微笑的漂亮的年轻人牵着马缰走在一侧(“他一定是来自古代”)。他们的后面蹦蹦跳跳地跟着一个灰头土脸的瘦小的孩子(“像只田鼠”)。

马和人一起来到了旷野里。水泥路在这里停住了。城市也在这里停住了。

年轻人抚了抚马的长长的鬃毛,然后翻身上马,向着一个山坡驰去。

马拉甩动双臂,跟着跑了起来。

这时,夕阳正像个熟透的柿子或橘子,摇摇欲落。

马拉蹬蹬蹬在后面追赶。马逆着光线向前跃进的身姿,让他觉像一个轰隆隆的梦。

马把马拉抛在身后,然后在鼓起的山丘上横着身子立住。马拉看到骑手的头上已戴上了一顶宽檐帽,骑手向着他挥了一下手。那嵌在夕阳影里的马和骑手,只有一个剪影,分不清颜色,更看不见表情。

然后红马一声长啸,一个美妙的转身带着骑手向前方俯冲下去,如同隐入了山体。

马拉气喘吁吁地爬到坡顶,向西方望去,山坡缓缓下降,远处是一片广阔的田畴,马已经消失于天地间。

夕阳一旦隐没,气温就骤然降了下来。我的朋友马拉,在瑟瑟晚风里,开始用一支树枝在泥地上画起了马。那天晚上星光遍野,临近半夜我才找到他。他坐在冰凉的地上不停地画着,像只乌鸦一样。

马拉连一匹马的轮廓都画不像,但我看得明白,他不画出那神骏无比的马,是绝对不会罢休的。我想到了一个极好的办法,把他叫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