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 “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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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中心医院ICU的探视时间在下午1点。郑方女士掐准了，按时到达。她有九成把握，眼前这一位拔掉呼吸机就会顷刻死亡的患者，家属会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字。此前，家属是完全赞成器官捐献的。4个小时后，家属终于来了。郑方迎了上去，却被泼了一盆冷水。“不要再说这件事了，赶紧走！赶紧走！”突然的变卦，让她措手不及，木立在那里。

这样的事情，郑方遇到过太多。她是浙江金华的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全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医院那些无法挽回的生命，她会去询问亲属，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十次有一次成功，就很不错了。”

在她看来，人心就跟数字一样，错综复杂。只是数字还有一个头，人心却没个底。这样的感悟来自于她的本职――私企会计。1989年至今，47岁的郑方已跟财务工作打了26年交道。如果不是担任协调员，她现在可能还在全职工作，甚至担任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

2010年的因缘际会，改变了她的职业轨迹。那年3月，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由此而生。刚过不惑的郑方，作为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浙江省红十字会的人体器官捐献培训。培训后，她以志愿者身份联系金华市中心医院，又委托朋友联系金华市人民医院，直至县级医院。当年12月，她成功完成了一例捐献，是浙江省的第二例。

5年来，她无偿协调了不下百例，甚至为此将财务工作变成了兼职。2013年，郑方供职的企业经营状况下滑，她想离职，不少企业向她抛出了高薪橄榄枝。但由于协调员在工作时间上的特殊性，她选择了“兼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协调。万一半夜呢？”

“财务工作是信手拈来、得心应手的，但协调员和我以前的生活、接触到的人和事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郑方说，“它是陌生的，更重要的是，它和太多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在家属情绪最低落时，怎么跟对方谈？建立信任是破冰第一步。郑方尽量为对方提供帮助，而非做一个冒失的索取者。

2011年5月，一位外地老师在金华出了车祸，没有了自主呼吸。得到消息后，郑方到了医院跟病人家属说的第一句是：“我是红十字的志愿者，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看到家属给病人擦身、按摩手脚，她也挽起袖子，上前帮忙。探视了几次后，病人亲属她都认识了个遍，她也等来了亲属们的第一次主动求助――对方想在金华短期租房，以便照顾病人，降低住酒店的成本。她帮着张罗，找到了医院附近的一处房子。半个月后，在一次与病人丈夫的交谈中，郑方才小心翼翼开了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万一救治不了了，有没有考虑器官捐献？”病人丈夫默许了，但病人妹妹始终不同意。

无论结果如何，她都信仰细致和善意。20多年的财务工作，郑方也正是靠这两点行走江湖。为企业做财务核算的同时，她还提供管理上的帮助，比如设计更合理流程，为更规范经营提建议。现在自由执业，同时为五六家公司服务，她甚至会不厌其烦为企业培养财务人员。“财会工作那么多年，不光是为志愿服务提供物质基础，这里面的严谨性，也让我跟家属们打交道更加有条理。”

比起财务生涯的顺风顺水，器官捐献协调常让她陷入挫败中。“别人面临生死离别，你却和他们谈器官捐献，能接受的肯定是少数。但没想到这么难。”

2012年，金华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从家中的楼梯上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时，已没有了生命体征。未婚又已经失去双亲的他，在家中排行老七，最有发言权的大姐，坚决反对器官捐献。郑方跟着当菜农的大姐下到了她家田头。大姐铁青着脸，直到太阳落下，才说了一句：“你们这些人良心到底有没有的？死了都不让他留全尸，也太狠了！”

大姐认为她身体状况欠佳，也未得到过社会的帮助，因此也不想帮助别人。当晚10点，她再次来到大姐家里沟通，一个小时后，大姐夫的一句话让她放弃了，“他说，如果妻子同意捐献弟弟的器官的话，他就跟她离婚。”郑方觉得，“这个比骂我、拿扫帚赶我都要厉害得多。”毕竟，“拿破坏别人的幸福做代价来帮助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

挫败尚好调节，被重启的死亡焦虑一度让郑方“脆弱得一泻千里”。

2011年岁末，她打算去探望一年前做捐献的一位捐献者亲属，又怕看望会揭起对方的悲伤。这种纠结让她想起2009年对一场事故的直击。她和朋友出去玩，途经金华本地的妙康桥。周遭环境称不上特别美，但妙康桥呈现出来的僻静和安宁，让她舒心极了。但等她们第二日返回再次经过妙康桥时，发现有一家人在过桥时出了事故，开车落了水，郑方赶上了打捞现场的尾声，远远地看到了尸体。猝不及防的死亡，瞬间打破了心里的平静。

不安又被扰动了起来。她在日志里写，“到了年末，总有些惆怅，对未来的一年突然会产生可能是因为无法预料而带来的茫然……最近常想到‘死亡’这个词，想感觉它的颜色。”

不过，在真正的敬意面前，焦虑一点点土崩瓦解。

一位在金华打工的贵州小伙，在打工地意外身亡。他的妻子瘦瘦小小，用布带绑在背上的孩子，一岁都还没到。郑方以为妻子会悲痛欲绝，万难协调。可是她劝公公的一番话让郑方惊讶：“每个家庭都不愿意失去儿子，每个孩子也不愿意失去爸爸。我们捐献出来，就可以让别人家里不要像我们这么痛苦了。”这个瘦弱的身躯里居然藏着这样大的承受力。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郑方只负责器官的来处，不知其去处。“器官有自己的分配系统。里面有等待移植的病人信息，当把所捐献器官的情况输进去后，系统自动会打分，看哪位病人符合。”遇到实在牵挂的，郑方也会打听下，告诉家属大致情况：“比如，是个男的，中年。我常常劝他们，捐完了，就要懂得放下，才能把后面的日子过好。”

放下并不容易，告别更是艰难时刻。有一位捐献者的哥哥，初时沉着冷静，等把弟弟送到手术室门口，突然跪了下来，嚎啕大哭。这种悲伤无法宽慰，郑方只能向家属们承诺：“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陪着他。”她没有食言。作为协调员，她会进入手术室，见证全程：捐献者的死亡、器官的获取、伤口的缝合，然后和同事一起为捐献者擦拭干净，换上家属准备好的衣服。捐献者安详得就像睡着了，她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结束了送别，郑方的志愿工作却并未结束。器官捐献完全是自愿无偿的。受者除了需要负担器官摘取、保存、运送、植入等所产生的正常费用外，无需额外支付。今年2月份，她和其他几位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起，筹建了一个协调员杂货铺，通过出售商品筹得公益金，用于救助捐献者家庭的失亲孩子。截止到7月底，他们一共筹得了17705元，选择了十多个孩子，作为助学款。郑方再次发挥了专长。小店的财务由她负责核算，在每个月初按客户和按商品两项，公布上个月销售商品的金额及产生的公益金。

郑方越来越脚踏实地起来。6年前，她曾在日志里这样想象死亡，“很多次我骑着车，脑子里浮现我车祸的情景：一辆车从后面驶来将我剐倒，我被带出，身体和车划出了一个线条，那线条极优美，然后倒地。”现在，她早已抛弃这样虚幻的想象，转而追求内心真正的渴望。

她快50了，不再害怕自己的年龄，“不怕你笑话”，她说，8月份开始，她报了拉丁课，现在已经上了第三节，实现了自己从小就想学跳舞的夙愿;去年，她买了一只雪纳瑞，算是终结了持续多年的与一只狗的分离焦虑――结婚前，她养过一条狐狸犬，不幸走丢，再没找回来，自那时起，她没再养任何狗，害怕再次失去。

她开始尝试挣脱恐惧的束缚，她谈起电影《入殓师》里的一句，人的出生，便是踏上了死亡的路。既然如此，她说，“有什么想法冒出来，那就去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