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时代”来临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国制造时代”来临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红色警戒”

虽然出生在台湾淡江，郑永健早已习惯了现在一半在内地，一半在台湾的生活；不过40多岁的他今年的打算有些改变：把妻子和女儿接到内地来定居。至于是北京还是上海，还没有最后决定。

选择定居的理由很简单：他在大陆的工作已经从试探期进入了规模发展的阶段。作为威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亚太区市场行销总监，他在北京的同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增加到了150多人。加上上海、深圳以及杭州三地，全球最大的计算机主板芯片厂商威盛在内地的员工已经达到了500人的规模。

“未来两年内，我们希望在大陆的员工可以超过2000人，达到与台湾同等的规模。”郑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

郑只不过是数十万已经定居或者半定居在大陆的台湾高科技人员中的一个缩影，从电脑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到芯片的设计以及制造，已经取代纺织和玩具等传统产业，成为台湾业界跨海峡再创业的新主角。台湾淡江大学中国研究所的一份统计指出，仅在内地的台资企业就超过了4万家，雇佣的员工估计在1000万人左右，其中有相当大部分企业从事高技术产品的制造。

台湾显然也不是这场恢弘的大转移中惟一引人注目的主角，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也纷纷被挟裹进来。在这场被称为“重构着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整体格局”的IT业大迁徙中，从《远东经济评论》到《华尔街日报》，从日经BP到《商业周刊》，一个正在成为争论焦点的问题是――中国的“新制造时代”，或者说世界高技术产业的“中国制造时代”是否已经开始了？

此时，距离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还不足一年的时间。当中国越来越深地突入一向被发达国家视为禁脔的高技术产业时，这个家庭的各个成员已经开始小心而务实地审视这个新进者的能量以及威胁。

在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7月向美国国会递交的报告上，我们可以嗅到典型的“红色警戒”的气息。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在共计22000多种分类商品中，被称为高技术产品（ATP，ADVANCED TECHNOLOGY PRODUCT）的有500多种，2001年高技术产品在美国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1/4。报告指出，从1990年到2001年，美国向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483％，而同期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却增加了8126％，中美之间的高技术产品赤字在2001年超过了61亿美元。1990年，美国有260种高技术产品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而中国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只有97种，但到了1995年，这一比例变成了288：205，到了2001年，这一比例已经倒转过来变成254：315。

而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高技术产品也已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中国出口强劲增长的主发动机。今年前8个月，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了398亿美元，占整个出口额的两成，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3.7％，远远超过了17.5％的平均增速。与服装、鞋类和玩具等传统出口产品的一位数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动数据处理及零部件出口额增长了56.8％，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增长了70.4％，录放像机增长了71.8％。

实际上，在彩色电视机、DVD播放机、彩色喷墨打印机等领域，中国都已经是无庸置疑的全球头号制造大国。以DVD为例，目前中国的产量超过了全球总产量的半数，而排名第二的马来西亚所占的全球份额才只有15％。

“在哪些领域中国制造将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摩根士丹利亚洲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给出的答案是：“很多。”

雪崩效应

发表“中国宣言”，宣布新的合资、联盟、投资以及生产项目，近两年来，这已经成为跨国企业最常见的场景。

9月24日，位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带的苏州工业园区，全球第三大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面板）制造商友达光电投资1亿美元的模块厂正式落成，作为中国大陆首家具备全尺寸生产能力的工厂，到今年年底，该厂的月产量将达到50万片。

10月23日，全球最大的网络供应商3COM公司首席执行官克勒夫林在北京钓鱼台宣布，在过去一年已经把许多生产从美国、新加坡和欧洲转移到中国之后，公司还将把更多的生产和研发转移到中国。因为在他看来，无论在哪个市场，价格都应该有竞争力，而具备庞大的市场和成本双重潜质的中国显然是最佳之选。

在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是当仁不让的中坚力量。实际上，外资企业在整个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不足5％增加到了去年的51％，而今年前10个月，这个比重已经达到了51.7％。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最近对709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只有39％是在中国国内销售的。

科尔尼管理公司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投资选择地。虽然这份调查反映的还仅仅是一种投资态度，但无疑，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在涌入中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468亿美元，其中2/3的投资都集中在了制造业。以中国从美国吸纳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例，2000年仅用于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就占到了总量的1/3以上。

实际上，过去三年中，制造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上升了10个百分点。很多专家相信，继199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之后，中国有望在今年达到第二个里程碑，即500亿美元。

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今年前8个月外商直接投资就已经达到了274亿美元，增幅超过了20％。如果说1992年的里程碑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政治效应，那么由于入世而带来的“雪崩效应”已经成为新的投资倍增器。

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廉价人力资源显然是中国最具吸引力的一点。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仅中国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就超过了台湾现有的劳动力总量以及新加坡的总人口。而中国普通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一般只相当于泰国的1/3，新加坡的1/8，或者日本的1/20左右。最重要的是，谢国忠认为，在庞大的后备人力资源缓冲下，中国的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将会长期低于生产力的增速，也就是说，企业将获得长期稳定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而不仅仅是现在。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性产业转移中，美国将大批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地区，而日本则陆续把制造业转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如果说因为一些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原因，使得中国错过了上一次的机会的话，2001年中国入世，显然极大地扫清了潜在的非经济制约因素，使得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得以更加完整地表现出来。

赛迪顾问股份公司副总裁王鹏对《财经》表示，中国在入世后，与世界市场接轨，过去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从而使得对接全球市场的通透性和便捷性都相应增加。这使得外商能够很好地同时掌控中国以及全球两个市场。虽然中国市场目前在很多跨国公司的总收入中还只占几个百分点的份额，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要使这个潜在的市场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市场，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新的雪崩模型正在渐露雏形：由于全球经济普遍处于低迷状态，价格竞争将格外激烈，在那些已经把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的公司更加低廉的价格压力下，把工厂保留在像日本这样高成本地区的企业将越来越难以生存。谢国忠对《财经》指出，它们只有寻求降低自身成本，而中国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IDC（国际数据公司）中国公司总经理谢亦冰更认为，一些试图改变格局的公司会通过把上游关键零部件的制造甚至研发转移到中国来，以便更好地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实际上，这个模型正在成为现实。以台湾向中国大陆的高技术产业转移为例，先是个人电脑的组装，比如宏电脑；接着是零部件的生产，比如生产显示器、扫描仪以及光驱的明基；然后是具备高附加值的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组装，比如上面提到从事TFT－LCD生产的友达光电；然后是芯片生产，最为典型的就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台积电打算在上海开工的投资10多亿美元的8英寸芯片生产和封装线。

这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递进，同时也是一种数量上的雪崩，仅友达光电一家公司进驻苏州，带来的配套零部件生产就超过了30多家。

分工模式

虽然没有多少人怀疑“中国制造”的规模效应，但是在大多数从业人员和研究者看来，伴随迁移产生的冲击并没有人们通常想像的那么大。

台湾明基集团董事长李火昆 耀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就坦言，实际上台湾高技术厂商向大陆转移，对于台湾就业的直接冲击并不严重；因为像宏、明基这样的大型企业，由于岛内劳动力的匮乏，实际上已经在大量使用来自菲律宾等国家的劳动力。而日本很多学者也指出，转移到中国的不少制造业，大部分是在日本国内已很难再吸引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部门。

以对美国的出口为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指出，中国与日本存在实际竞争的产品比例还不到10％，而且即使在10％的产品中，日本也主要集中在高端，而中国集中在低端，针对的是不同的用户。

日本野村研究所研究员官志雄在今年8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虽然日本对美国的IT产品直接出口，在美国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接近一半，但实际上，日本厂商通过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以及OEM方式完成的间接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直接出口的下滑。

一些东盟国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认为中国会像黑洞一样吞噬掉本来流向东盟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林毅夫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理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虽然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但在全球私人资本流动中所占的比重却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这就意味着流入中国的资本越多，流入其它国家的也会越多。

实际上，从1995年到2000年，中国在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47％下降到了27％。最新的一份调查也显示，日本有超过46％的企业都表示，不会因为对中国的投资而削减甚至关闭在亚洲其它国家的生产线。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与发展阶段相近的东盟之间，将会遵循着类似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专业分工模式。中国由于市场和经济规模大，因而专业分工所涵盖的范围将比东南亚国家大，但这些国家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美国的经济规模，虽然远大于欧洲的许多国家，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庞大的专业分工。以2001年为例，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额，占到了美国贸易总量的1/5还多。

但是，就短期而言，东南亚经济仍然可能最直接地感受到中国IT产品出口增长的压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秀莲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对于电子工业的依赖相当高，尤其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

上行台阶

当全世界都在惊叹于中国的经济奇迹时，中国人自己却经常面临一个困惑：如果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在主要由外资企业搭建起来的“中国制造”上，中国是否可以称之为足赤真金的高科技“世界工厂”？

摩根士丹利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直接，他认为，“外资企业的很多工程师、工人甚至银行贷款都来自中国，过些时候很多人会离开去开设自己的公司。”

谢描述的过程的确在中国大量上演着。以国内目前小有名气的手机设计公司中电未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董事长董德福原来就在摩托罗拉工作数年。更多的人则是在外资企业渗透后带来的技术环境中获得灵感开始创业，在全球充电电池市场上排名第三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详见辅文《比亚迪路径》）。

国际数据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谢亦冰认为，外资企业在将制造业引进国内的时候，不可能不引进技术，而中国的吸收能力又相当快，这显然为中国制造业沿产业链上行提供了更高的起点。

但这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以中国目前的高技术产品为例，真正进入美国等主流市场的实际上还是板卡、电源等计算机零部件，连计算机整机都还比较少。即使内存条，也只是把原始材料拿来进行封装而已。

林毅夫教授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指出，如果把整个计算机产业分成四个产业区段的话，最上端的是核心芯片的研发，比如英特尔对微处理器芯片的研发；其次是核心芯片的生产，比如12英寸或者8英寸芯片生产线；然后是一些简单芯片和零部件的生产，最底层的则是组装。中国目前最有竞争力的仍然集中在组装以及零部件的生产领域，即集中在这些高技术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或者产业。

“海外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过于乐观。”他补充说。即使相对成熟的8英寸芯片的生产，国内企业消化起来也很吃力，只能借助外资企业帮助建立规模化的生产线。而中国要真正进入核心芯片等新品研发阶段，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许20年，也许15年。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芯片产业仍然只相当于台湾地区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或中期的水平。虽然国内的芯片设计公司有500多家，但其中70％～80％都侧重于比较成熟的传统家电等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芯片设计，设计能力仍然只是中初级水平，产品的集成度也有限。加上缺乏相应的从事高复杂度芯片生产的专业工厂，整个产业与台湾相比大为逊色，更不用说美国了。

即使那些看上去中国已经初步具备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中国仍然要面临另外的掣肘因素：专利。围绕着DVD播放机、彩电展开的专利纠纷，将来很可能会逐步扩展到诸多领域，比如电脑零部件、芯片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资企业负责人对《财经》坦陈：“也许我们无法阻止它学会怎么做，但我们可以用（专利）法律禁止它这么做。”

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高技术产品的发源地是在中国，中国企业所拥有的专利多为次生性专利，而非原生性专利。这样，给竞争者施加的压力越大，中国企业在专利方面遭到的反击就可能越大。中国DVD企业刚刚打输的专利官司已经敲响了警钟。

硬币两面

令人担忧的恰恰是中国的企业看来并不怎么在乎技术是不是自己的。在最早开始转移的家电领域，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家电生产能力，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企业拥有领先的研发技术。而在迅速崛起的手机行业，尽管大量国内企业纷纷加入，但大多把目光瞄准了低端市场。一位正打算加入手机大战的企业老板反问说，“怎么做技术？首信、东信都做过研发，能用吗？”他认为至少在目前，要想赚钱就不能投研发，国内企业的优势只有成本。

宏观的统计数字也并不乐观。2001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总投入只有110亿美元，还不及美国的1/20；按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中国2001年的比重为1.09％，发达国家则普遍在2％以上。

在一些专业研究者眼中，中国虽然已经具备了成为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内的“世界工厂”所有可能性，但在可能与现实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技术上的鸿沟以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管理。实际上，中国制造企业落后的管理水平在很多时候已经极大地抵消了潜在的成本优势。在谢国忠看来，提高中国制造业管理质量的关键是开放资本市场，因为如果资本市场只能给行政指定的坏公司提供支持的话，那么好公司，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就很难获得良好的成长环境。

改善管理的另一个路径是让外资在中国公司中拥有更多的股权。谢亦冰指出，合资企业的人均生产力和母公司相比虽然还有成倍的差距，但与传统的国有企业相比，改善仍然是巨大的。

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和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企业已经表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根据海关最新统计，今年前10个月，国有企业的出口增速仅为8％，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速为25.2％，而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的出口更是增长了64.1％。

此外，包括物流和电信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包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内的基础教育的加强，良好的公共产业政策等，也都被投资者反复提及。

相比之下，中国的各级政府似乎更醉心于在文件中设定目标和建立开发区来强调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从南到北，十多个城市均不约而同地把半导体产业定义为支柱产业，但一个可笑的现实却是中国的“硅谷”和“光谷”遍地开花却收获甚寥，还是听听专家们是怎么说的吧：

“我担心的不是政府没有能力管理，而是管得太多了。” 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