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重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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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对近20位校长的个人访谈，了解到我国校长负责制下，校长们需要财权、人权的自主，更需要学校发展、课程改革的自。除了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改变“管控”的思路，真正采用现代化管理模式，给予学校独立、界限清晰的办学自，也需要校长更具教育情怀，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自己的专业素养提升，专注于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更适合的教育服务。

【关键词】办学自；教育情怀；校长

【中图分类号】G47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42-0057-03

【作者简介】万恒，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上海，200062）港澳台与海外教育研究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校长办学自，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产权合一、两权分离、办学自扩大和办学自法制化这四个阶段，是我国中小学校长所经历过的四个改革进程。随着时代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个性化需求等，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越来越复杂多变，政府、校长、教师、家长这几个方面的利益相关人，都对对方有着很高的期望，但似乎，相互又都很失望。

为了了解校长对办学自的真实想法，笔者以问卷星的形式，向2013年～2016年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接受过培训的6批初高中校长发放了问卷，有125位认真填写了问卷，回答了相关问题。第一道题，校长眼中办学“自”的大小。有40%的校长认为一般，28%认为比较小，25.6%的校长认为非常小。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各地区、校际之间校长的办学自存在着巨大差别，是造成不同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福利待遇、办学特色乃至办学质量上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我们都知道，只有真正落实校长负责制，保障校长办学自，才可能实现学生的全面而个性化发展，捍卫教师的福祉，实现学校特色化及可持续发展，同时发挥学校作为社会文明创建者的作用，拓展学习空间，满足社区资源共享，满足公民休闲、娱乐、锻炼的需要。为此，笔者对比了一下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日韩等国教育管理情况，中国校长负责制下，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力并不小，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越权、越位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校长在很多教育教学管理与领导上，难以按照自己的办学思路去探索与实践，尤其体现在教师聘任制度、薪酬分配、教育教学改革等带来的约束。校长们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学校真正拿主意、想办法、承担责任的第一领导者，期望在教学改进的指导、信息技术在学校中的应用，管理结构的现代化以及为学校所有孩子提供必需的教育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改善社会环境将学校建设成为“多功能”的文化场所而努力。

在“期望被赋予哪方面的办学自”排序上，学校管理决策权、课程开发领导权高居前列。当教育行政部门存在“该管的未必真管，不该管的未必不管”的情况时，校长真的能做出适时的决策？决策，是管理过程的起始环节，决定着办一所怎样的学校，也决定着这所学校为谁办学。这一方面，考验着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教育管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解，是采用“管控”的思路，还是支持、服务的思路。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校长们被动地等待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通知，久而久之失去工作激情，走上墨守成规的道路，教育创新、办学特色成为一纸空谈。另一方面，也考验着校长的学校发展观、育人观、课程观、评价观等，反映了校长办学格局的高低。显然，我们需要更多能够跳出传统的管理思维框架，将追求每一个学生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坚持把教师的福祉放在重要的位置，以不牺牲他们的健康、家庭幸福为基本决策原则的校长。我们也需要改变以往学校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哪个部门都可以管一管的局面，还学校内部决策与办学自，使其成为独立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与承担法律责任的办学实体。

那么，校长办学自受到限制将带来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对校长领导力的挑战或限制太多，参与调查的125人中有55位校长认为，“教师可以自由辞职，校长无权解聘”“没有人事任免权”“受预算管理限制，校长使用经费受困，无法按照校长的想法办学校”等严重制约着教育教学质量的改进，尤其是学校的内涵、特色发展。其次，面临着“无限责任”的领导压力，校长付出了巨大的身心健康的代价。时间、心力都耗费在大大小小的会议、解决教师职业倦怠、筹措学校办学经费等事务上，无法真正思考学校课程开发与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一些受困于办学自的校长想要逃离，这两年一些公办中小学校长辞职自己办学或者受聘到民办学校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于“如何保障校长学校领导与管理权”这一问题，70位校长建议真正落实“管、办、评”分离，变事前指导、事中督导为事后审计、监管，而不是事无巨细，从头管到脚。30位校长认为行政部门应该放权，保障校长办学过程中的人权、财权。也有校长认为，需要完善校长选拔和评价机制，充分发挥校长的创造性。由此可见，校长们期望教育主管部门，“放对权、选对人、办对事”，尤其是不应该对校长的学校课程领导进行指手画脚，以外行指挥内行，导致很多学校只能奉行“国家课程等于教材”这一狭隘的学校课程观，阻碍了校长在探索学校特色项目，开发多样的校本课程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多种努力。现实中，校长们尊重办学规律，坚守教育教学常识、常规，比狂妄自大或胡乱应付还困难。领导是一个包括理性和情感因素的社会影响过程。[1]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校长对抗外部环境的理性和能力，而应该真正界定学校拥有哪些独立的、边界清晰的办学自。

最后一问是校长如果有足够人权、财权，学校将发生什么变化？50位校长认为将提升对教师的激励效果，25人认为将实现自主办学，有利于学校特色发展。另外，有30位校长认为，这将对校长的德行和职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也要警惕专权与腐败的发生。值得肯定的是，大多数校长有着作为领导者的自律与自省精神，认识到“权力”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背后是巨大责任。但必须指出，校长通过人权、财权来改变当下教师的职业倦怠，或者解除一些弱萁淌或者反对自己决策的人的教职，实际上是不够理性的。须知，表面的和谐往往限制有建设性的争执，如果一个团队没有充分的讨论与争执，领导者的决策质量往往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保护、尊重和尽可能发挥一些弱势教师的优势，实际上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给学校的“后发”教师足够的帮助与机会，畅通沟通渠道，实施以“成长为中心”的策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成长为对学校、对学生有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