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黎黎口述:观众的厚爱最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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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 姜黎黎 采写 毛舟

和今天的时代相比，当年的电影环境少了很多浮华、躁动和诱惑，那时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大家拿着有限的固定工资，认真地、热情地对待每一个角色、每一部影片。对于我而言，那时候积累下来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观众的厚爱。尤其是直到现在，当很多人还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记忆那些角色时，我更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珍贵以及表演事业对于我的意义和价值。

――姜黎黎

就在几年前，姜黎黎在饭店吃饭的时候，被饭店乐队的乐师们认了出来。他们没有一窝蜂似地上前索要签名，而是含笑注视着她，并且轻轻奏起她20多年前成名作中的主题曲，向心中的电影明星表达敬意和喜爱。这样真诚、温馨、感人的追星场面，不知道今天年轻的明星们以后有谁还能碰到？在采访中，姜黎黎一再表示，这几年，因为没有太多的作品，一直觉得愧对观众。但对于更多的观众而言，当年的那些影像已经足以令他们记住姜黎黎这个名字了。

《神圣的使命》：第一次担纲女主角

1979年拍摄的《神圣的使命》，是我第一部担任主角的影片。不过对于我而言，这个主角来的却特别不容易。

《神圣的使命》是由峨嵋电影厂出品的影片，带有浓厚的伤痕文学色彩，故事性也非常强，是峨影当年的重点影片。为了找到扮演女主角杨琼的演员，剧组从全国各地找了十几个人集中到成都去挑选。我是长影演员，当时以借调的身份来到峨影，和大家一起竞争这个角色。

在峨影的一个多月里，每天我都和其他演员一起做小品、谈话、表演片段，然后接受剧组一轮一轮的挑选。最后，筛选到三个人。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的刘璐当年也是人选之一，是最后留下的三个人之一。那时，我们两个人住在同一间宿舍里，关系也处得最好，并且相互约定不管谁被选上，都要为对方祝福。所以虽然最后我成了女主角，但是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在这一个多月里，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是以借调的身份来到峨影的，所以总觉得如果没有被选上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离开长影的时候，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我的男朋友也是我后来的丈夫汪宝生。在成都试戏的整个过程中，我咬着牙没有与任何人联络，直到定下来了我以后，我才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

《神圣的使命》的导演滕进贤，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特别会调动演员的表演情绪。有一场戏写的是杨琼得知公安人员王公伯去世之后前去拜祭。滕导为了调动我的情绪，在拍摄当天，他特意安排工作人员偷偷瞒着我准备好哀乐。实拍的时候，我一推开大门，哀乐突然响了起来，我的情绪马上就进入了规定情景之中，很顺利地完成了这个镜头。

无心插柳《红牡丹》

《神圣的使命》在青岛拍摄期间，碰巧遇到长影《红牡丹》剧组，他们正为《红牡丹》寻找演员。主创人员跟我说，他们已经找了快一百个演员了，愣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我问他们要找什么样的演员？他们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会武功；第二，要漂亮；第三，要会演戏。当时，我觉得自己没有武术的专长，根本就没有去想过自己能够出演《红牡丹》。

《神圣的使命》拍摄结束以后，我从青岛回到长春。刚进厂门口，正好碰到了《红牡丹》的导演张圆。她一看我，马上问我是不是已经拍完了《神圣的使命》，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就兴冲冲地拉着我往剧组跑。到了组里见了几个主创，她马上就给我了一段戏，是小牡丹在佛像前祈祷的内容。我表演得比较有激情，张圆导演非常满意，立刻拍板定下由我来出演红牡丹。

试服装的时候，服装师特别感慨地对我说：你真幸运啊，我这套服装恨不得已经试过一百个人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当时红牡丹的角色已经初步有人选了，结果就因为张圆导演看到了我，临时把那位演员替换了下来。知道这个消息后，我觉得非常内疚，毕竟那位演员因为我而失去了一次机会。

不过，张圆导演决定由我出演红牡丹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剧组里其他一些主创人员总觉得我的气质太过文静，不适合扮演红牡丹这样一个性格刚烈、又会武功的角色。我自己心里也打鼓，不太自信，对自己能不能演好这个角色很担心。最终我能坚持下来出演红牡丹，除了张圆导演的坚持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宝生对我的鼓励。宝生对我说：黎黎，虽然你的外表看起来很柔弱，但是你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红牡丹这个角色恰恰需要你这样刚毅的内在气质来衬托，你一定能够演好她！

两次险情

影片中的红牡丹骑马射箭的飒爽气质吸引了很多观众。可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些动作戏却是险情环生。很多观众还都记得牡丹为了躲避坏人纠缠，从两层楼那么高的洋房窗台上一跃跳上前来救她的五龄童的马背上，的确非常惊险。

这场戏是在杭州拍摄的。为了能够拍摄成功，每天早晨我都骑马来到杭州的柳浪闻莺练习跳马动作。那里有一堵高高的残墙，我把马拴到残墙旁的树上，然后一个人爬到墙上，想从墙上跳到马背上。可是等我爬到墙上往下一看，还是吓了一身冷汗，实在是太高了！而且马总在下面动来动去。我站在墙上，心里激烈的斗争着：跳还是不跳？我都不知道我在上面站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耳边有人轻轻地说：勇敢点，跳下去。我抬头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周围已经围了一大堆人，大家都在看着我。最后，我鼓起勇气，一下子跳了下去，稳稳地落在马背上，大家不约而同地给我鼓起掌来。我当时还想，原来也没那么难。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后来，我已经练得非常娴熟了。

尽管如此，实拍的时候还是出了事。当我从高处一跃而下的时候，坐在马上的五龄童恰好把肩膀斜过来了，我的下巴一下子磕在了他的肩膀上了，身子马上就倒了下去，只有脚后跟勾在马背上。这时候，马已经开始快跑起来。我就这样被拖着向前，整个摄制组都吓得惊呼起来。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使劲拽住扮演五龄童演员的衣服，向上使劲，最后还真就重新回到马背上。等到马停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满嘴是血了。为了不耽误影片的拍摄进度，我擦了擦嘴上的血，跟导演说：没事，没事，继续接着拍。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的拍摄就非常顺利了。后来在厂里的小礼堂放映这部分样片的时候，全场的观众一起鼓掌，连连说，太惊险了。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导演最后用了第二次的镜头。因为导演觉得，红牡丹是一个杂技演员，所以应该是很完美地完成跳马动作的。可是我总觉得，第一次拍摄时出现的失误更符合当时红牡丹的紧张情绪。

另一次险情发生在拍摄红牡丹马踏金融巨头张德仁的时候。这个镜头是在上海搭起的马戏棚中完成的。按照剧本要求，红牡丹首先是骑马绕场两三圈以后，然后跨过围栏，马踏张德仁 。这个时候，我的骑术已经是非常娴熟了，并且在拍摄之前在场内练习了很多次，所以实拍之前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等到实拍时问题却来了。当摄影棚内的灯光一下子全都打亮，乐队开始奏乐，人群欢呼声不断，马一下子受惊了，根本就不听我的指挥，驮着我就飞奔向马戏棚的门口，用头掀开帘子就冲了出去。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幸亏我当时迅速趴下了身子，紧紧抱住了马脖子，否则真要被门上的铁丝给勒住了。

马冲出马戏棚后，就跑向自己的马棚。整个过程中，不管马怎么样，我都紧紧抱着马脖子不敢乱动。直到快跑到马棚的时候，马的速度才慢慢降了下来，我趁机赶紧跳下来，惊魂未定地就坐到了地上。回过头来，就看到几十个人从摄影棚飞奔而来。制片主任吓得直问我：有没有伤到？有没有伤到？我长出了一口气，说：没事。制片主任第二句话就是：没事就好，赶快跟我回摄影棚去见观众。原来，当我被惊马驼着飞奔着夺门而出的时候，观众都惊住了，以为我肯定出事了。当我跑回马戏棚，刚一撩开门帘，全场的观众一起起立，掌声“哗”得响了起来。有这么多观众的关爱，让我心里热乎乎的，很感动。

虽然有惊无险，但是戏还得拍。因为剧组一次组织那么多观众很不容易，我不能耽误拍摄的进度。马还是原来的马，经过一番安抚之后，我重新骑了上去，绕着场地慢慢地跑，让它熟悉环境。在绕到门口的时候，它又想钻出去，我就死死勒住缰绳，把它拉回来。几次之后，马似乎安定了下来。于是实拍重新开始。可是一旦真正实拍，马儿又惊慌起来，跑到门口的时候，又想跑出去，我使劲把马儿向后拉，结果马一下子冲向乐池的方向，整个身子直立起来，双脚搭在乐池上面，把乐师们吓坏了。经过几次三番的折腾之后，终于拍完了这个镜头。

一阵熟悉的旋律轻轻传来

《红牡丹》是我电影生涯中第一部成功的影片。我记得拍完红牡丹之后，有一次，我到本溪的外祖父家祝寿。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了，结果我们家被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连窗台上都站满了人，交通也被堵塞了。一连三天，天天如此。没有办法，我只好开门来到院子里，本来还乱哄哄的人群突然一下子鸦雀无声，接着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时候，还不太时兴签名之类的，大家就是笑着看着我。

我给乡亲们鞠了一个躬，然后很诚恳地向大家讲明，我这次来是为了给外祖父祝寿，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可是还是没有用，人群一点都没有散去的意思，结果把外祖父的祝寿给耽误了。我心里很着急，只能一个劲地跟外祖父说对不起。我记得老人家当时只是带着笑意反复说，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还有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我还记得大概是2000年左右，我从美国回国。一天晚上，和朋友约好了在一家粤菜馆吃饭。为了方便谈话，我们坐在饭店比较靠里面的位置。粤菜馆里有一个乐队，在客人吃饭的时候演奏一些轻音乐。我和朋友坐定以后，还没吃上几分钟，忽然耳边传来一阵熟悉的旋律，我身子一震，这不正是《红牡丹》里那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牡丹之歌》吗？我连忙转头看向乐队，只见乐师们一边演奏着这首《牡丹之歌》，一边含笑向我致意。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

我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会有观众能够认出我来，还会有人能够记得《牡丹之歌》的旋律。而最令我感动的是，我自己所塑造的红牡丹，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认可，并且有着这么长久的生命力。我有时候常常想，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想观众的厚爱是最重要的。这是对一个演员的最大肯定，也是支撑我们事业前行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不管我们后来有没有再从事这个行业，每当想起观众的厚爱，我们的心中总会充满温暖和感激。

《赤橙黄绿青蓝紫》：差点推掉的“百花奖”

我们这一代演员的表演经历大都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我自己为例，《神圣的使命》是反思的典型作品；但是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人们观念的进步，这种题材的影片慢慢不能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也因此就有了《红牡丹》的成功。在我看来，《红牡丹》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部带有传奇、武打、爱情等等多种因素糅合在一起的影片，那个时候的人们很少看到这样带有一定程度的娱乐色彩的影片，所以《红牡丹》的成功也具有时代的原因。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在整个中国风起云涌。这个时期的很多电影作品都和改革开放有关。《赤橙黄绿青蓝紫》以及《街上流行红裙子》就是这样两部具有浓厚改革时代气息的电影作品。

《赤橙黄绿青蓝紫》是根据著名作家蒋子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一个钢铁厂司机队的年轻人如何在磕磕绊绊中改革管理体制的故事，其中夹杂着几对年轻人的感情纠葛。

我在其中扮演一个叫做叶芳的女司机。这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女司机：风风火火、大大咧咧、抽烟、喝酒，样样都会，同时又敢爱敢恨。

叶芳和现实生活中的我反差极大，同时从当时的社会审美标准来看，也是一个有点痞的女孩，所以我一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就非常不喜欢叶芳，就觉得自己怎么能演这样一个角色呢？可是当我跟导演姜树森说我不想演这个角色时，姜导演直点着我的脑门说：你这个傻姑娘呀！在姜导演的坚持下，我还是演了这个角色。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年轻。其实什么样的角色能够在电影中出彩？往往是那些有个性、有点离经叛道的角色。

怎么才能演出叶芳身上那种女司机特有的味道，对我来说，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在80年代的中国，大家还都是把司机看作是一种需要掌握特殊技能的职业。为了了解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我还特地到北京运输公司的一个大队里去体验生活，了解为数不多的女司机在男人堆里的生活是怎样的，学习她们那种洒脱的性格。

演司机当然要会开车，剧本也有好多镜头是叶芳单独驾车的。可是别看我在电影里开车开得很熟练，实际上我只是在长影厂跟厂里的司机学了几天，只有在空地开车的经验，仅仅是会开而已。可是就是凭着这样低级的驾驶水平，导演却敢让我在摄影机前开起了车。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说的是，叶芳开着大卡车去接被刘思佳丢在路边的解净。实拍的时候，摄影机前面放一个竹竿，导演要求我直冲着摄影机开过去，开到竹竿的位置就停下来。当时我真的是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因为万一我没有停住车，就直接撞到摄影机和摄影师了。而以我的水平，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虽然最后这个镜头还是很顺利的拍摄了，可是让我记忆深刻的除了后怕之外，还有大家那种忘我的工作态度。

电影中的叶芳还会抽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之前，我根本就不会抽烟，也从来没有碰过烟。怎么拿烟，怎么弹烟灰，甚至包括怎么把烟点着，一点概念都没有。为了学会抽烟，我自己就买了一包烟来学习。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宾馆住，有一天，我就对着镜子练习抽烟。烟点着了，手里比划着，这么拿，还是那么拿；是这样吐烟，还是那样吐烟；我自己都不知道练了多少根烟，总之整个屋子已经是乌烟瘴气了。正当我练得起劲的时候，姜导演正好推门进来了。我下意识的一起身，没想到一下子就晕到了。从此，我才知道，原来抽烟也能把人抽醉。

因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叶芳一角，我获得了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回想当初如果我因为自己的固执，放弃了这个角色，会多么可惜。

说起“百花奖”，还有一个小插曲。此前的一年，我凭借《红牡丹》也入围“百花奖”的角逐，因为《红牡丹》的巨大成功，起初我的票数遥遥领先，可是到了最后几天，另一部当时也影响很大的影片《庐山恋》后来居上，最后主演张瑜获得了那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当时很多观众都为我感到惋惜。而我因为叶芳最终以绝对优势赢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有观众一种善良的期望起了一定的作用。

《街上流行红裙子》：“生病”的葛佳

《街上流行红裙子》中的葛佳是一个健康、活泼、善良，很讨人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可是扮演葛佳的我当时却完全是相反的形象。因为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正在生一场大病。

1983年，我拍摄完《13号地区》以后，就生了一场大病，最后在北京301医院做了一个手术。还在住院的时候，因为当年在济南举行的“金鸡奖”、“百花奖”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我们的老厂长苏云打电话让我去参加。可是那时候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一听说我不能去，苏云很失望。最后为了不让老厂长失望，我不顾医生的阻拦，还是很坚决地出了院，坐火车去了济南。

没想到的是，我一下火车，我整个人全是抖的，要有人搀着才能走。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我就更加虚弱了。活动结束后，苏云厂长特意安排我到青岛去疗养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回到北京，正好就接到了《街上流行红裙子》的剧本。这个时候，我虽然已经休息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还很虚弱，仍然在继续治疗。按说，有了前车之鉴，我应该推掉这个本子。可是当时就是觉得自己接了一个任务，而且又是那么好的一个角色，加上导演也特别坚持用我，我就一定要把影片完成。

《街上流行红裙子》是在上海出外景。到了上海，我马上先去一个中医院，接着看病。医生对我说：你这个病要好好卧床休息。我告诉医生我还要拍戏，医生当时吓了一跳，说，你这种情况怎么能拍戏？

为了不耽误治疗，医院每天把药送到我们的招待所里。早晨，摄制组有一辆车专门带我去医院理疗，理疗之后就去片场，我就利用这个空隙在汽车里化好装，我们的副导演这时候就在现场替我跑位。

我扮演的葛佳是一个很活泼的女孩子，总是蹦蹦跳跳的。所以每天拍戏的时候，一到镜头前面，我就得马上变成一个健康的、活泼的形象，镜头一完，人就立马没有精神了。后来电影拍完以后，我又在上海治疗了一个月才离开。

我的丈夫汪宝生也在这个片子里扮演了一个角色。当时他上这个戏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为了能够照顾我。那段时间，也幸亏了他在我身边忙前忙后，仔细照顾，我才能最终把这部片子拍下来。现在回过来看片子里自己有点虚胖的形象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发抖，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很多人看到我的时候，第一印象都会觉得我很柔弱，但是我的性格当中一直有一种很坚韧的东西。现在想来，除了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之外，可能和当时整个影视界的一种积极的、敬业的工作状态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把工作当作第一位，你在这种环境下，也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街上流行红裙子》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时装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们电影明星在电影里穿的和平时穿的都一样，一定是当时最时髦的衣服。可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在生活中的穿着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所以当时看到剧组从上海服装厂拿来衣服时，我们自己都惊讶这些衣服怎么会这么漂亮。不过作为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确释放了一种开放的信号，以至于站在改革开放30年后，很多人都会提及这部给他们带来时尚气息的影片。

本文图片由姜黎黎和本刊资料室提供

姜黎黎简历

汉族，籍贯辽宁沈阳。1975年，任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1987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干部专修班毕业后，仍回长影厂任演员。1993年，赴美到洛杉矶发展；2000年，回到祖国。主要电影作品：《神圣的使命》《红牡丹》《姑娘的心愿》《赤橙黄绿青蓝紫》《诱捕之后》《十三号地区》《街上流行红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