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耕半读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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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湖南安仁县流传这样一句民谣：“官陂有三拱（土堆），痈鲂悴抛鲋帧！惫仝槭堑笔蔽宜在的大队（现在的行政村），地处偏僻，田多人少，人人被田地耕作所困。特别是我们生产队，人均3.8亩水田，田地里有做不完的事，出不尽的工。记忆中，父辈们只有大年三十和初一，在家过年休息。我们7岁时就在生产队当劳力，定底（工）分，每天两分半工（早晨5厘，上下午各1分），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出工，根本]有什么补课或休息，绝大多数人小学或初中毕业就在家务农，能读到高中毕业就烧高香了（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读大学是天方夜谭。

我是1979年7月高中毕业，高考落榜。时年17岁，已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力（生产队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年满16岁的男丁就是10分底工，早晨2分，上下午各4分，甲等劳力）。我兄弟6人，自己为长兄，一家8口，只靠父母两人的工分糊口，年年“超支”（父母两人的工分买不回应配的口粮），背负着“吃社会主义”的骂名，遭人白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家务农是必然的没办法改变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田地分到了每家每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寨工，慢慢弄，日头落山十分工”的磨洋工现象，没几年时间，绝大部分农户都不愁吃不愁穿，还出了不少“万元户”。我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劳作之余，坚持看书学习，先后3次参加高考，终于于1985年考上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郴州分校）图书馆专业班。

1985年8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喜忧参半的日子，喜的是我拿到了生产队自民国以来第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拆开那黄色牛皮纸信封，见到那盖着红色印章的录取通知书，心潮起伏，热泪盈眶，高中毕业之后6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忧的是通知书要求交640元转户及学杂费。当时我有3个弟弟在校读书，家里的学费负担本来就很重了，加之1982年家里刚建一栋六垛屋的新房，旧账未了，要为我交640元转户及学杂费几近难于上青天。母亲不时地暗自叹息，父亲脸上凝重的愁云，使我心如刀绞，但要自己放弃这次读大学的机会，实在心有不甘。

临近开学的时候，我壮着胆子跟父母说：我想看看学校，问问情况，压根没敢说自己要读这个大学。母亲当时就眼噙泪花，心痛地说：“儿啊，娘没用，要是你外婆在，就不得这样耽误你的前程。”听了母亲的话，我泪如雨下，心里恨自己没用。父母为了我心愿，卖了2000斤早稻粮（18元钱100斤），200元用于3个弟弟的学费，给了160元让我到学校去看看。

当时，我拿着通知书，一路问到学校。找到新生报到处，犹豫了好久，没敢向老师问话。老师见状，满脸笑容地问：“同学，你是来报到的吗？”我没敢说自己是来报到的，但手还是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掏出录取通知书，怯生生地递给了老师。老师接过通知书，翻到录取存根比对后，很高兴地说：“欢迎你来本校就读，祝你学业有成。”老师见我茫然的样子，便很关心地问：“同学，你家是农村的吗？”“是的。”自己如蚊虫鸣叫般回答一句。老师接着问：“转户手续办好了没有？”老师这一问，我才回过神来，自己是来看学校问情况的，何必这样不自在？ “家里困难，没钱办理转户手续，我是来问情况的。”我很坦荡地说。闻言，老师说：“户口不转没关系，只要你想读，可读自学视听班，学费每学期90元，与读中学差不多，毕业后同样统一分配工作。”听老师这么一说，我心中如释重负。经历了这么多年自学的历练，这种自信早已根植于心中，于是，毫不犹豫地办理了入学手续。

办完入学手续，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并把在学校的所见所闻告知父母。父母对我可以在家里读大学难以置信，满腹狐疑。为了消除父母的疑虑，得到父母的支持，我便认真地向父母承诺：“每个农忙季节，我一定和家里人一起干农活，只要农闲时让我看看书，就行了。”父母听我这么一说，也没别的办法，只是忧心忡忡地告诫说：“你也不小了，自己的一生要自己把握，变虫变龙都是自己的事，父母养成人，自己立成志。”

其实，父母这些话不知向我说了多少次，目的只有一个，要我安心在家里做事，能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就行了。我知道，父母说这些话，也是万般无奈，他们自己终究吃了不少没有文化的亏，受了不少没有文化的气。说实在的，我对读书的坚持，也是基于这一点，并不是自己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刻意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由于自身有这么一种内在动力，尽管家境不允许，但我始终没放弃读书的“梦想”。而我这种有违常规的“梦想”，父母无奈，亲戚朋友难以理解，乡里乡亲更是流言四起，说我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二流子等等，所有不好的名声都往我头上安。可喜的是大学第一学期，尽管四门功课的教材后半学期才到，两个班47名学生，期末考试全部科目及格的只有我一个人，“基础写作学”得了87分。

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的关注，特别是委办单位原郴州地区文化局群文科科长黄浦生对我更是格外青睐，他嘱咐教务处，要我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一定到他办公室去一趟。第二个学期我到学校报到领书的时候，老师告知了黄科长，黄科长到原郴州地区行政公署门口等了我一个多小时，带我到他办公室，百般鼓励，要我克服家庭困难，届时完成学业，为郴州图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巧合的是，此时家乡受永兴县柏林镇的影响，农闲时大兴“走银子水”（冶炼）之风，只读了小学的人都赚了钱。父母也不例外，希望我也能“走银子水”，为家里赚点钱。他们本来就信不过在家里能读大学的事，我的一位小学老师都说：“在家里能读大学，谁还在家里做农民。”迫于这种环境的压力，我也背着行囊带着几本书在外走了几个月“银子水”，走遍了东南五省，钱没赚到，还亏了本。黄科长得知此事后，带着郴州中心图书馆馆长范兰茂亲自跑到我家里来，给我父母做工作，让我安心把学业完成。黄科长和范馆长的到来，让我赢得了父母和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使我顺利完成了学业。

1988年6月，我犹如梦幻般接到安仁县文化局的通知，到局里报到参加工作。一晃近30年，组织上给了我优秀文化工作者、优秀领导干部等众多殊荣，嘉奖、记功20多次。近百万字的各类稿件见诸各级刊物。所有这些荣誉的得来，都得感恩时代、感恩我的大学及老师们特别是黄科长的无私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