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洗心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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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银行正面临着最大的挑战：a抛弃半个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的传统文化，将自己重塑成负责任的贷款者和面向中国新兴富有消费者的服务提供商

如果你加入中国银行在深圳的“财富管理中心”，你就可以享受折扣购物、健身俱乐部的优先资格和机场VIP休息室等多项服务。存款超过6万美元的金卡客户甚至还会在生日当天收到意外惊喜。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前台接待员解释说，“我们将会送鲜花、生日蛋糕或者向我们的客户致电以表达我们的敬意。”

但是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另外一家分行，张造燕(音译)骑着自行车冒雨来到银行，花了半个小时向防弹玻璃后面、动作迟缓的出纳员不断做着解释：一个银行职员错误地输入了储蓄卡申请表上她母亲的名字。她此前曾给银行致电，并来过银行一次，但都没有解决问题。张说，“我不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但是这里的服务无法令人满意。”

事实上，中国的银行正面临着最大的挑战：抛弃半个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的传统文化，将自己重塑成负责任的贷款者和面向中国新兴富有消费者的服务提供商。

改变正在发生

10多年前，中国银行业仍发挥着政府取款机的功能，银行根据信贷额度向各行业大规模放贷；纺织、水泥和开采煤矿等行业都获得了大量贷款。放贷对象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大型国有企业，他们是否有偿还能力无关紧要。

近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都依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进行了重组。他们继续采用贷审分离的工作架构，并且还有独立的审计师。他们的贷款基本上都发放给信誉良好的借款人；许多信誉等级最低的企业被排斥在贷款名单之外。

银行甚至开始说“不”。比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最近认为，汽车信贷融资可能具有风险，因为总部下令各分支银行不得涉及此信贷业务。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面临著来自外国机构和本土灵活的二线银行的竞争，四大银行正竭力提高其存款基础。这些存款为他们发放贷款提供了低廉和充足的资金，银行的大部分利润正是由此而来。这意味着银行需要讨好富裕的个人消费者，这正是中国银行在深圳推出的“财富管理中心”所针对的目标客户。麦肯锡研究报告显示，在上海，2%的银行开户人为银行提供了50%的收入；其后18%的客户贡献了其余部分的收入；80%的帐户――象不幸的张女士这样的客户――对银行来说带来的麻烦超过了为银行创造的价值。（张女士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她说她为此不得不两次来到银行，多次致电，并且还失眠。）

临近香港的繁荣都市深圳为未来指出了一条道路。在夜间，深圳道路两边霓虹灯闪耀，广告牌告诉路人他们可享受24小时银行服务。在深圳，人们到银行办事比以前轻松多了。再也看不到态度粗鲁的银行职员，取而代之的是戴着醒目的“高级客户经理”徽章等专业服务人员。由于电话和互联网的应用，排队的人也大大减少。

由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萎缩，麦肯锡预计，在10年后，中国三分之一的银行利润将来自于向个人提供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目前此类业务的比例仍然微不足道，但正以飞快的速度增长。截至2003年年末的3年，抵押贷款在过去3年增长了两倍还多；汽车贷款增长了9倍；信用卡数量增长了5倍。

但是，由于个人信贷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这里几乎没有信用资料可用。客户信息以不同的形式分散于各地，使银行之间不能进行便捷的信息交流。除了银行自行设计的主要依靠借款人诚实填写的资料清单外，银行在作出贷款决定时可参考的依据非常少。其实，个人借款者可能是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因为个人借款的动机很难考察。 浦东发展银行的陈小蕾（音译）说，有些人贷款买房是用来投资，并不是给自己住，这样就使贷款增加了一些投机因素，使银行很难审查信贷风险。

另外，用户需求日益复杂，让国有银行赶不上步伐。中国海洋石油股份公司首席财务官邱子磊表示，中海石油是通过内部财务机构而非银行进行交易融资的。虽然公司使用银行融资有所增加，但他解释道，时间不等人。

邱子磊认为，银行的文化正在转变。他说，银行从前是老大，如今银行也要派人跑企业了。中国银行已经在中海石油在深圳和天津的业务经营地设立了微型银行，处理中海石油在当地的工资发放业务，同时还为该公司职员提供一些增值服务，比如提供购车贷款等。邱子磊说，这样做增强了中国银行的实力，即使与花旗银行相比，中国银行都具有竞争优势。

挑战依然存在

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中国的银行仍面临很大挑战，比如它们的效率十分低下。中国银行2003年每位雇员的盈利能力只有大约3,000美元，仅为2002年的一半；与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的花旗集团更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共有275,000位雇员，每人的盈利能力大约是65,090美元。

现如今，银行职员首先是要忠诚于本地的银行机构，而不是北京的总部。中国的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一个松散的地区分支行的联合组织。总行要求地方分支机构执行统一的纪律，赋予地方分支银行行长迅速作出放贷决定所需要的自主决定权，这种做法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自我满足可能是擎肘变革的另一个文化障碍。中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缠身的金融机构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和忍耐。从1999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1,69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以帐面价值转移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截至目前，这些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只有20%。去年，政府又从外汇储备中拿出450亿美元注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与此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比率也在下降，截至2003年底，官方对外公布的坏帐率为15.2%；但坏帐的绝对数字并没有减少多少。坏帐比率之所以有所下降，其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银行在过去18个月中又发放了大量贷款。说到底，这些国有银行享受着政府的充分支持，藉此维护着储户的信心。这也是除了限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行的数目以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即便全面开放后依然不会流失大量储户的原因之一。外资银行资产目前只占中国整个银行业资产的1.4%。

外资银行的机会

为了改组管理层并且提高业务能力和科技水平，中国的银行监管机构侧重于帮助国内银行寻找外资战略合作伙伴，然后将其在香港或纽约上市，有可能的话也在中国内地上市。

但要改组陈旧的中国国有银行，任何一家外资银行的资源都不可能够用，这些外资银行很快发现缺乏懂中文的培训师、风险管理专家、审计师以及技术分析人员等。不管以任何指标来评比，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堪称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之列，其雇员总数超过200万，分支机构有103,000家。此外，外资银行在这些银行很小的股权比例使其管理权限很小。比如，花旗银行获得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4.6%的股权，但在19人的董事会上只获得了一个席位。

现在还不清楚外资银行是否会将大量资本投向这些管理能力尚待考察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即便是到这些银行上市之时――即坏帐大部分处理完毕且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规定的8%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资银行也不一定就会投入大量资金。单个外资金融机构在一家中国国内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