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 对比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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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曾在多家卫视热播,一时间,观众对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勿庸讳言,此剧确实存在情节拖沓、叙述模糊的弊病,尤其是战争场面的过分渲染和人物对白的不切实际,消解了该剧的戏剧冲突和主题表达,成为它的致命伤。然而,《团长》一剧的“人物塑造”这一环节还是相对成功的,有几处颇为可圈可点。以下笔者便逐一分析,以飨读者。

立体鲜明:典型形象的多维阐释

首先谈多面化与个性化的统一。电视剧中的人物性格应该是一个倾向鲜明而又组成复杂的有机统一体。英国戏剧理论家德莱顿在人物塑造上主张复杂性和鲜明性并重,他认为,性格即倾向,而且在戏剧中这种倾向不能深深埋藏起来,他们必须很明显地表现在行动中和言谈中,而这种把一个人和其他人区别开来的东西,不能认为只包含某一种特殊的美德、恶性或激情,它是许多在同一人物身上并不矛盾的因素的总和。德莱顿对“多面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人物创作方法进行了相当通透而明晰的诠释。在《团长》中,龙文章这一崭新的中国军人形象便是多重性格、多种元素的综合体,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矛盾的繁杂领域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统一。既是冒牌团长,又是招魂神汉;既能在上司面前装痴充愣,又能在下属面前装疯卖傻;既唯唯诺诺,又骁勇善战……其性格倾向不可谓不复杂,如果说李云龙、常发、许三多这些军人形象还是有限制的立体描摹,那么龙文章这一人物便几乎是无限制地多维透视,他把特殊年代殊人物的多面人性展现到淋漓尽致。但就是这个时而猥琐、时而乖张的“炮灰团长”,在特殊环境中成长为一个战争天才,在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在敌军阵地中如入无人之境,在挽留美国督导官时不惜下跪求情,在撤退求生时命令背负数十箱书籍……这都成了龙文章的人性亮点与人格魅力。正是这种复杂性和鲜明性相交融的人物塑造方法使其成为中国军旅剧人物长廊中当之无愧的“这一个”。其他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还有不少,如懦弱与聪明并存的阿译、粗暴与义气融合的迷龙、阴损与智慧统一的孟烦了、坚毅与犹疑结合的虞啸卿等等,剧中这些鲜活的形象都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其次谈可信性与传奇性的统一。二者的统一实际上就是“细节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相结合,从而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细节的真实”,是指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必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反映生活,必须真实地再现生活中具体生动的形象,保留着生活的客观性、独特性、生动性和丰富性;所谓“艺术的虚构”,是指运用一定的文艺创作手段使人物形象更具典型性、传奇性和艺术审美性。作为一种诉诸观众感官的文艺形态,电视剧给人以最直观的视听感受,因此在其人物塑造中,抛弃艺术虚构的“自然主义”和剔除真实生活的“唯美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在《团长》的人物塑造中,不难看出创作者有意识地再现历史景观,从社会环境到战争场景、从服装道具到人物语言都试图还原当时的本来面貌,即便某些地方还存在硬伤。黑格尔曾经论述过戏剧的三个要素:“一般世界情况”、“情境”与“情致”。前两者分别为左右人物行为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后者为人物在这特定环境下的隐秘心理活动。《团长》中的人物言行就是建立在它所营造的基本真实的各种环境中,加之一些艺术手段的处理,人物形象便既生动传奇,又真实可感,孟烦了的过度油滑狡黠看似虚假,但回味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其多年的从军经验就有了真实度;上官戒慈“葬父招亲”貌似荒诞,但是有了“国灭”、“家败”、“夫丧”等一系列“境遇”作为帮衬就有了可信性。

对比强烈:人性张力的艺术表征

关于戏剧人物性格描写,恩格斯认为,“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损害的”。[1] 我国著名戏剧家曹禺更是认为,没有对比就没有戏剧。梅阡曾回顾他同曹禺一起创作《胆剑篇》的情况:“当我们集中力量琢磨人物性格时,他(曹禺)的构思是有特色的,就是采取性格对比的表现方法。他对我们说:人物性格要对比着写,性格的鲜明性通过对比表现出来,互相衬托。这是他的构思的特点,也是他对历史人物做了研究之后琢磨出来的路子。”[2]

《团长》中塑造了不同系列的人物群像,编剧在创作中通过不同层次的差异对比使得整个剧集在人物表现上充满了艺术张力。与《士兵突击》彻头彻尾的“男人戏”不同,《团长》在众多的硬汉形象之外巧妙地设置了两个女性角色――上官戒慈和陈小醉,并叙说了两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从而让阳刚壮美的剧作平添了一抹温婉柔美之气。此举不仅使整部电视剧的艺术表达更加和谐灵动,而且吸引了众多女性观众的眼球,不能不说是创作者的高明之处。这是《团长》在人物塑造方面第一个层次的对比手法。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层的对比策略,那便是男性和女性角色在各自内部之间的性情反差。首先,在男性角色内部的鲜明性格对照可谓比比皆是,在率真和狡诈之间,唐基和其他角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所有人都性格粗暴、傲气十足的环境中,唐基对虞啸卿的唯唯诺诺,对官兵的爱惜和善成了众多形象中的异数和另类,最终由于他的险恶用心,部队出师未捷,功亏一篑,在表面的人物性格对比之下,其实是善与恶的较量,正与邪的博弈,只不过最后以“正被邪压”的悲剧性结局收场;在勇敢与懦弱之间,阿译和其余战友格格不入,骄狂的龙文章、骁勇的迷龙、乐观的不辣、沉静的董刀乃至狡黠的孟烦了个个不但在战场上勇猛无比,而且在生活中充斥着“大男子主义”的阳刚之气和王霸之气,唯有阿译除外,这个时刻不忘理顺头发、逃跑时大喊“保持队形”甚至喜欢巴结奉承的副团长总显得懦弱可笑、迂腐滑稽,这便把大多数人物的“大无畏”精神反衬得更加明朗、更加崇高,也使整体人物群像越发真切动人。正如日本戏剧理论家世阿弥所主张的:保持新鲜感的首要秘诀是努力寻找表现对象的对立面,使其不同寻常,变得更丰满、更深刻。

另外,剧中仅有的两个女性角色同样在性格比较中成就了其艺术审美功能。一个敢恨敢爱,一个含蓄婉约;一个强势泼辣,一个温柔可人;一个出身高贵,一个平民草根,对比之中呈现出对于女性角色的两种审美意味。身份和性情的不同使二者对待爱情的方式有了明显差别,因此也就酿造了两段迥异的感情故事。上官戒慈和迷龙即时成婚,居家生活;陈小醉和孟烦了若即若离,行走在爱情与亲情的边缘。性格决定命运,两个女人不同的性格为自己命定了不同的感情结局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充满张力的对比化人物塑造方法使得《团长》中的众多形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环境影响:家国场域的人格形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思想意识、个性特点总是要受着各种社会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在反映生活、塑造艺术典型中总是精心地描写典型环境,以作为刻画人物性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要素。一切现实主义的成功作品的人物典型塑造,必须通过“环绕他们、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恩格斯语)去完成。《团长》秉承了这种“环境塑造人物”的艺术表现方法,全剧共展现了三种环境对人格、人性的影响。

其一,社会环境。这主要是指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的社会背景。在这一大环境中,前线炮火连天,死者如麻;后方物资奇缺,民不聊生,整个社会秩序紊乱,处于非常时期。这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同时也使人性走向扭曲和异化。孟烦了手捧“万金不换”的家书泪流满面;陈小醉为生活所迫卖身度日;士兵为一块西瓜打得你死我活;百姓为生存而惶惶不可终日,这都是战争给人带来的直接后果。更加严重的是战争对人的精神摧残,《团长》开头部分所展现的后方败兵的生活图景就深刻说明了这一问题,精神萎靡、百无聊赖、疯狂斗殴、无缘无故地歇斯底里,这种病态生活方式的逼真描绘一方面是对特殊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客观揭示,另一方面也是对战争的控诉和反思。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环境对人的建构作用是显著的,而生命个体往往是弱小的、消极的、无奈的,只能任凭时代和命运的愚弄和摆布。笔者认为这便是《团长》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要表达的主题之一。

其二,地域环境。《团长》中塑造的几个主要艺术形象虽然隶属同一编制,却均来自不同省份,这既符合战争年代的实际情况,又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真乃编者的成功创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区的人物必然有着不同的话语方式和性格特征,因此,这一由残兵败将组合而成的“炮灰团”,俨然成了具有复杂地域风情的中国社会的缩影。来自北平的孟烦了终日以“小太爷”自居,口若悬河,爱耍小聪明,不时地损损别人,骂人不吐脏字,天文地理、人世百态无所不知;来自上海的阿译性格脆弱,谨小慎微,生活精致,极其注重仪表;来自四川的不辣生性乐观,环境适应能力强,善于在逆境中生存;来自河北的豆饼憨直厚道,包容性强,吃苦耐劳;来自东北的迷龙体魄健壮,性格豪爽,言行粗暴,为人仗义……剧中根据不同地域特征进行的性格处理,虽然有简单化、标签化、夸张化之嫌,但其性情内核基本符合各自的区域特色。

其三,家庭环境。中国人长期以来生活于“家庭―伦理型”社会之中,家庭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建构和性情熏陶是十分显著的,家庭作为社会中最小的组成单位也经常成为文艺作品中的最基本叙事单元。《团长》虽然没有像《闯关东》、《走西口》那样采取家庭化的叙述方式,但它从侧面反映了家对人的影响。其中。最能表现这种家庭形塑作用的莫过于孟烦了,剧中通过对其父母的正面描摹展现出了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严厉的家教、书香的熏染使孟烦了一方面不乏爱国热情、知识渊博、外语功底深厚,另一方面对于爱情犹豫不定,对父亲的态度若即若离。他的所思所感和处世态度具有明显的来自家庭的根源性因素,因此其所有的言行也就有了深层依据,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另外一个例证是迷龙这一形象,成家前后的迷龙有着明显的改变,之前的乖张行径和之后对于妻儿的责任感形成鲜明比照,这也不能不说是家庭环境对人物的再塑造。

心灵描摹:灵魂博弈的“两难结构”

在论述戏剧冲突时,黑格尔认为心灵本身的分裂与矛盾,才是最理想的冲突,戏剧冲突的使命和动因在于表现心灵,借以展示出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黑格尔所说的这种“心灵本身的分裂与矛盾”,其实就是在戏剧人物塑造中常见的“两难结构”,即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两者都有道理,但任何一种道理的引申结果都构成对自身的否定。人物形象就是在这种心灵博弈中充分表现其品质和性格。英国戏剧理论家亚却曾经论述过与之类似的戏剧“抉择理论”:“没有任何东西比做一次将使抉择者和其他人的性格和命运受到决定性影响的重大抉择更富于戏剧性的了。整个情节,只要它是或者表面看来好像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其中都会含有抉择的成分在内;但是当两种抉择可能性陈述得十分清楚,而抉择又是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以后才做出来的,那么其效果就特别明快有力了。”[3] 黑格尔与亚却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团长》在塑造形象时便自觉运用了这种诉诸人物内心的“两难结构”。剧中孟烦了和陈小醉的感情纠葛就是典型例证,当两人相互萌生爱意之后,孟烦了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心境,一方面抑制不住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有“养不活”对方的担忧,因此他始终徘徊于爱情的边缘,成为一个“想爱不敢爱”的情感懦夫。随着左右摇弋的内心活动,人物行动也必然呈现出“进一步退三步”的畏首畏尾、犹豫迟疑,这就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类似的心灵表达还体现在龙文章身上,在法庭上面对说实话和说谎话的两难境地时只能癫狂招魂,在战场上面对进攻杀敌和爱惜袍泽的两难处境时不能不心如刀绞。这些精彩的人物描写在剧中充分展现出艺术魅力,这种“二律背反”式的艰难抉择之所以能够打动受众,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共通困境。艺术作品中“两难结构”的展示并不是为了获取解决方案,而是要更深切地品味人生。

总之,艺术反映生活是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进行典型化的提炼和加工,从而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形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意义。因此,艺术形象之美是艺术作品的审美特点,当然也是电视剧的审美特点。电视剧艺术是表现人的艺术,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的命运、性格的表现,既反映了电视剧思想性、艺术性的水准高低,又体现出电视剧作品的价值追求,人物形象塑造,是电视剧的生命所在。《团长》中的形象塑造总体上表现出多维性、对比性和深入性的和谐统一,彰显出较高的艺术水平。虽然有些地方略有概念化、脸谱化、标签化之嫌,但瑕不掩瑜,并不影响它在人物描摹上的审美价值。

注释:

[1] 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21页。

[2]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页。

[3] 同[1],第574～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