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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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安贝托・艾柯诠释学中“读者意图”的分析，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最终获得成功的根源是其不断改进，不断本土化的结果，是读者诠释、甚至是“过度”诠释的结果，也是“读者意图”为读者服务的结果。由此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必须走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道路，因为诠释中的“读者意图”本来就是种族文化的。

[关键词]安贝托・艾柯；读者意图；马克思主义；中国文艺复兴

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是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及符号学家而；他的诠释学(也称阐释学)也广泛地为大家所接受。艾柯诠释学认为，诠释关系到三种“意图”，即“作者意图”(intentio auctoris)，“文本意图”(intentio operis)，和“读者意图”(intentio lectoris)(Umberto Eco，1992:25)。本文将从他的“读者意图”理论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本土化，以及在中国现行的文艺复兴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读者意图”从而更好地“洋为中用”，也从而为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辩护。

一、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

在艾柯诠释中有三种意图至关重要，即“作者意图”(intentioauctoris)，“文本意图”(intentio operis)，和“读者意图”(intentiolectoris)(Umberto Eco，1992:25)。我们可以通过这三者之问的关系来了解“读者意图”的真正内涵，同时也可以对艾柯诠释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从艾柯的小说《傅科摆》(Foucault’sPendulum)说起，该小说的文本并不是所有普通读者都能读得懂的。要彻底理解文本的内涵，它既要求读者有一定的古典文学、欧洲中世纪历史和神话知识，又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现代知识，如计算机科学知识和很多诸如数学等跨学科的知识。这里，该文本的内容已经告诉了我们它所假定的或要求的读者类型。这种标准型的假定或要求就是“文本意图”。而从作者和读者身上，艾柯又把他们进一步分为标准作者(Model Author)和标准读者(ModelReader)。标准作者事实上是真正持有文本意图者，他是文本的生产者，是从原主观作者升华出来的作者。而标准作者所期遇的读者就是标准读者。标准读者是想象中的，能够像作者原生产文本一样去诠释文本。他能成功地抓住标准作者赋予文本的意图。而确定文本的意图正是艾柯界定合理阅读范围的关键。然而，他也认为作者意图又是难以获得的，而理论中和想象中的标准读者在阅读实践中又是不存在的，所以，进而在实践中的读者意图又具有诸多可变的主观因素。这种读者意图的可变性正是本文要解读、分析、论述的要旨所在，也是值得我们充分利用的价值之所在。

艾柯诠释学认为，读者总是怀着某种个人的理念去诠释文本。这种理念不管是隐藏的还是表露的，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在一定层面上是的确存在的(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无意误读的可能性)。于是，原文本和原文本的诠释就有了不对称的符指，也从而导致了诠释对原文本的背叛。因此，在诠释过程中，特别是跨文化诠释过程中，读者的曲解往往是固有的，内在的。所以，艾柯诠释学里的过度诠释是一种普遍现象，对原文本的不忠是每一个诠释者和读者不可回避的命运。诠释总是伴随“不对称关系。它从来就不是对等的简单的信息转换。因为它从根本上就是种族中心主义的”(Venuti，Lawrence，1997:91―115)。也就是说，只要民族是种族的，合理的诠释(特别是跨文化诠释)在很多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简言之，这种诠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带着读者意图即读者民族的或个人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诠释。这也就是艾柯诠释学中读者意图的中心所在。

那么，如何从读者意图去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呢?或者说，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来看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从而为他的“读者意图”辩护呢?

二、从读者意图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即植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国是这样，欧洲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如果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讲，这就像各国国内都有符合其国内不同地区具体情况的地方法规一样。理论的存在和运用也不例外。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来，这种理论就被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理解和形势要求下有着不同的运用。这种不同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从民族文化的具体语境来看，存在着德语文本、俄语文本与汉语文本一样，它是在不同的环境，根据不同的要求而被诠释产生的。也就是说，所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地区都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具体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西方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说，它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中国，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它在中国的显著存在以及它在上个世纪后半叶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是20世纪的不争事实。然而，它本身在中国大地上以一种开放式、发展型的理论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中国革命初期机械地模仿到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步一个脚印，用血的代价，不断地总结、发展而来的。也可以说我们用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教训逐步使一种理论得以发展并使之本土化。

当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我们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盲目的取代显然是对于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的主观忽略，也是一种以僵化的不变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态度，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史观和哲学史观。那就是说，我们胜利的背后和基础是一直而且仍然在起作用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精神及民族精神。有时候，我们的大多数只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没有想到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把它溶进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具体地说，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去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再具体地说，当我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用了种族文化的视角，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种族的和种族文化的。更具体地说，在解读和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理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其它很多理论一样会带有不同程度甚至很大程度的普遍性，可是我们忽略了一点，理论的创造者(或称总结者)本身也是具有种族文化特性的(虽然理论者本人在初始概括理论的时候可能已经尽量去除种族文化特征了)。所以，在我们解读和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自然表现出并合理使用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从产生的时间来 看，还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在前，艾柯诠释学在后。我们再次讨论的目的无非是，其一为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辩护，其二，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自然性辩护；再者，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恰巧，艾柯诠释学也是一种开放型的理论。而只有开放的，非封闭性的理论才具有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能更具有普遍性的特性。

我们在历史上也有过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惨遭失败的教训。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考虑、没有尊重读者意图并忽略了读者意图的客观存在。虽然读者意图是过度诠释的原因之一，可是，如果在一定层面上没有读者意图，也就没有某些理论的真正运用。我们的发展，或者说，任何一种发展，都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样，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或其它地区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只能取我所需，把它溶进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精神里去，经咀嚼和消化后(即本土化)，再指导我们的行为。过去我们是这样，今天和以后我们还应当这样，这是构建我们的或任何民族文化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本土化在中国是个成功的例子，它用足了“读者意图”，中国已经开始的文艺复兴也应当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学习，用足“读者意图”，复兴中国文艺。

三、用足“读者意图”，复兴中国文艺

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曾经使用过“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词来指代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其实，那能不能叫做“文艺复兴”，它只不过是一场新文化运动，或新文化的启蒙运动而已。它与文艺复兴的本质相差甚远。哪怕即使我们把它叫做“文艺复兴”的萌芽的话，那么，自从萌芽之后，也没有看到它把文艺复兴或推进到何种程度。因为当时在中国也不具备文艺复兴的历史条件。几十年的战乱，内外忧患以及国内政治的影响(因为后来文学完全转为政治服务了)等等这些都不是文艺复兴的沃土和最最基本的条件。但是，我们现在国泰民安，经过改革开放之后，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中国真正地开始进入了文艺复兴的大时期。我们可以从文学创作与翻译的繁荣，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昌盛，人民对文化消费需求的扩大等诸方面都可以得到证实。不过，我们的文艺复兴也应当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样，不可不加改造，一味地拿来。否则，既不能吸收，又伤了胃口，会使我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失去了传统和自我，又造就了一个四不象的文化，成了一个真正的跟屁虫。

那么，究竟如何在复兴中国文艺的进程中用足“读者意图”呢?我们先看看文学创作与翻译的繁荣以及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昌盛吧。

首先，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市井文学的繁荣昌盛，传统文学的群起，以及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交融，这都说明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学蒸蒸日上、红红火火的年代，我们正在奔向文学巨浪的潮流上。虽然这其中也有很多东西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或者只能叫做低劣的文学，也虽然我们还没有巨著的诞生，但是，哪一个年度没有力作的问世与流行?这难道不是分娩巨著前阵痛的喜悦吗?我们期盼着，我们也应该耐心地等待着，毕竟我们刚刚度过一个文化贫瘠的大时代。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有的文学题材或作品，比如说，当代诗歌的创作吧，过多地纳入了舶来品(甚至有人模仿起了“”并美其名曰为诗歌减负，当然，硬说成行为艺术也可以)，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国人看起来费解；于是，就不再愿意去理解。当代部分汉语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败，就是因为完全套用了西方诗歌的理论来进行汉语诗歌的创作。当然，汉语读者也就难以跨越思维的跨文化跳跃，同时，大多数汉语读者也不具备西方文化的思维习惯和背景，于是，这种诗歌也就成了“披着‘洋’(羊)皮的狼”，令人怯之、远之。马克思主义大的理论我们都能改造使之本土化，西方的诗歌理论，我们当然也可以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背景下改造使用，发展我们自己的诗歌理论和传统，毕竟西方的理论产生是以西方文化传统为背景和根基的。看着别人穿着好看的衣服令人羡慕，但套在我们的身上就不一定合适，那是因为人变了，身材也变了；如果拿过来使用，就必须改变它来适应我们的身材。

以上谈的是文学创作。而文学翻译就也是如此繁荣昌盛。近年来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在书店的书架得以充分的体现。走进书店，翻译的文学作品仅仅次于，或者说，甚至不次于汉语的原创文学作品。从世界名著到流行小说，从诗歌到散文，从古典文论到当代文学批评，从贺拉斯的诗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法国蒙田的散文到美国金斯柏格的诗歌，无不放满了书架。西方的文艺复兴不也是从挖掘、翻译古典文论和经典作品，引进改造文学理论开始吗?是的，我们的确是开始走向了奔向真正文艺复兴的道路(虽然有时模仿地有点滑稽)。

其次，在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方面，也正做出着杰出的成绩。特别是近年来“文化研究”这个西方的概念也开始在我国文学批评界盛行起来。从专题论文到个案研究，“文化研究”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离骚》、《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等中外文学著作都成了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对象。后殖民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也正成为文化、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文化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关注文学经典，大众文化同样也正纳入了理论家的研究考察范围，如复旦大学陆扬先生的《大众文化理论》(台湾扬智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大众文化与传媒》(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的合著，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及《大众文化研究》(与合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由此看出，作为打开我们视域之门的文化研究，正迅速有力地促进着中国文艺的发展。

但是，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上我们仍然缺少建构在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上的文化研究或文学批评的理论，什么现代主义，什么后现代主义，什么精神分析，都是我们对西方的借鉴。而某一种本土文化并不是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可以取代或完全可以诠释的；同时，某一种(也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或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观上想原封不动地拿来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任何一种外国的文化或理论要能够以理论的方式进入中国本土，并从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得到认可的话，它必须要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发生，同时，它必须具有能够解决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社会问题的功能。也就是说，被引入的异域文化，同我国本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共同性或共通性。如果中国本土文化中不具备这种基础，对外国理论的认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或者说，早晚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西方的文化研究或文学批评，有的带有世界普遍性，有的也就只能解决表面问题，犹如西药和中药的关系，有的西药只是治标，而许多中药可以治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如此，尽管我们的许多批评家到处使用它，但是此理论的创立是以典型的西方精神思维作为背景和基础的。我认为，把它运用来分析中国的文学作品只能解决共性问题，不能从深处，从根本把中国的文学作品分析透彻、到位。为什么?文化传统不同，思维习惯不同，道德标准不同，从而使得艾柯诠释学里的“读者意图”也不同。

自然，我们又回到了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理论的核心上去了。文化研究理论也好，文学批评理论也好，假如我们没有这些理论，我们也需要像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一样的文化或批评理论，但是，不可照抄照搬。也就是说，在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中，必须正确处理源与流的关系，源永远是根本，它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也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根本和基础。诠释使用这些理论，我们必须用好“读者意图”。既然读者是种族的和种族文化的，“读者意图”也必然是种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读者意图”的结果。我们复兴中国文艺的时候，既然中国文艺是种族文化的，我们就应当用足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使外来理论本土化――种族文化化，充分为读者意图服务，为读者服务，为诠释者服务，为使用者服务，哪怕是对原文本的过度诠释(读者意图是过度诠释原文的根源)，只要对我们是有利的，只要能使我们充分使用它，就要用好“读者意图”为我们正在兴起的文艺复兴贡献力量。

总之，通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成功事实证明，在我们面临着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在接受外来理论的同时，充分利用艾柯的“读者意图”理论，即读者本来就是种族的和种族文化的，带着“读者意图”的诠释也必然是种族文化的，诠释也必然会受到读者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此原则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诠释好外来理论，改造舶来品，使之本土化，否则，我们的东西就成了“披着‘洋’(羊)皮的狼”，令国人远之，令洋人难辨，更令我们棘手难用。为艾柯的“读者意图”理论辨护是形式，让“读者意图”为我们的文艺建设服务才是实实在在的最终目的。

[作者简介]张广奎，男，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广东商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美学，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