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学生教育补习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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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育补习指除正常学校教育外，家庭购买的额外的教育服务形式，包括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等。近几十年来，作为一种“影子教育体系”（shadoweducationsystem），教育补习在很多国家已具相当规模，俨然成为主流教育的补充与仿效（马克贝磊，2000）。教育补习的蓬勃发展对社会及教育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它可能维护与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使校外的学习改变了校内学习的内涵和教师的教学工作形态，此外，它还对劳动力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MarkBray,1999）。在我国，面对蓬勃兴起的教育补习活动，政府往往基于提倡素质教育的理由对教育补习活动进行管制。不过，政府的管制因遭受家长质疑和反对而处境尴尬。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教育补习活动屡禁不止，教育补习市场成为社会领域的“灰色地带”（雷万鹏，2005）。为全面认识教育补习活动的特征和成因以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我们需要探究如下问题：中国背景下教育补习主要是补差还是培优？地区间、不同类型和质量的学校间、不同社会经济背景间的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有无差异？如果有差异，这种差异与教育公平目标有何关联？政府应如何调整对待教育补习的政策？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教育补习现象进行了研究（雷万鹏，2005；王有升，1997；谢丽玲，2004；张增建，2005；丁小浩，薛海平，2006）。

由于与主流教育体系相比，作为“影子教育体系”的教育补习很难被观测和监控，相关的数据也很难被收集，只有极少数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国内教育补习支出及影响因素。值得一提的是，雷万鹏（2005）采用北京市、江苏省、湖北省和陕西省的高中生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背景下，教育补习主要是“补差”，即教育补习主要帮助成绩落后学生提高成绩，地区背景、城乡背景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作者建议有关教育补习的政策应考虑教育补习合法性并力图减少教育补习活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内教育补习现象，对政府出台合理的教育补习政策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样本量比较小，再加上选取的变量也很有限，其对教育补习现象的探讨是不全面和不深入的。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采用200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数据对我国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现象进行更全面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希望有所裨益。

二、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的规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委托国家统计局实施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数据项主要涉及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及个人基本情况、受教育和培训情况、家庭教育支出以及家庭主要成员工作经历和收入情况等。2004年家庭在校生上学的教育支出包括了课外学习班支出、家教支出、择校费支出等多项支出，本文的教育补习支出为课外补习班支出和家教支出之和，将教育补习费用为0的在校生界定为没有参加教育补习，否则界定为参加了教育补习。不同类型的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见。

统计显示在所有调查的城镇在校生中，有55.5%的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占所有在校生的一半以上。不同地区的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有差异。东部地区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父母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其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也较高。随着家庭抚养指数（家庭没有收入来源的人数/家庭有收入来源的人数）的提高，参加教育补习的孩子比例在降低。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也有较大的差异（见）。小学阶段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最高，为73.8%，约占到了城镇小学阶段学生的3/4。其次是普通初中，该阶段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为65.6%，超过了城镇普通初中学生的3/5。普通高中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为53.5，也超过了城镇普通高中学生的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也有接近一半左右的城镇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究其原因，大量的家长让学前教育阶段的儿童参加各种特长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学前教育阶段大规模存在的教育补习现象值得深思。

另外，在高等教育阶段，同样存在一定规模的教育补习现象，高职和大专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18.9%，大本学生参加教育补习比例为22.7%，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13.8%。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参加的教育补习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补习类型。第一，为准备继续升学考试而参加的文化补习，如参加考研辅导班、出国英语考试辅导班等，随着“考研热”和“出国热”的升温，参加这类补习的学生比例必定日益攀升。第二，为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参加的技能补习，如参加计算机技能培训、驾车技能培训等。总的来说，随着学校教育阶段的升高，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是累降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为中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最低。这与MarkBray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他认为与初等教育相比，教育补习更加普遍存在于中等教育中（MarkBray,1999）。普通学校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高于职业学校（见）。如普通初中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65.6%，高于职业初中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59.3%，普通高中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53.5%，高于职业高中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33%。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同样存在差异。

公立学校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为56.6%，比私立学校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高出16个百分点。大中城市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高于小城市的学生。省会城市/直辖市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为58.5%。其次是地级市的学生，其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56.3%。县级市和县城镇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分别为47.5%和50.4%，均明显低于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地级市。不同质量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当地最好学校的和次优学校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分别为58%和58.4%，当地较差学校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56.7%。而当地一般学校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为51.9%，明显低于好的学校和差的学校。有趣的是，随着班级成绩的提高，不同成绩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呈现“M”形状的特点，即班级里最好成绩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低于中上成绩的学生，而中上成绩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高于中等成绩的学生，中等成绩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低于中下成绩的学生，而中下成绩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高于靠后成绩的学生。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仍有待验证。按照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将我国城镇家庭分为5个收入组，不同收入组家庭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见，较高收入组家庭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普遍高于较低收入组家庭，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三、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的强度

统计了幼儿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的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时间和收费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小学阶段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个数最多，每个城镇小学生都参加了2个左右的兴趣班。城镇普通初中学生平均参加1.7个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平均参加1.4个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统计了各阶段城镇学生每周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学习时间和每周接受家教辅导的时间，这两者相加就得出了各阶段城镇学生每周用于教育补习的时间。

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每周用于教育补习的时间约为8小时，小学学生约为9个半小时，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学生均约为10个半小时。从中可以看出，中学生比小学生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补习，该结论与MarkBray（1999）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与此同时，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每天（周末除外）放学后用于做作业和功课的时间为1.28个小时，小学学生约为2个小时，普通初中学生为2个半小时，普通高中学生为2.77个小时。将每周用于教育补习的时间分解到每天去，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每天放学后用于学习时间约为2个半小时，小学学生每天放学后用于学习时间约为3.3个小时，普通初中学生每天放学后用于学习的时间约为4个小时，普通高中学生每天放学后用于学习的时间约为4.3个小时。由此可见，我国城镇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非常重，而教育补习无疑是导致我国城镇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分别统计了幼儿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不同班级学习成绩的学生和不同质量学校的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学习时间与接受家教辅导的时间，这两者相加就得出了参加教育补习的时间。反映的是学生班级学习成绩与教育补习强度的关系。

可以看出随着学生班级学习成绩等级的提高，学生每周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时间在增加，与此相反的是，学生每周接受家教辅导的时间在减少。这表明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时间与学习成绩呈同向变动趋势，而接受家教辅导的时间与学习成绩呈反向变动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主要目的在于“培优”，其对象主要为成绩好的学生，而家教辅导主要目的在于“补差”，其对象主要为成绩差的学生。将两者综合起来看，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时间与学生的学习成绩呈同向变动的趋势，即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时间也越长。反映的是学生学校质量与教育补习强度的关系。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学校质量与教育补习的强度呈同方向变动趋势，即来自高质量学校的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和接受家教辅导的时间均明显多于低质量学校的学生。

四、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的支出分析

我国城镇学前班和中小学学生教育补习的收费状况见，针对幼儿园或学前班阶段的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平均收费为15.47元/小时，小学阶段的平均收费为15.61元/小时，普通初中阶段的平均收费为15.39元，普通高中阶段的平均收费为19.39元/小时，普通高中阶段的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平均收费最高。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的家教平均课时费为26.17元/小时，小学生的家教平均课时费为21.21元/小时，普通初中生的家教平均课时费为18.60元/小时，普通高中生的家教平均课时费为29.01元/小时，普通高中生的家教平均课时费最高，其次是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的家教平均课时费。根据参加课外辅导班和接受家教的时间及单位收费计算出各阶段城镇学生每周用于教育补习的支出，结果显示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每周花在教育补习的支出约为165.35元，小学生每周花在教育补习的支出约为173.22元，初中生每周花在教育补习的支出约为177.60元，高中生每周花在教育补习的支出约为238.98元。

可见，教育补习支出已成为我国有中小学在校生的城镇家庭一项很大的开支负担。是2004年我国城镇在校生的教育支出结构，从中可以看到城镇在校生的平均教育支出为5308.56元，平均教育补习支出为1187.68元，择校费平均为2463.67元。从相对比重来看，学杂费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为36.06%，是第一大教育支出。其次是教育补习支出，该项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为31.99%，可见教育补习费用已是城镇学生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全体在校生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两个样本来统计的2004年城镇在校生教育补习支出结构表，在两个样本的教育补习支出结构中，课外班学习费用均是主要的支出，占到了全部教育补习支出的3/4以上。在全体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样本中，课外班学习费用分别占到了总教育支出的1/7和1/4左右。按照全体在校生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两个样本统计了各收入组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从中可以看出在全体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两个样本中，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提高，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在逐步上升，除高收入组外，教育补习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也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提高而逐步提高。

在全体家庭样本中，低收入组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负担率（教育补习支出占家庭年收入比重）最高，高收入组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负担率最低。而在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样本中，城镇在校生的教育补习负担率基本呈现出随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累退的趋势，这一结论与雷万鹏（2005）的研究结论相同。它反映了我国不同经济水平的城镇家庭在其孩子的教育补习投入力度上有明显差异，低收入家庭在其孩子的教育补习投入力度上更大。是按照全体在校生家庭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两个样本统计的各类城镇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从地区来看，东区地区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最高，其次为中部，西部最低。但中部地区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负担率和教育补习支出占整个教育支出的比重均最高，其次为西部，东部最低。从城市类型来看，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教育补习支出水平和教育补习负担率也越高。从户主受教育水平看，父母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其教育补习支出水平也越高，但其教育补习负担率没有呈现出同样的趋势。从家庭抚养指数看，随着家庭抚养负担的增加，其教育补习支出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而其教育补习负担率呈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

从孩子受教育水平看，普通学校学生的教育补习支出和教育补习负担率明显高于职业学校，中小学学生教育补习支出和教育补习负担率远高于其它阶段学生。从学校类型看，全体家庭样本中的公立学校学生教育补习支出高于民办学校，而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样本中情况恰好相反，两个样本中的公立学校学生教育补习负担率均高于民办学校，公立学校学生家庭的教育补习支出占整个教育支出的比重均大于民办学校。从学校质量看，来自越高质量学校的学生的教育补习支出水平也越高。从学生成绩来看，有教育补习支出的家庭样本中，学生成绩越好，其教育补习支出水平越高，其家庭教育补习负担率越高，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占整个教育支出的比重也越大。

五、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机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已有研究曾指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学业成绩是影响学生参加教育补习机率的重要因素（雷万鹏，2005）。本研究在考虑上述因素对参加教育补习机率的影响时，也将探讨学校质量、城市类型、学校层级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基本模型来分析影响教育补习机率的因素：1Y=（fI,P,R,C,L,S,Q,A）（1）模型（1）中，1Y代表是否参加了教育补习，为二分变量，教育补习费用为“0”者，因变量取值为“0”，教育补习费用大于“0”者，因变量取值为“1”；I代表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P代表父母的文化程度；R代表学生所在地区；C代表学生家庭所在的城市类型；L代表学生所在的学校层级；S代表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型，即公办或民办；Q代表学生所在的学校质量；A代表学生的成绩。在具体分析时，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来探讨影响教育补习机率的因素。是城镇在校生参加补习的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方程中各自变量的共性线检验值均小于10，表明方程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模型中因变量是城镇在校生教育补习的对数发生比（logodds），即Ln[Ps/(1-Ps)]，它是事件发生概率P的转换形式。Logistic回归方程不能直接解释自变量变化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影响大小，但可以分析其对Ln[Ps/(1-Ps)]的影响强度。一般而言，回归系数为正，事件发生概率将增加；回归系数为负，事件发生的概率将降低。从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因素情况下，从回归系数符号可以判断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要低，而中部地区的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要高，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没有显著性的地区差异。

家庭抚养负担在本文中指家庭没有收入来源的人数/家庭有收入来源的人数。从可知家庭抚养负担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即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随着家庭的抚养负担加重而降低。家庭的年人均收入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显著的正影响，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孩子参加补习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也有显著的正影响，由于户主通常指的是父母，且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在本文中是以年来计算的，因此统计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也越高。具体来说，父母的文化程度每提高1年，其孩子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就提高1.059倍。本文中家庭所在城市类型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镇，它们分别赋值为1、2、3、4。从可知家庭所在城市类型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显著的负影响，表明城市越大，其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越高。本文中的学生就读学校层级包括幼儿园/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高职和大专、本科及以上六级，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2、3、4、5、6。从可知就读学校层级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显著的负影响，表明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随着其就读学校层级的上升而下降。公办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民办学校，公办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为民办学校学生的0.474倍。

本文中的学生班级学习成绩包括最好、中上、中等、中下、比较靠后五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赋值为1、2、3、4、5。从可知尽管班级学习成绩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从系数符号为负可以判断，班级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也越高，这一实证研究结论与雷万鹏（2005）的研究结果有出入，他的研究表明班级学习成绩对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显著性影响。本文中的学生就读学校的质量为父母对孩子就读学校质量的评价，包括当地最好、当地次优、一般学校、较差学校四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赋值为1、2、3、4。从0可知学生就读学校的质量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负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即就读学校质量越好的学生越可能去参加教育补习。与此相反，雷万鹏（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就读的学校质量对学生参加教育补习没有显著性影响。

六、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已有的研究，本研究将考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学业成绩、学校质量等因素对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的影响，建立的基本模型如下：2Y=（fI,P,R,C,L,S,Q,A）（2）模型（2）中，2Y代表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为了消除不同区域物价指数的影响，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用对数形式转换。在模型的具体回归分析中，将所有回答教育补习费用为“0”的样本剔除，仅仅分析教育补于“0”的样本。这种处理可能丢失部分样本信息，但它有助于探究影响教育补习费用规模的因素。

I代表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P代表父母的文化程度；R代表学生所在地区；C代表学生家庭所在的城市类型；L代表学生所在的学校层级；S代表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型，即公办或民办；Q代表学生所在的学校质量；A代表学生的成绩。1是城镇在校生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对数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方程中各自变量的共性线检验值均小于10，表明方程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从1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因素情况下，不同地区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率有显著性差异，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比西部地区家庭分别高15%和25%①。家庭抚养负担对家庭教育补习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从符号可以判断其对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具有负面影响。在控制其它因素情况下，家庭的年人均收入对教育补习支出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01)。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1%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0.39%，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对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小于1。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就越多，这种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家庭所在城市类型对城镇学生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庭所在的城市规模越大，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越快。家庭孩子就读的学校层级对教育补习支出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01)，孩子就读的学校层级越高，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就越快。就读公办学校或私立学校对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学业成绩对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班级学习成绩越差的学生，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越慢。该研究结论与雷万鹏（2005）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他的研究发现学业成绩越差的高中生，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越快。两者之所以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样本范围不同，雷万鹏的研究样本范围仅限于高中生，而本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所有的在校生。学校质量对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具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01)，即质量越差的学校，其学生的教育补习支出增长越慢。这一结论也与雷万鹏（2005）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他的研究发现是否在重点中学就读对教育补习支出没有显著影响。

七、基本结论与讨论

对我国城镇在校生家庭教育补习的研究表明：

1．在所有调查的城镇在校生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为中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最低。普通学校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高于职业学校，公立学校参加教育补习的学生比例高于私立学校，大中城市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高于小城市。家庭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普遍高于家庭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学生。

2．我国城镇中学生比小学生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补习。我国城镇中小学生每天用于教育补习的时间接近1个半小时，而他们每天放学后用于做作业和功课的时间接近2个半小时。因此，教育补习无疑是造成我国城镇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3．我国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时间与学习成绩呈同向变动趋势，而接受家教辅导的时间与学习成绩呈反向变动趋势。我国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时间和接受家教辅导的时间均与学校质量呈同向变动趋势。

4．我国城镇在校生的平均教育支出为5308.56元，而平均教育补习支出为1187.68元，教育补习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大约为26%。幼儿园或学前班学生每周花在教育补习的支出约为165.35元，小学生每周花在教育补习的支出约为173.22元，初中生每周花在教育补习的支出约为177.60元，高中生每周花在教育补习的支出约为238.98元。可见教育补习支出已是城镇学生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补习支出结构中，课外班学习费用是主要的支出，它站到了教育补习支出的3/4以上。我国城镇在校生的教育补习负担率呈现出随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累退的趋势，该结论表明与高收入家庭相比，较低收入城镇家庭更注重对其孩子的教育补习投入。

5．在控制其它因素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收入、家庭抚养负担和父母亲教育程度表示）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越大；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学生在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上没有显著性的地区差异；家庭所在城市类型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城市越大，其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越高；学生就读的学校层级对其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就读的学校层级越高，其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就越低；学习成绩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从学校背景来看，公办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民办学校，质量好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显著高于质量差学校的学生。

6．在控制其它因素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收入、家庭抚养负担和父母亲受教育程度表示）对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其教育补习支出增长越快；从地区差异来看，与西部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比西部地区家庭分别高15%和25%；家庭所在城市类型对城镇学生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家庭所在的城市规模越大，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越快；城镇学生就读的学校层级对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就读的学校层级越高，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就越快；学业成绩对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具有显著影响，即学习成绩越差的学生，其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增长越慢；从学校背景来看，是否在公办学校就读对城镇学生的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学校质量对家庭教育补习支出具有显著影响，即质量越差的学校，其学生的教育补习支出增长越慢。如何理解上述结果？在所有调查的城镇在校生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为中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最低。表明了教育补习在我国城镇中小学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无独有偶，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柬埔寨等，中小学中的教育补习现象也是兴盛不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原因。从文化原因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有重教传统，“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等观念更是代代相传、深植民心！儒家这种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观念显然对这些国家家庭的教育补习行为有重要影响。从教育原因来看，教育补习可能更加普遍地存在于那些通过投资于教育补习就能容易地取得考试成功的教育体系中，在那些以教师中心而非儿童中心的教育体系以及不容忍差生的教育体系中，教育补习也会显得尤为重要（MarkBray,1999）。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仍以考试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差生是很难被教室和学生家长容忍的。许多实践表明通过让孩子接受教育补习可以使孩子比较容易地在考试中取得成功，因此学生家长热衷于让孩子参加教育补习。从经济原因来看，家长纷纷投资于教育补习是因为教育补习可能会带来高收益。Psacharopoulos（1994）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一般来说，人们将尽可能长地接受教育。如果教育补习有助于孩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那么投资于教育补习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政治原因来看，拉夫特瑞（Raftery）等人的“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理论①（MaximallyMaintainedInequality，下文简称MMI）（RafteryandHout1993）和卢卡斯（Lucas）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①（EffectivelyMaintainedInequality，下文简称EMI）（Lucas2001）那里得到解释。根据MMI理论，当我国城镇没有普及高等教育时，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所获得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有差异的，这时候的竞争的核心在于能否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根据EMI理论，当我国城镇初等和中等教育已基本普及时，由于现阶段我国城镇中小学发展极不平衡，校际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非常大，竞争的核心将围绕着教育的质量和类型而出现（丁小浩，2006），教育补习和择校就是这种竞争的具体表现。教育补习不但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也可以使参加课外兴趣班的学生获得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类型，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取得成功，而这种教育的成功最终可以使学生获得优势社会经济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城镇家庭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大大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

此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较低收入城镇家庭为什么更注重对其孩子的教育补习投入？因为较低收入家庭希望借助于教育补习改变其孩子未来的命运。班级学习成绩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学校质量却有显著影响，表明城镇学生家长在决定其孩子是否参加教育补习时更多的考虑学校的质量而非学生的成绩，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城镇校际之间教育教学质量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其对学生未来升学的影响远大于由学校内部成绩的差异带来的影响。综合考察班级学习成绩和就读学校质量对城镇学生参加教育补习机率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镇学生的教育补习基本属于“培优”型，而不是“补差”型，即学校质量越好或成绩越好的学生更去寻求教育补习，其目的在于拉大与其它学生人力资本的差距，从而进一步确立自己在未来升学竞争中的优势。与小城镇相比，大中城市的教育发展水平比较发达，初等和中等教育已基本普及，其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竞争的核心在于教育质量和类型的竞争，故大中城市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机率要高于小城镇。与此同时，由于大中城市家庭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小城镇家庭，这就导致了小城镇家庭在支付教育补习的费用实力上不及大中城市家庭。

教育补习支出和家庭收入是正相关的，这种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的家庭教育支出研究的基本结论（MarkBray,1999；雷万鹏，2005）。我国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收入弹性小于1，说明对中国城镇家庭而言，教育补习服务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教育补习地区差异研究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学生在是否参加教育补习活动上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学生家庭对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同样高。教育补习支出增长率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家庭支付教育补习费用的实力不如发达地区。本研究凸显了由教育补习带来的悖论：一方面，“补差”型教育补习活动弥补了正规学校服务之不足，提升了成绩较差学生的人力资本，所以，教育补习在缩小学生间人力资本差异上具有公平效应，这是教育补习活动合理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在中国城镇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的背景下，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在获得入学机会上将变得更加公平，但教育补习行为造成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在获得教育的质量和类型上出现新的不公平，从而对教育公平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考虑到教育补习费用会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因此教育补习从私人教育成本分担层面强化了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和家庭差异，教育投资不公平问题也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本研究的主要政策启示是：

1．近年来，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来要求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如2003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习负担的紧急通知》，这些政策在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部门和中小学校中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小学生“减负”运动，然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政府的这些“减负”措施收效甚微，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究其原因，有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这些“减负”政策主要是从正规教育系统内部去思考对策，往往只强调减轻课业负担，而忽视了正规教育体系外的作为“影子教育体系”的教育补习活动对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巨大影响，结果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加负”的不合理现象，大大抵消了政策的效果。本研究表明教育补习活动是导致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正规教育系统内部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另一方面，对正规教育系统外的教育补习活动加以管制，引导家庭减轻教育补习活动给孩子带来的学业负担。

2．面对旺盛的补习需求，政府应反思正规学校教育系统中存在的偏差。比如，大量的城镇学生去参加课外兴趣班表明了学校在照顾不同学生的多元化需求方面有所欠缺。学校教育教学方式陈旧落后无法吸引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寻求教育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的课外补习。城镇人口扩张导致班级规模过大，进而影响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他们不得不通过课外补习来弥补。此外，学校可能将部分教育负担转嫁给了家庭，从而刺激了校外教育补习活动。教育补习普遍地存在于那些通过投资于教育补习就能容易地取得考试成功的教育体系中（MarkBray,1999），受精英主义教育思想的主导，我国目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无疑为教育补习活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种教育补习活动反过来又加剧了学生的考试竞争压力。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人员涌入城市，这些人员的子女享受不到同等的教育权利，只能进入一些薄弱学校学习，为了通过教育改变子女未来的命运，城市务工人员纷纷投资于教育补习，希望依靠教育补习来缩小其子女与其他城镇学生在接受教育质量上的差距。

3．现阶段，我国城镇基础教育的不公平问题主要在于质量的不公平，而非数量的不公平。我国城镇基础教育中国城镇普遍存在的“培优”型教育补习将拉大在学校质量和学习成绩上处于优势的学生与其他学生接受教育质量的差距。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家庭教育补习支付能力的影响显示出教育补习支出从私人教育成本分担层面强化了教育质量的不公平。在我国城镇基础教育基本普及的现实背景下，城镇基础教育中的教育质量公平问题将日益凸显，如我国现阶段城镇基础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择校”问题、校际差距过大问题、教育补习问题都体现了这种趋势。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建议政府对我国城镇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重心由数量的不公平转向深层次的质量不公平，相关的政策也应随之进行调整。

4．建议政府利用财政、法律等手段对教育补习活动进行有限干预。针对教育补习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不能视而不见，无所作为，但同时也不应强令禁止，因为教育补习活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忽视这些原因而一味禁止，效果肯定适得其反。为了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法律等手段对教育补习活动进行有限干预，努力减少其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

具体来说，政府有四种途径：其一，打破城乡户籍制度的壁垒，立法使城镇公共教育体系完全向包括城市务工人员在内的城镇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开放，让他们的子女享受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其二，加大改造薄弱学校的力度，努力缩小由于校际差距而导致的接受教育质量的差距；其三，由政府资助设立专门的教育补习机构，直接向社会弱势家庭子女提供教育补习，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其四，直接向社会弱势家庭提供财政资助，以提高这些家庭支付教育补习费用的能力，进而帮助这些家庭的子女缩小由于学校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所造成的与其他城镇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