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警察”打假的非典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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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程序员整天跟警察混在一起，一个警察转型去互联网公司。这里有两个阿里打假队员的非典型人生。

3・15刚过，关于网购食品安全的问题被曝光。“打假”、“严查商品来源”等再度成为热词。在阿里巴巴等一些互联网公司，有这样一些特殊人群，他们不是警察，却做着类似警察的工作。

程序员打假

2016年10月8日，十一黄金周刚过，李凡的新生活正式开始了。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杭州，踏上自己在佛山市公安局的“交换生活”。这次去佛山属于公司调配，阿里巴巴每年都会配几名打假的同事到基层公安局合作调研。

1982年出生的李凡是标准的阿里程序员，高高瘦瘦、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多年来，李凡生活中的关键词是“代码”、“算法”，本科数学专业毕业后，李凡先到了一家做音频比对算法的公司工作，后来逮到机会跳槽到阿里。刚进阿里的时候，李凡在阿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做算法相关工作。2015年，李凡做了一套关于售假业务的地图模型，用来圈出售假人员地理位置信息，起名“星云模型”，并由此获得了阿里的年度大奖。李凡也被调配到阿里的“打假特战队”，专门配合公安机关，负责案件打假工作。

最开始李凡其实不懂公安、不懂办案流程，不清楚每个环节需要怎样的语言和流程表述。每次来人，李凡都需要站着、陪同，去了解各地公安人员的困惑和需求。各地的作风和需求自然也是千奇百怪，比如需要犯罪嫌疑人的位置轨迹、想找犯罪嫌疑人的上下游交易记录。成堆的需求摆在那里，阿里就想把这些需求做成真实好用的产品，标准化输出。

整个2016年，李凡就大数据打假、如何提高传统刑侦效率等话题做过30多场专题讲座，跑过10个地市以上。讲座完成后就是风风火火的专项合作，他也被同事们称为“教授”。

“教授”在广东的调研就是从了解这些需求、解决这些需求开始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程序员，有一天会坐在广东佛山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像“专家坐诊”一样，处理公安局同事们递过来的一个又一个案子。

大数据和网络追踪加快了破案速度，原先用传统侦查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了转机。事实证明，最快时案件侦破周期是三天一件。佛山市充分L到了甜头，佛山食药监在当年冲到了广东省第一名。李凡也逐渐获得了同事们的信任。

家里人会劝他少去现场，李凡强调作为辅角色，冲到现场其实是安全的。他的工作包括事先给民警准备材料、后续证据链的采集、固定、输出移交给法院，完成一系列配套过程。

讲起这段经历，李凡很骄傲，他告诉自己4岁的女儿“爸爸是网络警察”，那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正是在佛山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当时佛山市公安局接口人王鹏。

“老公安”的新任务

在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除了像李凡这样的程序员，还有六七成是王鹏这样的“老公安”。王鹏人称“王队”，这个称呼还保留着公安时期的痕迹。从传统公安转型到互联网公司，这个从公安时的使用习惯一直沿用至今。

当外界对阿里打假不力的质疑还停留在封店不够多时，王队、李凡他们已经从一个又一个案子根源下手了。“封一个店很简单。但找到每个店背后的人才是关键。互联网出口太多了，他不在阿里平台上卖假货，也会跑到别的平台上。”王队告诉记者，由于处罚力度不够严格，很多之前打过的违法假货制造商会跑出来换个地方继续售假。

在来到阿里的200多天里，王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阿里巴巴与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合作。最频繁的时候，王队9天跑了八个城市，涉及怀化、长沙、广东、青岛等。经常晚上落脚，第二天早上谈，下午就又飞到另一个城市了。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叶智飞提到了从老公安招人的一些标准：要求业务能力强，也要有对数据产品的敏感度，能够配合集团的大战略。

王队从原来的佛山公安局跳槽到阿里巴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2016年的合作打下了基础。王队的脾气、秉性、办事能力都是叶智飞看中的。李凡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来到平台治理部之后，王队做的第一件事是恶补品牌知识。做不到知其所以然，至少要知其然。他得弄清那些奇奇怪怪绕口的品牌名到底是些什么，然后尽快地融入团队。

权利人的授权曾扰得他混乱。有些国际品牌的国内授权体系本身就很乱，打假的时候，店里拿出一份授权证明，上面盖着章；可是这份授权是真的假的？王队还得追溯到上一家，去核实真假。有些权利人自己也不清楚授权已经放到何种程度了。还有数不清的权利人打假的意愿、鉴定的积极性等，都是王队需要攻克的问题。

王队的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打扶”相结合的措施，打击+扶持。除了常规的打假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扶持一些品牌停止授权、有生产优质产品能力的商家去经营自主品牌。这些业务需要“农村淘宝”做上行业务的团队，以及中国质造的团队配合推进。王队目前已经能够做到摆脱原有的思维模式，他说，团队办案需要遵循一个原则，“信息多跑腿，公安少跑腿”。

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在今年3・15和“两会”期间，由于马云“像抓酒驾一样打假”的呼吁，打假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3・15当天的答记者会上，总理回应了民生热议，“对假冒伪劣要坚决查处。”同天，阿里巴巴也收到了奉贤法院的传票，4・26知识产权前一天法院院长将坐堂审理售假案。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叶智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网络警察”日常工作的背后是整个阿里巴巴打假思路的转变。由于以缓代刑、行政处罚比例严重，立法并不能满足打假，阿里巴巴订出了一个“追杀3000里”的新策略：“刑事打击不行，就用刑事诉讼。”这也意味着，至少在未来一年内，以阿里巴巴集团为原告主体的案件会越来越多。

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另一组数据更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

3月1日，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曾表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标准有很大完善余地，因该罪是1997年制定的刑法，起刑标准现在看已不合适。“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个死数，在实际办案中很难进行换算，因此可以考虑按照件数来定起刑标准，”王新同时建议应禁止适用缓刑。

叶智飞也有困惑。第一年，阿里打了400起专案，抵御掉1.2亿件商品；到去年，打掉的商品数量达到3.8亿个。打假是个攻防战，制假者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每一次攻防下来，都意味着阿里需要更高的打假成本。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阿里打假的团队人数已经达到2000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

就在一个月前，叶智飞和他的团队刚刚开完一个为期三天的战略会。会上讨论了阿里巴巴打假的新目标、细化到具体的打法、KPI目标、是否需要人员补位。最新的方向是：要向公安机关提供阿里巴巴大数据的躯干能力。

未来，“网络警察”们将会更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