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房产税能推动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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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学者能够被简单划为左派或，这也许隐含了一个温和的批评，即是说这个人没有创新，因为左派和的参照物是历史。如果硬要划派，那我是国家利益派。

坐在《凤凰周刊》记者面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首次表述了对自身立场的认知。 李稻葵

对于当下政经格局，这位47岁的中年男人一边是担忧于国内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和国际货币战争演化，另一边则是乐观于以经济促政治的政改观。

凤凰周刊：您曾说过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可能会面临温和通胀，10月央行采取了加息措施，但仍然面临热钱涌入和人民币升值问题。那么在控制通胀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和防堵热钱以及人民币升值之间，货币政策如何进行平衡？哪个是应当优先考虑的？

李稻葵：这个问题需要分清长期和短期。资产泡沫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因为人民币流动性非常充足，广义货币存量如果按照现在的汇率来计算是世界第一，超过欧元和美元，高达十万亿美元，这么多货币流动性从中长期来看势必会带来对资产价格的冲击，这种压力是长期存在的。

为了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避免资产价格长期上涨的前景，现在需要开始调整百姓的预期，适当地提高利率，让名义利率保持在政府公布的通胀水平之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百姓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实际利率是负的，那么从长远来看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些长期的重要基本动作，而仅仅去处理一些短期紧急的事情。

而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涌入相对而言是一个短期或者中期的问题。热钱涌入确实会带来压力，但是这件事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针对汇率升值和热钱涌入的压力，我们应该多管齐下，首先应该在国际上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语言，能够明白的逻辑讲清楚：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也不是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贸易顺差已经巨幅下降，而且我们发展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整个国家的目标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减少贸易顺差，提振内需。这个问题上要发动一场民间学术的外交，不能让话语权被西方垄断了。

其次全方位地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应对汇率压力，包括财政上的、WTO允许的方式来对面临出口压力的企业提供帮助，促使企业从出口逐步转向内销。

第三，在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可以采取可控的、自主的、渐进式的名义汇率升值措施。但这应该服从于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力。

我倾向于一个乐观的估计，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外贸顺差以及对外的依赖程度，会出现显著的下降。到时中国在国际上的政策空间将会更大，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具备更大的自主性，而不是被洋人们牵着鼻子走。

凤凰周刊：如您所说，保持“实际利率为正”是一个基本的动作，但是此次加息之后实际利率仍然为负，结合您之前做出的未来几年将呈现温和通胀的局面，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重新进入了一个加息通道呢？

李稻葵：根据我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着力点是预期，它调整的是老百姓的预期，并不仅仅是今天的格局。这次加息的实际意义是给居民一个预期，即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到了实际利率为负这一现象，所以以后会根据情况不断调整，至于具体什么时候调，我真的不知道。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央行的货币政策早就说过，坚持实际利率为正的政策取向，要注意这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政策。

凤凰周刊：欧美竞相实施货币贬值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是开始了一场贷币战争，这场战争会如何发展和结束？中国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

李稻葵：这场所谓的货币战争，在我看来象征性的意义远远超过实际意义。实际上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对我们的出口影响，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我们处于全球供应链的末端，中国制造的产品可能平均百分之七十实际是别人制造的，这种情况下，汇率升值只会影响中国产品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不用特别担心所谓货币战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它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如果全世界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吵下去的话，很多国家会拿这个话题作为他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借口，会由货币战争演变为贸易战争，而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国家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坚持合作，坚持讲理，通过外交的努力，化解并尽快结束货币战争，不要让战火从货币战争演变为贸易战甚至关税战。

凤凰周刊：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不再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更多提到了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增速等问题。之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速已经无法持续，也没有必要。

李稻葵：我的理解是相反。这次公报甚至将出的“十二五”规划都不会重点强调增长速度。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比较高的增长或难以高增长，相反，我认为这反映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潜力是比较有信心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能够较快增长的阶段了，不用再强调了，不用再刻意设定目标，而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和可持续性上。

凤凰周刊：经济结构转型问题三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但是始终未能实现。最近单位GDP的能耗不降反升，背后的原因和逻辑何在？这是因为中国重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还是政策不当所导致？

李稻葵：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按照这个观点去观察，三十年前中国重工业比重非常高，二十年前在下降，而过去十年又在上升，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毫无疑问，中间有一些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扭曲了结构，但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我坚定地认为，经济结构自发调整的一些力量已经存在了。我讲一个例子，比如污染的问题，今天中国百姓对污染和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毫无疑问比十年前强多了，今天如果再去搞一个污染项目，老百姓毫无疑问会上网抱怨批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一个静态的观点看中国，总是说结构调整不到位。确实有体制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结构调整有它自身的逻辑。非常坦率地讲，所谓家电下乡、小排量汽车税收优惠，这些对消费拉动是有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解释过去两年高达15%的消费增速，这个增速是上亿个家庭自发决策的结果，多数才不会看短期政策。所以我认为，结构调整要做，但是要看清自身发展的动力，要去珍惜和呵护这个动力，不要拔苗助长。比如说强迫搞工资谈判，实际上工资本身已经有上涨的压力了，不能只看到今天的问题就拼命地去做，反而伤害了长期增长的潜力。

凤凰周刊：结构转型是自发进行的一个过程？

李稻葵：中国经济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结构，市场的力量已经体现出来了。政策制定者即使需要制定一些特殊政策来促进转型，也要顺着市场的方向去使劲，不能够顶着干。近年有些“改革”太短见，拔苗助长，在我看来是属于瞎折腾的范畴。

凤凰周刊：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局面，社保体系也只能是空账运行，欠账额度高达1.4万亿元，到2040年，三分之一的人口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是现行的宏观税负又已经很重，未富先老一般又会拖累经济活力，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局面？

李稻葵：这件事情涉及的一个是技术层面，一个是战略层面。技术层面关于空账运行，我一点都不担心，可以暂时把这个事情搁置起来，等到未来一二十年逐步把国有资产民营化或者把国有资产变现，社保资金就能补足。这不要在今天求一下子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如果今天要设法提高社保资金的个人贡献率，反而会对结构调整带来不利影响。战略层面，涉及中国人口生育问题，需要从现在开始研究甚至采取一些措施了。

凤凰周刊：最近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很多，政改在三十年来也有过一些曲折和挫折，您觉得它的动力、阻力、路径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李稻葵：马克思讲过很多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没有争议的，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为什么重提政治改革，在我看来经济发展中蕴藏的一些矛盾已经突出地转变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了。拆迁问题、房价问题、公共项目的政府投资问题、户籍问题、城市化问题等，都涉及到了公众如何参与到政治决策，以及如何去监督甚至制衡政府过大的公权力。政治改革不是空话，而是要紧紧抓住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去一件一件落实的长期过程。一个特别好的具体例子，房产税收还是不收？房产税对于高房价可能没有什么抑制作用，甚至加大了交易成本。现在很多人买的房子都不出租，出租一个月本可以得到的几千块钱都可以牺牲掉，他还在乎每个月付几百块钱的房产税吗？但是房产税可以改善我们的社会公共治理。因为房产税从中产生一个机制，社区居民出于利益定期主动和基层政府沟通，询问缴纳的房产税被政府用来干什么了，是打扫街道卫生了，是雇警察来搞治安了，是搞垃圾处理了，还是增加交通协管员了，这就是政治改革。西方发达国家征收房产税，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降低房价，而是为公共产品提供财政基础。降低房价可以采用控制贷款的方式，可以用对增值部分收税的方式，这可直接打击投机者。

凤凰周刊：地方财政体制是当前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内因。地方财政最大的问题是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对此，地方政府发债和国有资产分红或变现等建议都被提出来过，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决策响应。

李稻葵：现在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太单一了，要么是跟中央政府相关税的分一点，要么是土地使用权出让，这太单一了。只有收入多元化，公共财政才有可持续性。这一方面，要大量增加中央的转移支付，坦率讲中央财政是不差钱，那么不要像现在这样，地方政府办一个什么事，就要向中央讨点钱。另外，要在试点基础上放开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上去借钱举债，这个事情涉及到预算法的修改，但是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地方政府发债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必须要向市场定期汇报自己的公用预算，需要评估机构的市场评估，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监督机制。我觉得这又回到了政治改革问题上，所以说政治改革真不是一句空话，既不要叶公好龙，也不要像传染病似的，一提到就害怕。政治改革是实实在在的，跟经济基础是密切结合的。

凤凰周刊：最近一些外界声音表达了对您的担忧，觉得您是不是向左移动了？

李稻葵：我不认同左派与这种分类法，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简单地被划为左派或者被划为。如果要划派的话，我就是一个国家利益派。实际上国家利益派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你去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富论》里面大量谈的是国家利益，如英国的商船船队为什么应该由英国人来建造，因为如果英国人不建造的话以后就失去了造船的能力，军队打仗时就无法保护国家利益，这是充满智慧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认为自己应该被简单划为左派或。

如果一个学者能够简单被划为左派或的话，也许这隐含了一个温和的批评，即说这个人没有创新，因为左派和的参照物是历史。现在中国的问题已经非常复杂了，要求我们有创新精神，拿出真的办法。那你说创新是左派还是？事实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左派还是的都是没有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