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子:一个人慢慢变老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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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子被选为《汉诗》辑刊《新楚骚》开栏诗人，是因为他的诗歌写作已超越地域、题材、风尚而备受关注。有意思的是，这种超越――如果存在――是以其诗歌浓郁的楚风楚韵为前提的。这还真应了那句话：向上之路即是向下之路。

黄沙子的诗因其无法分类而自成一类。他的特点不在他写什么――大多数诗人想靠所写对象的特殊性，来赢取与他人的差异性――在于无论他写什么，都会以和缓、和煦、和畅，无喜亦无悲的语调，让我们安静下来。他可能想，在安静中，我和你才能看到更多，听到更多，想到更多。但他并不为此躲避噪音，也不为此耗费精力打造一座隔音棚，他甚至不在意他的读者是不是可以在诗中凝神屏气。这个被很多朋友不约而同地用羞涩一词来描述的写诗者，这个安静的人，他最喜欢的词语当然不会是别的，是“也”：你说有一天我还是会变老，一个人变老也是好的//房子也会变得破旧，破旧也是好的//房子前的菜地，会长起野草，草也是好的//认识的人渐渐变少，墓地越来越多，能够扫扫墓也是好的//你躺在他们中间，你走得早，但也还有几个你见过的//能够一起说说话，也是好的。（《说好一起变老的》）

“说好一起变老的”，不过，“一个人变老也是好的”――这个“不过”是我加的，黄沙子不轻易使用这样有情感倾斜状态的语词。在他眼里，不同的事物是并存的，相同的事物是变化的。活着的人做他该做的，死去的人也是这样。

黄沙子的这组诗几乎都涉及死亡。死亡如此之安静又如此之真实，其他任何情感比较起来都是不足为道的。任何修辞在此都是奢侈，浪费;无辞可修，只剩下言辞本身在呼吸。那些徐徐拉开的诗行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会慢慢地、有韵律地缩回来;拉长像是瘦身运动必需的环节，言辞最终像脱去水分的骨头，难以敲碎：棺木打开以后，我看见骨头摆放得一丝不乱//想起我见过的一只小鸟，也是这样在风中瘦着身子//将羽毛和肌肉缩进骨头里，这么多年过去//她的亲人所剩无几，该哭的已经哭过//该打铁的坚持在打铁，但//也只打出了一柄小锤子――此刻我要用它//将棺木中的骨头轻轻敲碎……（《乔迁》）

我承认我从没见过有人将入土经年的母亲，写作一只瘦鸟。是啊，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见的活着的也是死去的母亲形象的最后定格;它不是修辞格里的比喻，它就是形象本身，含蕴着它该有的一切。我们眼见的死亡并不比以往更密集更频繁，一切如常：它在该来的时候来到，降临到它该降临的人的身上，就像《誓言》中花瓣在该落的时候就无声落下，它落在走路的人身上，也会落在将要平躺的人身上;花瓣陪着人走，人也陪着花瓣且行且说。黄沙子哪里是要用花瓣赋予死亡虚幻的美丽――我想他最痛恨的应当是诗中的虚幻――正因为死亡之不可预计和避免，哀号是不必要的，正如美丽此时也是多余的。

布罗茨基说：“跟死者说话是阻止言语沦为哀号的唯一途径。”（《哀泣的缪斯》）黄沙子对坛子里的母亲说：“我保证这以后/不再换地方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乔迁之喜”（《乔迁》）。他的诗里没有所谓“克制陈述”，他只有“陈述”，没有“克制”;“陈述”给他一种安全感，一种安静感，一种安心感：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一群人安心地活着，另一个人才能安心地上路。这个或早或迟上路的人一定不喜欢灵牌前和坟土前的那些放声哭泣，因为该哭的时候我和你已经一起哭过了。黄沙子是否过早进入知天命的阶段我不清楚，但他肯定谙熟卡夫卡说过的，道路在一根贴近地面的绳索上，它是用来绊人的;他肯定也知道自愿把头颅伸出去，接受生活重轭的佩索阿，那个也是会计的诗人。所以黄沙子说，“我爱这慢慢腐朽的一生/和脖子上日益收紧的缰绳”（《我有一座花园》）;“所谓一生，无非是一个人掐住另一个人的脖子/一个人拧转另一个人的手臂/因为疼痛而暂时沉默/因为呼喊而上升”（《较量》）。《劈啪作响》中“灰烬”这个词，不能不让我再度想到卡夫卡陈述过的，“……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卡夫卡口述》）。

唯一可以确信的是，我们将会像黄沙子写下的那只瘦鸟，作为父亲或者母亲，蜷缩起来，等待那柄小锤子的落下。

魏天无，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