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孩子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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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走路回家。便道上，有外乡人蹲在地上摆摊售菜。那些白天没卖完的蔬菜挤在塑料布上，论堆儿卖。外乡人的孩子身披破雨衣花着小猴儿脸和弄雨水玩儿。

孩子五六岁模样，落寞地游离在人群之外，只跟手里那根小棍，小棍下面那片飘在积水中梧桐的叶子有某种认真倔强的联系。

2010年的这个时候，我的身边曾经有过这样一群孩子。某种机缘让我跟那些孩子们相处过一段时间。

一个朋友，接手了一间打工子弟学校。暑假，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放了假。待遇低，没有寒暑假的话，学校不易招来老师。孩子们呢，不能放。朋友着了急，到处电话求援。

答应得痛快，答应完以后犯了踟蹰。我问朋友，我给那些孩子们讲什么呀。朋友也干脆，能拢住不野跑去就成。

找书泡图书馆，斜冠着盔歪搭着甲，急匆匆地我就上了阵。生编硬造的，我给我的课起了个名字，叫《蔬菜种植史》。不知道正规学校里有没有这门课，反正，我觉着那些卖菜人的娃娃们应当了解搅裹在他们生活当中，抬眼能见，伸手能摸，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赖以养命的那些东西。

教室是大仓库隔成的一个一个小间，没有讲台。墙上的黑板与孩子们桌椅之间的一长溜儿空地儿就是我的把式场子。

从早市上我买了一掐子黄瓜带进教室，没地儿放，放在面前一个小胖子的桌儿上。抽出一根儿，我举着，问坐在下面离离散散的十几个孩子：“孩子们，这个东西叫什么？”

“黄……瓜……”孩子们有气无力地答，小胖子拉了一个怪音。

“对，大家都认识，不错。”我把那根黄瓜递给小胖子，“奖给你，下课，洗了再吃。”小胖子接了，孩子们窃窃地笑。

“行，有互动，不会冷场。”我心里说。

“胖子，你起来。”小胖子扎煞着从挤挤的座位上站起来，椅子腿儿与地面发出不小的摩擦声。

“黄瓜什么颜色？”

“绿的呗。”胖子回答，不屑中有一股故意的慵懒。

“别坐下，胖子。那你来说说绿绿的黄瓜为什么不叫绿瓜而偏要叫黄瓜？”

“全这么叫呗！”胖子讷讷。

其他孩子的眼睛里有了一点儿亮光——污玻璃见湿布被抹一道的那种隐含的清澈。

“开市大吉！”我跟自己说。

植物也会走路，我跟他们说起原产地。植物的名字不是一成不变，举着黄瓜当例子，我给他们讲张骞讲西域，什么叫出使，黄瓜最初姓啥，为何中途换了姓。

满满当当一堂课，没有一个字的板书。那一掐子黄瓜送得还剩下两根儿的时候，下课铃响了，其他教室里的孩子们挤在门口探头看新鲜。

接下来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从老玉米西红柿到印第安人，辣椒烟草和菲律宾，葱头洋火洋钉子，石榴西安杨贵妃，和日本，大葱与山东，茄子和白居易，枣花与酿蜜……拿一种蔬菜起头儿，一两天讲一种。孩子越来越多，学画画学英语的孩子们弃了英语和画儿，连同他们的老师——那些漂亮的志愿者时不常地也过来听听。

我翻书，频繁地跑国图，认真备课，仔细板书，唯恐说漏说错了。

那段时间是一段快乐的日子。讲个三五天，我就给自己放天假。也去学校，让孩子们写作文。第一篇作文的题目叫“我最爱吃囗囗囗”，可以写讲过的蔬菜，也可以写麦当劳，写得好与不好放其次，必须真实。孩子们啃指甲咬铅笔歪着小脑袋安静地写，我呢，跑街上买一些冰棍，顺便犒劳自己两瓶啤酒，带着点儿酒意回来。大小颜色不一的本子收上来，我挑一些读，读一篇发一根儿冰棍。有好句子还让孩子们自己抄到黑板上。

小胖子的字写得不大好，一疙瘩一块，有些地方涂破了纸。他认真地使着拙劲。我逗他，就不念他的，瞧他那双嵌在圆脸上平时乱滚的大黑眼珠巴望着盯住死瞅我不放。瞧着手里的本子愈来愈少，快轮到他了，我掏出点钱，说：“胖子，去学校门口小超市帮我买两瓶啤酒，让老板给打开。不许跑，数着步数，回来告诉我。”

小胖子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作文抄到黑板上，他没注意。坐定了，才瞧见。我喝了一口啤酒读黑板上的字。小胖子从吃惊局促到慌张，甚至那一小点儿长出气的自负都没逃过我的眼睛。

小口抿着酒，听被我叫到黑板前的小胖子磕巴地再读他自己的文字，我感受到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幸福。那种幸福水雾一样从有蜘蛛网的屋顶散下来，我眼前的孩子们连同那些桌椅门窗离我越来越远，越远越清晰；童音、蝉鸣、咳嗽，仿佛隔着厚厚的什么东西……

那一期作文的题目是“我想养一只囗囗”。胖子写的是“我想养一只机器猫”。

小胖子大概是河南人，我没问过。从我给他们上第三节课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带蔬菜。是那样，比如第二天我想讲讲土豆，我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从家里带一个土豆到学校。开课的时候，大伙儿都把土豆放桌上，谁的大我用谁的。芹菜的长短，西红柿红色的深浅，柿子椒底托的圆瘪，尽量的，我尽量往小胖子所带的蔬菜上靠。我喜欢小胖子。

隔了一个休息日，小胖子忘了带下一节课要用的豆子。课上了小半截，一个有虎牙的中年男人提了好大的一个兜子等在门口。那兜子里有好几种豆子，鲜的，干的，每一种分别装在不同的袋子里。

朋友的学校坐落在一家废弃的工厂内，七扭八拐，进学校要穿过四五道门。自备个简陋的小食堂，主要是为老师们以及一些家远的孩子解决午饭的问题。第一天上午的课完成之后，我不想给我的朋友添麻烦，溜达到门口一家小馆子吃饭。学校的孩子们脸贴着玻璃看我坐馆子里喝酒。我把那四五个孩子叫进屋，盖饭，瓶儿可乐我贿赂他们，条件只有一个，不许回校说我喝酒的事儿。唧唧喳喳的他们吃完抹嘴走了，朋友的短信进来：你少喝点，我这儿没地儿睡觉。呵呵，孩子的心底没秘密。

有一堂课我迟到了，来不及回车上拿我头一天预备好的本子。进了大门，随手揪了一棵藜草，那一堂课我就是用那棵北京人嘴里唤作“猪菜”植物搪过去的。我知道我讲“杖藜扶我过桥东”孩子们听不懂，可我手里这棵草他们认识。甘肃的，河南的，安徽的，不同地方的小孩儿对这棵草有不同的叫法，那种叫法是老家在他们身上的痕迹，算不上一种烙印，甚至连烙印的惯性都算不上。他们的父辈背井离乡，带着他们。他们的童年在对明天无限憧憬某种不安的期待里被淹没，撕成碎片。家乡不属于他们，城市也不属于他们。人，父传子子传孙；农作物，打了种子接种下一茬；老牛产下小牛，老狗生了小狗，爷爷的孙子赶着爷爷牛的孙子耕作同一垧地，奶奶的孙女抚着奶奶所养花猫的孙女坐同一个门槛的场景再也不会重现。

我们自己呢，久居城市，我们的花猫我们的门槛在哪儿？是那些孩子吗？如果是，抱紧了多坐一会儿；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我们的怀里老空着，会怎样？

两个多月的时间，我跟那些孩子混得极熟，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小胖子还送了我一只麻雀。胖手热乎乎地攥到学校。

离开学校的那天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照例请小家伙儿们盖饭、可乐。他们走后，我背对着门口面朝墙，一瓶儿啤酒喝了好长时间，喝着喝着，眼泪落了下来。

那间学校在北京一个叫西北旺的地方，东搬西搬，在那两年里搬了两次家。离西山不远，学校没有标牌，可名字里带有“燕京”二字。我朋友——那家打工子弟学校副校长的名字叫魏来。

【背景】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目前总规模学生400～500人，一年级150人左右，2、3、4各年级60～70人，5、6年级各30～40人，累计减免学费约7万余元，发放助学金约2万余元。教师20余人，其中志愿者4～5人，其余为专职教师。为保证教学质量所聘任的老师，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并取得教师资格证的老师，都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老师的工资最少月薪2300元，高的月薪达3500元，教师工资两年约45万元。现房租年19万元，原房租年8万元，两年累计支出21.5万。冬季取暖含烧开水费用两年累计3万余元。

现地址：回龙观镇，定福皇庄，生命科学园北侧。两年间投入费用：学费收入约35万元，捐款10万余元，校领导几人自己出资超过2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