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文物考古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与三峡遗产廊道的时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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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文物多达1200余处，三峡文物的保护和抢救性发掘是20世纪世界最大的文物工程。目前，135米蓄水区的文物考古成果已经全面验收。众多的考古成果不仅为认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三峡旅游开发开辟了新的思路。本文以考古学新证据揭示三峡文化的深层结构，提出了考古成果向旅游产品的转化途径，对新三峡遗产廊道的时空构建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三峡；文物；旅游产品；转化途径；遗产廊道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06)-01-0012-06
三峡水库区淹没区的文物多达1200余处，2000年，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审批，正式将1087处文物点列入保护规划，其中，地下文物点723处（湖北217处，重庆506处），地面文物点364处（湖北118处，重庆246处）。经过全国数千名专业考古人员历时10年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2003年4月，135米蓄水区域的680项文物考工工程全部通过验收，至此，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①。众多的考古成果，不仅为认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三峡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赋存和新的开发思路。
以前在探讨库区建成后三峡旅游的新格局时，往往只重视空间的平面延伸（由干流向支流腹地扩展）和垂直变化（水位上升后两岸的景观变化），如吕斌教授提出：三峡旅游将从“一轴”转变为“双核”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形成“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和空间拓展模式②。此外，张立明③、田世政④、李国平⑤、王顺克等⑥，都对三峡旅游的空间变化提出了设想。但以上成果最大的薄弱点是单纯从空间形态去分析三峡旅游格局，对三峡文物的新发现、新成果分析重视不够，如果离开三峡文物古迹去论证三峡旅游，无疑是“形而下”的观察角度，尤其是水位上升后，自然景观遭到一定破坏，文物古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离开旅游产品去研究旅游空间结构，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三峡人文景观经过长期的叠加积淀，形成了有机延续的“遗产廊道”，无论水位如何变化，这条完整的“遗产廊道”是三峡旅游的永恒主题。
对三峡文物旅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李秀清针对不同类型文物的特点，提出了文物与旅游协调发展的构想⑦；李丽从三峡旅游景观“人文化成”的角度，论述了旅游景观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人文基础⑧；罗玲对三峡古镇旅游开发进行了调查研究⑨；笔者对三峡历史时期的盐业遗址进行考察，对手工业遗产旅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⑩；笔者还结合游记、志记、咏记对三峡历史旅游景观复原研究进行了探讨[11]。但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没有吸收135米蓄水区域考古工作的最新的系统成果。本文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三峡考古新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演绎了人文景观的历史剖面和空间分布规律，为三峡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三峡淹没区内文物的空间分布及其保护方式
三峡淹没区内的文物大致分为以下6类: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及其他，现代遗址及纪念建筑物，古遗址，古墓葬。根据国家文物局普查资料，主要分布在以下沿江区域（见表1）。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在三峡的考古发现中，许多重大的地下文物惊现于世，为揭示三峡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有力佐证；同时，地面文物的保护与迁移又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笔者整理了有影响的文物考古成果如下（见表2）：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文物考古部门对三峡库区文物古迹的处理主要有以下方式：
1．原地保护
对于淹没区的地面文物，尽可能原地保护，保持其原真性和唯一性。目前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水下博物馆建设(白鹤梁水下碑林)；二是围堰式加固保护（石宝寨）；三是直接修复保护，许多民居建筑在三峡建设中得到修复，与现代工程交相辉映。如杨家湾老屋就是坝区最大、最完整的民居修复工程。
2．易地搬迁及复制
易地搬迁及复制包括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搬迁地点又分为后靠搬迁与异地搬迁。三峡文物的异地搬迁主要类型[13]：
民居建筑：民居建筑反映了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环境，在搬迁时要考虑整体格局及风貌的保存，包括建筑元件和粘合剂的处理。在选址时应注意所选地址的环境风貌与迁入文物原有的环境风貌相似。巫山大昌民居、新滩民居、楠木园民居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寺观祠庙建筑：寺观祠庙是历史时期的精神坐标，祭祀内容除了佛教、道教诸神外，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性英烈人物、地方原始神灵以及和水运相关的祭祀内容。在搬迁时与城镇景观协调，成为点状文化景观坐标。
石刻造像：长江两岸的石刻造像题材广泛，涵盖了宗教、水文、礼仪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点景作用，搬迁时一般后靠迁移。如瞿唐峡题刻，从南宋的“中兴圣德颂”碑到抗战时期的“打走倭寇”的誓言，极大的扩展了“夔门天下雄”的文化内涵。官渡口镇青龙山上的“楚蜀鸿沟”更是历史疆界的分界标志。
3.整理及展示
对三峡文物的整理展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留取资料展示，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居民采访、摄影测绘、照片记录、摄像记录等方式，将三峡众多的文物古迹进行科学的整理，最后形成数字化的资料库；二是文物的修复、整理和展示，通过建立博物馆陈列，集中展示三峡考古的出土文物。
二、三峡文物旅游资源的转化途径
1．新旅游景观的产生
根据三峡库区蓄水和文物被淹没的程度，文物作出了相应的保护处理办法。搬迁或原地保护的景点形成了新的旅游人文景观，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第一，岸景垂直高度的变化和腹地游线的延伸。水位上升后，三峡的雄奇景观受到一定影响，以瞿唐峡的入口夔门为例，北岸崖高约200―360m,南岸高约为160―230m,蓄水后南岸崖壁仅仅剩下50m左右的崖岸，江面宽度由原来的90―150m变成蓄水后的175―250m，万水汇夔门，“夔门天下雄”的壮观在相当程度上被减弱。所以，峡江两岸的题刻内涵需重新演绎。但是，水位上升使得大宁河、香溪等支流的游览空间大大扩展，尤其是大宁河。宁厂古镇是极具价值的手工业城镇，以前的水路游览只能到达巫溪县城，蓄水后的游线可直接延伸至此，使宁厂盐业手工业城镇和宁河栈道得以全面展示。
第二，景观地理坐标的变化。随着文物的异地搬迁，人文景观的地理坐标发生相应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长江南北的迁移和沿江迁移。比如：丰都县城从长江以北搬迁至长江以南，以前的码头―县城―鬼城游览格局演变成隔江相望的格局，形成人间（南岸新县城）―鬼神世界（北岸平都山）的鲜明对比。云阳张飞庙随着县城向西迁移至双江新址，依旧保持了县城―庙对应的格局，地理坐标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县城与修旧如旧的张飞庙景观对比十分强烈。在异地搬迁保护的时候，除了整体搬迁外，还采取了相对集中的办法，使许多零散的文物集中布局，形成新的旅游景区。如秭归县将24处地面文物集中迁入茅坪新县城，打造凤凰山观光旅游区。
第三，景观环境的变化。对于部分淹没区，采取了环境整治、加固保护的处理方式，使原有人文景观环境发生变化，以前依山而建的石宝寨、丰都鬼城和白帝城均变成了三面环水的半岛型景区。使这些军事城堡、宗教圣地和历史遗迹的景观环境更增添了神秘性，从游线设计到解说系统也应有相应的变化。
2．三峡文化的旅游人类学思考
在三峡文物的普查与考古发掘中，上至新石器土著文化，下至抗战的陪都文化都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大量的巴文化遗址为揭示三峡地区人类原生状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为后来历史文化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巴文化是三峡地区的文化特色之一，但长期以来从文化理念到旅游载体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比邻近地区的楚文化和蜀文化的旅游开发，明显滞后。三峡考古成果为巴文化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旅游载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域文化理念的全面演绎和旅游化识别。三峡地区各风景点连绵不断，但是以往在游客的心目中都是断续的点，缺乏文化序列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原点，支撑和演绎了三峡文化的脉络。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巴文化的记载很少，考古发现的涪陵小田溪墓群、云阳李家坝遗址、开县余家坝战国墓地等，为巴国王朝提供了有形的证明。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具有忠义尚武、崇鬼尚巫的民族特点，历来有“巴为将，蜀为相”的说法。这些文化特质可形成三峡人文景观的基点，顺江而下，从丰都鬼城―忠县石宝寨―开县故居―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延伸至湖北楚文化地域内的屈原祠、秋风亭（为纪念寇准而建）等景点，都有巴文化精神理念的体现。
第二，为沿途的旅游冷点地区提供了资源赋存。三峡地区景点众多，级别普遍很高，许多城市位于这条黄金旅游线上，却处于旅游的阴影区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旅游开发方式，比如忠县，以前仅仅有石宝寨作为沿途游船眺望景点，旅游开发十分落后。中坝遗址的发掘使忠县成为三峡文物第一大县，中坝遗址文化层最厚超过12米，从新石器至近现代，延续不断，文化信息的蕴含量难以估计，被考古界称为“五千年无字史书”。县城内还有巴蔓子将军墓地、严颜将军故里等遗迹、汉代三阙（丁房阙、无名阙、巫杨阙）文物等。笔者认为：忠县的旅游开发以“巴国故都，忠义之邦”为品牌，将形成三峡旅游的新亮点。景观展示从先秦文物（文明起源）―巴蔓子将军墓地（春秋战国巴国将军刎颈谢国，义薄云天）―汉代三阙（精美的汉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盛，并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形成全国唯一的“三巴”行政区划格局）―严颜将军故里（三国大将，忠义之士）―石宝寨（明末抗亲女将秦良玉）。而且，忠县原名临江，得名源于唐太宗感慨该地多忠义之士，赐名“忠县”，是唯一性的旅游文化品牌。
第三，手工业遗址旅游―三峡经济的支撑和场景再现。千百年来三峡地区的经济支撑依靠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运输，农业生产遗迹很难通过旅游再现，但手工业遗址不仅保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手段，而且是城镇发展的基础，进而形成古镇的文化精神空间，凸显了三峡河谷地区独特的手工业城镇意象。以宁厂古镇为例，自然盐泉的开采可上溯至巴人的传说时代，延续至明清的场镇兴盛。作为手工业遗址的旅游开发，将生产环节（原料采集―工艺制作―产品―运输方式），转换成旅游景观的三个层次：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景观解读，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过程，又演绎了“手工业史”历程（见表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博物馆旅游――世界最大文物基地的文物展示
三峡是本世纪最大的文物考古基地，对出土文物的收集、整理、展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既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相应的旅游经济效益。博物馆的建设，是三峡文物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于不能搬迁的文物遗址，采取现场博物馆的方式，比如白鹤梁碑刻遗迹，反映了上千年来长江水位的变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尽管将全部淹没至水下，国家还是投巨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水下博物馆。不仅完整地保留其科学性，同时形成了三峡最为独特的景观。
为了给三峡文物提供全面展示的空间，在重庆将修建三峡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域命名的博物馆，也将成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三峡博物馆与重庆人民广场、人民大礼堂形成三位一体的建筑群，将三峡文化和城市景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峡旅游起点上的重要文化景观。
三、三峡遗产廊道的时空构建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分布有明显的经济中心，由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了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以及娱乐及环境的大力改善[14]。目前，全世界有三条“廊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别是法国的Canal du Midi南运河 (1996)，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朝圣通道(1998)和奥地利的Sermmering 铁路 (1998)[15]。由于遗产廊道的空间规模巨大，文化积淀深厚，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
三峡是丰厚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延续的“遗产廊道”，割裂了文化传承的空间分析都会使三峡旅游的研究走入误区。长江三峡与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遗产廊道，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丝绸之路、大运河正在积极进行跨区域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但研究工作明显滞后。对遗产廊道的理论研究有两篇论文值得借鉴。王志芳介绍了美国遗产廊道的文化内涵、保护管理方法、选择标准和旅游开发启示。拢6！＠钗啊⒂峥准崽岢隽艘挪廊道的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拢7！
笔者认为，遗产廊道是跨区域的历史地理现象，是历史剖面不断叠加和地理空间延伸的产物，景观的时空演替是遗产廊道的核心。三峡遗产廊道的旅游研究由以下3个层次组成：文化基因――人类迁移过程中的文化积淀――旅游品牌的形成。
1．三峡遗产廊道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文明起源的空间奠定了文化的原始基因，并形成了旅游开发的基点坐标
作为长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如河口、河流阶地等）和自然资源富集的地点（如盐、铁、渔业等）或者重要山川防御要地，形成了三峡早期文明的源头。虽然许多考古遗址不能开发成观赏性的旅游景点，但是构成了三峡游线的文化坐标。如小田溪墓群（乌江长江交汇处）、巫山人遗址（大宁河长江交汇处）、大溪遗址(大溪长江交汇处)、中坝遗址（盐业产地）、宁厂古镇（盐业产地）、白帝城（夔门要塞）等。这些文化地理坐标给三峡遗产廊道提供了物质与非物质交流融合的旅游文化理念。
2．三峡遗产廊道人类重要的迁徙通道，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叠加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一版的《行动指南》认为。拢保釜＃骸耙挪廊道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三峡廊道中主要的的迁徙过程和主要历史事件有：
（1）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之争，随着楚国势力的西进，巴国不断向西退守至嘉陵江支流，形成巴国古都的空间迁移，从平都（今丰都）――枳（今涪陵）――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阆中。
（2）三国时期吴蜀之争，使三峡成为重要的战争通道并留下了许多战争遗迹，如白帝城、张飞庙等。
（3）唐宋时期文人的宦游或流放，或顺江而下，或逆流而上，在三峡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著作，比如李白、刘禹锡、杜甫、寇准、陆游、范成大等，造就华夏诗城奉节、秭归秋风亭、宜昌三游洞等文化古迹。
（4）为抗击元朝南下东进，三峡地区留下了许多抗元城堡，也可开发成为旅游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