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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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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保险需求区域差异进行度量和分解。Theil指数分解结果显示,东中西部人身险需求的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内差异的贡献呈缓慢缩小趋势;东中西部财产险需求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处在相对平均的阶段,整体上均无明显的变动趋势。Gini系数分解结果表明,险种贡献率与险种保费收入份额基本上是一致的,寿险成为对差异贡献最大的项目,不同险种贡献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我们对影响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因素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解释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人口素质、人口年龄结构、居民金融资产、社会保险水平、经济开放度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区域差异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保险需求;Theil指数分解;Gini系数分解;固定效应;随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4―0045―05

一、引言

保险业关联带动作用显著,被认为是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的助动器,许多研究证实了保险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我国保险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是保险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却较为明显。楚天骄(2002)、徐哲等(2005)、朱俊生等(2005)、田霖(2005)研究了我国区域保险业发展的差异,基本结论是大多数省份的保险市场发育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保险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从东向西表现为依次下降的梯度分布。

关于保险业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韩艳春等(2004)研究发现地区保险发展与人口多少、经济实力、文化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一定与人口、经济及文化发展呈正比。张伟等(2005)发现引起地区间保险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社会保障水平以及人们风险意识的差距。朱俊生等(2005)指出造成保险市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成因包括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金融市场环境、保险产业对策、区域人口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以及地区文化的差异等。王金铎等(2006)认为影响区域保险业发展的要素主要有经济发展要素(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社会发展状况(社会保障水平,就业状况等)、政策因素和保险市场供给要素。

当前保险业发展区域差异的相关研究基本没有区分人身险和财产险,完全不同的领域决定了区域差异研究将两者分开来考察是有必要的,而且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与人身险业、财产险业的关系是不同的,在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分布不成熟且稳定性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另外,区域差异实证分析中往往采用横截面数据,统计指标和模型比较简单,没有能够展现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分解区域差异和揭示各种影响因素在区域差异形成中的贡献程度。本文从保险需求的角度,结合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考察保险业发展区域差异问题。

二、中国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度量和分解

衡量保险需求的指标有保险密度和保费收入,本文选择保险密度替代保险需求。以2006年保险密度为纵坐标,1997-2006年保险密度平均增速为横坐标,绘制30个省份保险需求状况,见图1和图2。

图1显示,北京、上海的人身险需求较大,2006年保险密度分别为2069元和1684元,其次是天津和江苏,密度为731元和507元,浙江、广东和辽宁需求比较接近,密度达到400多元,有15个省份人身险密度在200元-400元,贵州密度最小,仅为81元。1997-2006年各省份人身险需求增长很快,平均增速都超过10%,但发展极不平衡。河北、辽宁年均增速超过40%,其次是山西和河南。年均增速为35%和34%,有20个省份年均增速在20%-30%,上海、广东需求增速不到20%,海南年均增速最小,达到14%。

由图2可见,2006年北京、上海的财产险需求依然领先于其他省份,密度分别为534元和558元,其次是浙江、天津和广东,保险密度为200多元,有19个省份保险密度低于100元,贵州财产险需求还是最小,密度为43元。各省份财产险需求增速也存在差异,四川、河北的年均增速达到16.6%和16.3%。位居第一和第二,紧跟着的是浙江、山西和江苏,年均增速均超过15%,有15个省份需求增速在10%~15%,北京财产险需求年均增速为14%,明显超过需求相近的上海,辽宁需求年均增速最小,仅为4.9%。

可以看到,东部保险需求较为旺盛,中西部较小。1997-2006年中部人身险需求的平均增速为28.1%,超过了东部的25.2%和西部的24.4%,西部财产险需求的平均增速为12.1%,略快于东部的11.0%和中部的11.7%。增速的区域差异使得我国保险需求的区域差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可以从反映区域差异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变动上表现出来,见图3。1997-2005年,各省份人身险密度的绝对差异逐年扩大,标准差由122元上升到522元,增长了354%,2006年下降到434元;1997-2006年人身险密度变异系数在波动中下降,2006年变异系数1.152小于前9年的水平,各省份人身险密度的相对差异有缩小势头。1997-1999年,各省份财产险密度标准差保持在57元附近,绝对差异变化不明显,2000-2004年标准差由65元上升到133元,增长了104%,2005年下降到108元。而后又回升到126元:财产险密度变异系数从1997年1.008上升到2004年1.217,2005年各省份相对差异明显缩小,变异系数下降到0.977,2006年差异还在缩小,但幅度微弱。

本文对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分解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保险需求的空间层面进行的分解,即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并计算它们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本文采用Theil指数分解。二是从保险需求的构成层面进行的分解,即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各项保险构成项目差异,并计算各项目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本文采用Gini系数分解。

(一)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空间层面分解

人身险方面,由图4可见,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中,区域内贡献要大于区域间贡献,1997-2006年区域内平均贡献率达到55.9%。相对于中西部,东部的贡献要大的多,中部内差异构成总体差异的最小部分,计算得到东、中、西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3.4%、0.8%、1.6%。10年间东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整体上呈缓慢缩小态势,西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整体上有扩大趋势。

图5显示,财产险方面,1997-2006年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中,区域内贡献与区域间贡献处在一个相对平均的阶段,平均贡献率达到48.9%和51.1%。区域

内仍以东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中部最小,东、中、西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5.1%、1.4%、2.5%。10年间东、中、西部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整体上均无明显的变动趋势。

(二)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结构层面分解

保险构成项目对需求区域差异的贡献率如表1所示,计算发现除了信用保证保险贡献率与其收入份额的相关系数为-0.19,其他险种贡献率与其收入份额呈高度正相关。

对区域差异影响最大的是寿险,包括分红产品、投资连接产品和其他寿险产品,1998-2005年平均贡献率为59.32%。分红产品符合人们对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心理需求,2002年在保险市场上风光无限,对区域差异的贡献率较上年增加了20.93%,随后几年虽有起伏,但影响力明显超过其他险种,2001-2005年平均贡献率为34.34%;投资连接产品终究由于投保人承担的风险较大,加之资本市场连年不利,引起退保风潮渐渐失去市场,固定收益的传统保障类寿险也慢慢失宠,保费份额大幅度减少,5年里投资连接产品和其他寿险产品的贡献率分别下降了6.63%和21.17%。对区域差异影响居第二位的是机动车辆险,1998-2005年平均贡献率为15.04%。伴随着车险市场改革的全面铺开,2001-2003年该险种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而汽车消费的增长,消费者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2004-2005年车险贡献率有所回升。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对区域差异的影响较小,1998-2005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69%和2.17%,前者的贡献呈明显的扩大走势,后者的贡献多数年份呈缩小走势。贡献率小,且经历下降过程的还有企业财产险、货物运输险和责任险。信用保证保险的收入份额虽然很小,且存在缩小趋势,但其贡献率整体在上升。

三、中国保险需求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一)影响因素选择、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

1 影响因素选择和数据说明

影响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因素的选择既要考虑到以往研究中对影响因素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结论,又要考虑到因素的可量化性。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险、人口素质、居民金融资产和人口年龄结构设定为解释变量,令人身险密度(LID)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影响区域人身险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素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经济开放度设定为解释变量,令财产险密度(PID)为被解释变量来探索它们在财产险需求区域差异中所起的作用。

分析人身险时,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个人可支配收入(DPI)衡量,即以人口数量为权重,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加权平均;分析财产险时,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PCGDP)衡量。用人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BP)来度量社会保险水平。人口素质用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GEE)替代。用人均储蓄存款(SD)、少儿抚养比(cDR)和老人抚养比(ODR)表示居民金融资产和人口年龄结构。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GRP)的比重(IND2和IND3)作为产业结构的指标。运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NSO)来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对重要性。选用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与GRP之比)与资本开放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RP之比)之和代表经济开放度(EO)。

模型样本期间定为1998-2005年。对LID、PID、DPI、BP、GEE、SD和PCGDP的名义值采用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值后,再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LID、LPID、LDPI、LBP、LGEE、LSD、LCDR、LODR、LPCGDP、LIND2、LIND3、LNSO和LEO。

2 模型设定

由于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期间保险市场没有发生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因此不考虑面板数据中的时间效应,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νi(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εit(wit)为随机扰动项。当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νi(ui)与解释变量相关时,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就有可能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此时我们利用固定效应(FE)变换以将偏误消除,为每一个截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采用虚拟变量最,jx--乘法(LSDV)估计模型;当vi(u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时,可以通过随机效应(RE)变化,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误差项的时序相关。主观判断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件困难的事情,本文将通过Hausman(1978)检验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二)计量分析结果及说明

表2中模型Ⅰ、Ⅱ、Ⅲ和Ⅳ是对全国、东、中和西部人身险需求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是显著支持了随机效应模型。在全国范围内计量结果表明,相比其他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对人身险需求的影响最大,可支配收入提高1 %,人身险密度就会提高0.88%。可支配收入对东、中、西部人身险需求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模型Ⅱ和Ⅲ中人身险需求对可支配收入的弹性均超过1,特别是模型Ⅲ,收入提高1%将提升中部人身险密度2.14%。从30个省份的分析结果看,社会保险与人身险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社会保险费用增加时,居民的人身险需求随之增加。社会保险对地区人身险需求没有挤出效应,对东部人身险需求的促进效应比中部和西部要大。就全国来说,国家增大教育投入对改善居民保险意识,加快人身险需求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三个地区中仅西部人身险需求的增加明显得益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东、中部增加的教育经费无法显著支持人身险需求的增长。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储蓄存款的收入效应大于它对人身险需求的替代效应,储蓄存款的积累实质上有助于拉升人身险需求。模型Ⅱ、Ⅲ和Ⅳ中,储蓄存款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现为储蓄存款提高1%,东、中、西部人 身险密度分别增加0.43%、0.48%和0.37%。模型Ⅰ中少儿抚养比1%的提高会使人身险密度下降0.47%,少儿抚养比成为抑制各省份人身险需求的重要因素。在东、西部,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带来的都是较小的人身险需求,少儿抚养比对西部人身险需求的负向影响更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和未富先老等特点,老人抚养比的上升有助于人们对人身险产品的认识,加大对人身险的需求,模型Ⅰ说明了这一点。在中、西部,老人抚养比与人身险需求的正相关关系明显。

模型Ⅴ、Ⅵ、Ⅶ和Ⅷ是对全国、东、中和西部财

产险需求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拟合。在全国范围内计量结果表明,人均GDP提高1%,财产险密度就会提高0.42%。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东、西部财产险需求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四个模型表明,虽然产业结构经过多次调整正逐渐走向合理,但第二、三产业比重增加对地区财产险需求的带动并没有出现,这可能与财产险产品单一、保障不足和开发滞后社会需求等问题导致其演变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尚不具有协同效应有关。模型V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均教育经费增加1%会引起财产险密度增加0.43%。模型Ⅵ、Ⅶ和Ⅷ显示教育经费显著支持地区财产险需求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对中部财产险需求的影响超过东、西部。模型Ⅴ中非公有制经济因素是不显著的,这表明样本期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全国各省份财产险需求的影响不明显。地区回归结果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只对东部财产险需求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Ⅴ说明通过经济的开放,中国正逐步打破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扩大招商引资,增加贸易进出口,主动参与国内外竞争,财产险作为经济损失的补偿机制,得到普遍运用的机会。在东、中部,经济开放度与财产险需求的正相关关系明显,经济开放度对东部财产险需求的促进效应更大。

四、结论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人身险和财产险,对需求区域差异进行度量和分解。保险需求表现为东高、中西部低的特点,但需求增速并不表现为东西梯度。1997-2006年各省份人身险需求绝对差异整体上呈扩大态势,相对差异呈缩小的趋势;财产险需求绝对差异的扩大在2000-2004年比较明显,相对差异在1997-2004年有扩大的走势,随后两年不断缩小。空间层面看。人身险需求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不过呈缓慢缩小态势;财产险需求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处在一个相对平均的阶段,区域内以东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结构层面看,险种贡献率与险种保费收入份额基本上是一致的,分红产品与健康险的贡献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投资连接产品和其他寿险产品的贡献有缩小趋势,企业财产险、货物运输险和责任险的贡献保持缩小趋势,而信用保证保险的贡献整体上在扩大。

本文还建立计量模型探讨了引致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因素,结果表明:(1)全国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险、人口素质、居民金融资产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人身险需求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地区层面上,东部人身险需求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险、居民金融资产和少儿抚养比,在中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险、居民金融资产和老人抚养比对人身险需求有着显著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居民金融资产和人口年龄结构对西部人身险需求产生较大影响。(2)全国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经济开放度对财产险需求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产业结构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财产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地区层面上,东部财产险需求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经济开放度,中部财产险需求明显依赖于人口素质和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对西部财产险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是解释保险需求区域差异的最重要因素,社会保险、人口素质、居民金融资产、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开放度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都是影响区域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

单纯用保险需求的差异表示区域保险业发展差异仍然有些偏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并非那么单纯,区域保险业均衡发展最终的实现程度还受到政府规制、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有待于多方位多角度对我国区域差异状况进行更深入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