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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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沪港经济高级顾问委员会年会在宁波举行，沪港两地120多位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年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做了主题发言，其观点鲜明、辞风犀利的精彩演讲，令与会嘉宾频频喝彩，大呼过瘾。

6月初，中央举行了一次由中央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特别强调了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强调以经济手段为主，标本兼治、着力治本，这些内容是很有新意的。最重要的是，会议强调大力启动稳健的财政政策，在突出财政政策的同时没有提货币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

当前国民经济的“冷”与“热”

如何看待2008年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国民经济的走势？我认为，用不同的发展观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大相径庭。

我把这几年来一些政府高层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就经济领域发表的言论概括为4个字，那就是：“冷、热、胀、缩”――CPI低于3%，就是通货紧缩；高于3%，则是通货膨胀的开始；GDP高于8%就叫“防止过热”；低于8%就叫“防止过冷”――基本上是在3和8这个范围里转，而且节奏越来越快。

这些政府官员和学者大多运用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指标体系，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似乎已经像欧美日一样进入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了。其实，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怎么能学美国、日本呢？中国20多年来发展速度平均在8%以上，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速度是5%-7%，发达国家则是1%-3%不等。初通哲学的人都不难明白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会快一些，因为国民经济的基数有很大差异，美国人均GDP是4.3万美元，1%就是430美元，中国现在是2500美元，1%才25美元。

所以，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来看2008年和未来的形势，结果会大不相同。我认为，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从发展看运行，而不能就运行看运行。所谓经济过热因而要把发展速度放缓的说法有失偏颇。根据物理学原理，热量和速度没有关系，而是跟摩擦力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大了摩擦系数，产生的热才是经济过热。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哪些方面。我用五句话来概括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和定位，这五句话是：“一根拐杖、两个时代、三个阶段、四座大山、五个趋势。”

“一根拐杖”：对外依存度过高

首先是“一根拐杖”。这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定位。2007年中国GDP在全世界排名第4，我们是经济大国，但是不是经济强国呢？应该看到，当前的中国经济正拄着一根拐杖，这拐杖上面刻有3个词：“外商、外企、外贸”。“外商、外企、外贸”占GDP总量的比重，一般年份是60%左右 ，2007年达到72% 。反观日本和美国，日本净出口占GDP的15% ，其人均GDP3.8万美元有85%是靠内需解决的；美国的净出口也只占22% 。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我们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个软肋。我们可以不怕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我们却怕它封锁自己的市场不让我们进入，如果失去了这庞大的外销市场，就会影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那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和生存，甚至会造成几千万人失业。

“两个时代”：农民希望改变身份

其次是“两个时代”。我认为，我国正同时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时代中。一方面，我们有660个城市已经迈入现代化；而另一个方面，还存在着2.6亿个小农户，他们在18.37亿亩耕地上劳作，平均每户耕地才7.1亩。

30年前“大包干”结束时，我们有9.6亿人口，其中1.85亿农户。30年过去了，现在13亿人口，有2.6亿农户――当时户均土地10.7亩，现在变成7.1亩。农业在“负发展”，农民的农业性收入也在下降。去年农民人均收入4140元，其中59%是非农业收入。如果一个人大部分的收入不是来自于农业，那他还能算是农民吗？所以就目前的总体形势而言，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分化瓦解，他们已经成为流动性的劳动阶级。现在70%-80%的农民可以离开农业――种一年地不如打两个月工――所以才出现20多年声势浩大的民工潮。民工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民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应对这个问题，那么若干年后我们将面对更为严峻的农民问题。

“两个时代”，是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的时间定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块短板就是怎么让农民转变身份的问题。我们谈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首先就要谈农民身份转化的速度。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业和农业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供求矛盾尖锐化后引起的供需失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正在开足马力奔向现代化的国家。不能套用发达的全面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再次是“三个阶段”。即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分别处于发达、发展中和落后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均衡，一个宏观调控政策能解决不同地区存在的各种差异吗？当前，我们的价格仍然既不能反映价值也不能反映供求，与市场经济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对同样一个宏观调控，东、中、西三个地区感应都不一样，所以说宏观调控如何及时准确地到位还存在诸多问题。宏观调控要抓到点上，首先就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脉搏。所以这次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完善宏观调控，要增加它的预见性与灵活性，讲究它的力度，我非常赞同。

“四座大山”：中国有条件解决全社会保障

接着就是“四座大山”。这“四座大山”是指当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四个方面存在的重负。

我重点要说的是社会保障。目前的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强制储蓄+商业保险，是商业保险和金融运作出来的保障体系。我主张要把商业保险、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三者区别开来。商业保险是市场经济中的个人行为；社会保障是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必须纳入财政预算，要按目标补贴按需分配。而社会保障的来源就是全社会的收入，社会收入的绝大部分应归社会所有。

有外国人说，中国正在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国未富人先老”。其实中国政府是最有条件一步到位解决社会保障的。建国以来我们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不少于200万亿，这些国有资产的利息和租金就足够社会保障的开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看透――中国有能力实现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到位了，老百姓就敢于消费，潜在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就会被激发起来，拉动全社会的内需，促进企业的发展，增加社会就业。

社会就业水平提高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就会相应缩减，一年比一年少，最后稳定在5000亿左右。

“五个趋势”：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各位不难发现，等到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突破了，内需启动了，那么依赖外销的拐杖也可以丢掉了，中西部地区经济成长起来，在座各位企业家就可以在外销内销两方面左右逢源。所以我再一次强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判断非常正确――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本质上的恶化，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增长也指日可待。我甚至可以预测2008年将以大国崛起的元年载入史册。其标志是“三高一低”――人民币要升值、人力资源成本要涨价、物价要适度上升；同时外贸顺差会缩小。“三高一低”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而这次大地震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令，在地震以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凝聚了人心，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国内市场的强大，使我们民族清醒地认识自己，也清醒地认识世界，更清醒地认识未来！

现在，我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五个发展趋势。我认为，真正成熟的企业家应面对世界经济的大格局想问题，而不能在政策和短期形势后面亦步亦趋。为此，我们要注意五个“中”：第一个“中”，是中部地区。中国未来的的崛起要依赖中部地区的崛起，投资重点是中部；第二个“中”，是中等城市。将来中国真正就业载体是中等城市和重点县；第三个“中”，是中间产业。制造业和农业在老化，发展空间最大的行业处于这两个产业中间，包括医疗和教育；第四个“中”，是中等产品。我们应积极开发中等产品，奢侈品不要搞得太早太多；第五个“中”，是中等收入阶层。这将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产品开发要瞄准中等收入阶层。 (整 理 /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