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诗歌门外的汪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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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凌晨两点，诗人汪国真与世长辞，终年59岁。
这位集诸多桂冠与争议于一身的诗人，并没有因其离世而得到平静。相反，有着“盖棺定论”传统的国人，对汪诗掀起了一股怀念与重新评定的热潮，当然观点大相径庭，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温暖了自己的青春时期，也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歌是“假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汪国真的作品影响过好几代人，作品质量争议也长达二十多年。今天关于汪国真的争论，有许多话语方式曾经出现并一再出现过。
汪国真的走红之路
汪国真出生于1956年的北京，初中毕业后没有经历上山下乡，进了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1978年10月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在大学里，汪国真属于不起眼的学生，成绩平平，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暨大受港澳影响很大，校风比较自由，学生的思想不受拘束，汪国真开始写诗。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饭，同学陈建平跟他说：“《中国青年报》发表你的诗了。”诗歌题目是《学校的一天》：“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其实是校刊发表组诗的选段。在刚刚过去之后的1979年，写几行文字能做到文从字顺，有小情趣，其实不容易。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1979年，今天最贫困的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那时绝大多数报纸版面，仍然残留着浓厚而荒唐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四行诗歌我们既不能高看，也不能低看。不能高看是指，在那个无电脑时代，编辑拼版很困难，版面很容易出现空白，而一首“小诗”恰好能让版面“灵动”起来，所以，报纸上的很多诗歌只是用来“填版”的；不能低看是指，编辑要找到这样的作者并不容易。老作家此时往往已苟延残喘、奄奄一息，毫无心思写两块钱一首的诗歌。汪国真的诗恬淡、励志，恰好符合识字读者的要求。
从此，汪国真的诗在全国各类媒体如《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女友》《追求》《知音》发表。但据他统计，他投稿后“90%以上是退稿”。
大学毕业后，汪国真分配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
1990年春天，北京太平桥中学的一个老师看到有学生上课不听课，在抄诗。回去之后，就跟她爱人说了这事，她先生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孟光。孟光觉得这么多学生抄，这个人的诗如果出版的话，恐怕会成为一本畅销书。
1990年5月21日，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汪国真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该书连续5次印刷，总印数达60多万册。诗歌界有个说法，“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1990年甚至被称为“汪国真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书店里汪国真的诗文集先后出现五六十种，研究赏析汪国真的书就有16种。据汪国真自己估计，盗版在千万册以上。
销量不等于质量
曾有大学生如此评价汪国真：“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也曾有文艺评论者批评汪国真的诗“过于直白”、“浅陋”，甚至根本就不能算诗。1990年《年轻的潮》出版后，诗歌评论界批评汪国真的声音是压倒性的，几乎听不到为汪国真辩护的声音。1991年，汪国真去华东师范大学讲座及签名售书，被学生诗人围攻，讲座最后被迫中断。
汪国真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许黎娜说：“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最终的权威的评论，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很早就有人说我的诗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续盗版了18年？”
汪国真的“人民评价论”无疑是不可信的。书籍的畅销与书籍的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普鲁斯特发现：“人们演奏、演唱得更多、更有激情的倒是拙劣的音乐而非优美的音乐，逐渐充盈人们的梦幻和眼泪的拙劣音乐远远多于优美的音乐。由此可见，拙劣音乐令人肃然起敬。它在艺术史中不登大雅之堂，却在社会情感史中举足轻重。”
不仅是汪国真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畅销，其他诗人也无法面对。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与汪国真的畅销相对应的是，大多数诗人要么是业余写作，要么穷困潦倒。
但无论何时，攻击汪国真的读者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读一本书，是无罪的。“开卷有益”的古训，有些作家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时候想得起来，攻击别人的时候却忘了。
今天，愿意开口谈汪国真的文人不多。诗人欧阳江河是例外，他认为汪国真用“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拼凑出来的是“假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欧阳江河说：“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
欧阳江河的每一句话，放在文学评论的范畴里，都是对的。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这里存在一个“信不信”以及“如何信”的问题。有网友会质疑汪国真去世时，说出“阻碍”、“毒害”与“羞辱”的人可信度有多高，也有网友搜索出欧阳江河的诗来读，结果自然是不知所云。
如何理解“假诗”？在碎片化阅读时代，这样的问题显得太复杂而且不可理喻。
诗歌泡沫化时代
《看历史》杂志前主编唐建光说汪国真的诗、庞中华的字、亦舒的小说，这是他们一代人的中学记忆。当然每个人会有局部的替换，这话是真诚的。
近几年的文化论争中，这次各方的表现是最好的，双方在理性克制的层面进行了不离题的思考。尤其后来出现了美国卫斯廉大学教师王敖的发言，写作并研究过多年诗歌的王敖说：“在当代诗歌界，汪国真当了多年的替罪羊。他的句法、诗思的构造方式，是当时很多人共享的。贬斥他、并自以为现代的诗人，跟他主要的不同在于选取的词汇。”
王敖真的变动了汪国真《淡淡的云彩悠悠地游》诗中的几个词，完成了一首颇具现代味的“诗歌”：“存在/不要成为迷宫/不要为了你的意志/便毁灭了他者的执迷/你得到的/立刻变成你抛弃的/你的丰富/又怎能对抗你的孤绝/你的杜甫和你的里尔克的盛大的秋天啊”。
王敖的游戏迫使我们思考：好诗人与汪国真真的有那么大的不同吗？有一种论调认为，文学界忽视汪国真与席慕容是不应该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需要这样一个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
其实，汪诗与席诗不具可比性，首先席慕容的诗要好些，也得到过文学奖，获得过文学界的正面评价。年轻人需要“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也没错，这样的诗人是有的，而且不少，泰戈尔就是合格的诗人。不错，文学界给过汪国真负面评价，我们可以讨论的是负面评价是否是对的，而不是命令文学界来个正面评价。
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汪国真与其他写作者一样，在捍卫并争取纸质阅读的领地？汪国真因为种种原因，多年来的写作得不到诗歌评论界的认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汪国真千万阅读者的价值与他们的精神追求，至少，这些阅读者自己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读诗，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去寻找更多的诗来读。
如果我们把诗歌当作一个行业，我们会发现这个行业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巅峰期，但此后一直处于下滑甚至崩盘的局面。偶然出现的亮点可能就是汪国真与去年底出现的余秀华。与汪国真热一样，余秀华热也曾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
叶嘉莹说过，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但读诗与饮食男女稍稍不同的是，它有一点门槛，它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进入。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引人入门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做好。否则，我们怎么解释老读者的流失与新人的稀少？当我们指责人们趣味低下、时代浮躁的时候，有读者想读好诗却找不到一张信得过的书单，这种情况如何解释？
现在连今天的商业推广活动都有“黑转路，路转粉”这样的销售策略了，诗人为何仍然敌视畅销诗人呢？当商人在每一次推广活动仔细琢磨提高“转化率”的时候，诗人、出版者有没有考虑过将畅销书作者转化为经典图书的读者？
汪国真恰好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并被那个时代捧红，但我们不必被所谓的“时代”迷惑。1991年汪国真在央视参加主持人大赛后，诗集销量神秘下跌。这说明诗集的部分销量可能与“汪国真”名字带来的联想有某种关系，或者又与偶像崇拜有关，当读者觉得汪国真的表现与偶像并不合拍，分手就是必然。
我们反向思考这件事情，也许应该明白，诗歌应该去争取那些真正的读者，而不必过于看重市场上的海量读者，因为商业泡沫是无法计算、也无法思考的。真正的诗人写好诗歌、传播好诗歌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