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志》的版本及其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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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州志》是对河州进行专题研究的第一手基础资料。河州有史以来共撰修过七部志书，尤以明昊祯《河州志》和清王全臣《河州志》最为重要。对明吴祯《河州志》和清王全臣《河州志》这两本志书的版本和留存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时也对其他几部志书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关键词：《河州志》；河州；版本；留存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1-0053-02
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州志》是对河州进行专题研究的基本史料，河州自明代至于民国，共撰修有如下七部志书：(1)明吴祯、刘卓《河州志》四卷；(2)明朱捷《河州志》四卷；(3)清张瓒《河州志》二卷；(4)清王全臣《河州志》六卷；(5)清张庭武、杨清《河州续志》(或题《河州采访事迹》)六卷；(6)民国徐兆藩、黄陶庵《导河县志》八卷；(7)民国马凯祥、马恕《和政县志》二卷、《志稿》二卷。1993年，方钰、张魁武、马志勇《临夏回族自治州志》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是新近出版的一部体例较新、内容丰富的志书。
就版本而论，上述志书有的从未刊印过，甚至是孤本、残本；有的虽有刻本，但流传甚少、错讹较多。就内容而论，上述志书尤其是明、清《河州志》对明代河州的政治沿革、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番族风物等历史事项的记载十分丰富，对某些问题的记载极为集中鲜明，甚至可以补《明史》、《明实录》诸书之不足。
一、明吴祯《河州志》及清王全臣《河州志》
由于明吴祯《河州志》、清王全臣《河州志》体例完备、传本精良，所载明代藏事远较其他志书丰富集中。通过系统查检各类目录志书，现对其版本及流存情况作一梳理：
1．吴祯《河州志》 吴祯编写的志稿是河州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王全臣《河州志-序》日：“河之有志也，始于明孝廉吴桢。”据吴祯《河州志》卷二“选举志・科第”、“人物志・乡隽”记载：吴祯字从善，号亦乐子，明河州人，生殁年月无考，自幼豪杰，后弃武就文，学问博洽，成化甲午(1474)举人，仕至山海卫教授。晚年潜心修志，传于世。张维《陇右方志录》题此志为正德《河州志》，谓“祯为成化甲午举人，仕数年归，家居又三十余年，作志盖在正德时矣。”看来吴祯在正统、正德年间在世，是大致可信的。后来吴祯之子吴调元献出稿本，经临洮府通判刘承学斟酌增删，知州任官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成，此为第一次刊刻。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1560～1563)知州刘卓又作修饰，重行刻印，即为此志。由此看出，此志与吴祯原稿，恐怕已是相去甚远。王全臣《河州志・凡例》称：“州志创于明孝廉吴祯，今不见蓝本”，可见吴祯原稿和初刻，在清初已无流传。
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金台刘氏仕优堂重刻本，甘肃省图书馆藏有抄本。全志共有地理、食货、官政、典礼、学校、选举、人物、文籍八门，凡三十四目。张思温指出，本书“地理”、“官政”各志的最后，都记有隆庆、万历年间的人和事，应是刘卓校刊后，还有历年的补入，于再版印刷时添加上的。此志距今已有44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文献价值极高的善本古籍。记载了东起洮河西至贵德、北临黄河南达岷山的广袤地区数千年的自然社会情况，汇编了这一地区地理疆域、文物古籍、关隘烽燧、民俗物产、边事武备、各类人物的资料，是一部体例简明、简而不漏、文约是非的珍贵地方文献。此志现已刊出的有两种版本：张羽新主编《中国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30册所收本；黄选平、马志勇《河州志校勘》(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本。
2 王全臣《河州志》 此志应是河州所有志书中记录最为完备、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近代都从此书了解临夏地方的情况。《导河县志・官宦传》载王全臣任河州知州，以循良著名陇右，公余手订州志。
谭其骧曾对王全臣《河州志》撰有精到的提要，这篇手稿长期以来并未被研究者所关注，十分珍贵。该提要不仅记注了文献内容，而且详叙了成书原尾，对王全臣本人的功绩及该书的优略作了中肯的评价。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志之刻本，此志现已刊出的有两种版本：《中国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30册所收本；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所收本。
通过对上述两部《河州志》的集中深入阅读，笔者最为鲜明的认识有两点：(1)以甘肃临夏为中心的古河州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格局有极大的特殊性。明代以后河州政治地位骤然凸显，与这里的地理形势、民族格局以及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藏汉民族在这里长期共生并相互作用，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远文化影响。(2)临夏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来建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有的是部落家族性的，有的是依转世活佛法缘建立起来的，这些寺院反映了藏传佛教在甘青传布的历史踪迹，衬托出宗教文化与政治条件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二、河州的其他几部志书
除明吴祯《河州志》、清王全臣《河州志》而外，其他志书亦有进行简要评述的必要。现分论如下：
1 朱捷《河州志》 《明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录有朱捷《河州志》四卷，但未见传本，其他书目文献中也未见有明确著录。根据笔者在甘肃临夏档案馆的查访，地方上也未流传此说。明代《行人司重刻书目》中著录有“《河州志》四本”，时间为万历三十年(1602)，很怀疑这便是朱捷《河州志》。嘉靖《陕西通志・风俗》所引《河州新志》大概亦指此书，相对于吴祯《河州志》而言自然称“新志”了。此外，张思温在论及吴祯《河州志》时，推测朱捷《河州志》即是吴祯《河州志》：“我怀疑是清代修《明史》的人，根据此书(即吴祯《河州志》)《序言》最后的人名而录入的，而把‘朱琏’误为‘朱捷’，实际上就是此书。此两种都是臆度，但过去修史官局派出抄写‘书目’的人，并不一定高明细致，笔误之后，以讹传讹，势不避免。”经笔者查检，吴祯《河州志》确有朱琏《重修河州志序》一篇。但是，张思温的判断也仅是一种推测，恐怕朱捷《河州志》存在的可能性大一些。由于朱捷《河州志》已佚，因此对该书的考证也仅至于此。
2 张瓒《河州志》 此志成书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没有序目，原卷数待考，也无纂修人姓名。清代《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载“康熙《河州志》存一、二卷二册，知州张踬修，康熙二十六年写本。”《中国地方志综录》作张瓒修。按应以“瓒”为是，张瓒系山东武定州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河州知州。张维《陇右方志录・县志》评价“此志独纲目，理然视当时诸志为胜。惜其考证多误。”王全臣《河州志》序例中提到的“旧志”，应指这个本子。
3 张庭武、杨清《河州续志》 清宣统元年(1909)知州张庭武命邑人杨清等编写，乃接 康熙《河州志》续修而成，其“沿革”依表叙事，“形胜”、“疆域”记事详于前志，“山川”悉因前志，稿成未刊。民国六年(1917)知县(时河州改名导河县)张华林交给邓隆校订，民国十九年(1930)编修《导河县志》时邓又交给了黄陶庵。《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该志为王尚仁纂修、民国稿本。张思温《临夏自治州地方志提要》一文则对此专门进行了考证：甘肃省图书馆所藏为赵世暹所赠，扉页上题字日：“据北平图书馆藏稿本录副，惜不全耳……王尚仁君录，赵。”按王是民国时录此书的人，并非是纂修之人。甘肃省图书馆编目时已把著者误为“王尚仁”，朱士嘉因而以讹传讹。现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册有图表，甘肃省图书馆有存卷一、三、四、五。据目录可知，此志凡八门三十八目，现缺“食货”、“艺文”、“杂记”三门。稿本第一册题《河州采访事迹》，其余均题《河州续志》，实为一书。
4 徐兆藩、黄陶C《导河县志》 河州于民国二年(1913)改导河县，十八年春又改临夏。此志虽成书于民国二十年，然所记重于民国十七年，故名《导河县志》。当时由临夏县长徐兆藩监修，黄陶巷以《河州续志》稿为蓝本编纂，再加采访附益而成。张维《陇右方志录补》称此志“卷一舆地十目；卷二建置六目、民族八目、民政八目；卷三财赋八目、教育六目；卷四军政二目、交通四目、外交一目、职官四目、选举四目；卷五、六人物九目；卷七艺文五目；卷八纪事二目、变异一目、拾遗二目。此志叙述近事颇详，其例目均依新辑通志，故整整可观例称。宣统初年，邑绅杨清曾有续编，今以遗稿依类编入，而杨稿则向所未闻。”张思温《临夏地方志提要》一文称编写此志时，“乡献素乏，时当乱后，收集不广，缺漏也多，且时有文不对题者”，也是实情。此志民国二十年抄本现藏甘肃省图书馆和甘肃省博物馆。
5 马凯祥、马恕《和政县志》及《志稿》 民国十八年(1929)导河县改为临夏、和政、永靖三县，此志系次年普修地方志时所编纂，时任和政县长马凯祥监修，委任马恕编写。解放后马恕于1955年又加增订，有些部分补人解放后事。此志系私家著作，资料比较缺乏，条件也有限制，但叙事有法，保存了不少史料。抄本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此志上下卷凡分地理、建置、赋税、职官、风俗、祠祀、选举、人物、叙记、艺文十门，共四十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