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地缘文化与香港电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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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电影业同样高度繁荣，香港特殊的地缘文化特征对香港的电影无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香港地缘文化特征的梳理，确定香特的文化身份，反思这种独特地缘文化对香港电影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香港；地缘文化；香港电影

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形成了独特的地缘文化。地缘文化，又称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是以地理学为核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是古代沿袭或俗称的历史区域，它在生成之初当然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其地理学的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观易貌……”那么根据地缘文化的层级界定，香港文化区应该归入到文化区文化的阶度，我们可以将其地位并列于诸如：燕赵文化，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进行探讨，这对香港文化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香港电影，诞生在香港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作为香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无疑会受到香港特定的地缘文化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反映着香港文化的特质和内蕴。传统的中原文化作为香港文化的母体文化，一直在各种文化中占主体地位；同时，从地域而言，离香港最近的、又较少受到儒家正统文化规范和约束的岭南文化，也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浸润着香港文化。“因此所谓的民族、政治、国家，历史，不能成为气候。”实际上，香港文化是上述三种文化结合后逐渐形成的复合体。由此，香港电影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下，被赋予了独特的人文内涵，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在鬼魅的光影世界里闪烁着斑斓异彩。

一、传统中原文化对香港电影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是香港粤语片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香港本土文化基本上还是对传统中原文化的延续，香港电影显示出了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这种承继主要体现在恪守中国传统的人伦观、家庭观，强化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最为重要，为了家庭利益和名誉，个人应该忍受屈辱与作出牺牲；为了家庭的和谐，个人必须恪守人伦规范，并放弃自己的利益和幸福，成为承担家庭义务的主体。这种一以贯之的主题，在60年代表现的尤为突出。《慈母泪》(1953年)、《寸草心》(1962年)、《父母心》(1966年)，把目光关注的焦点锁定在下层人物的家庭生活百态，他们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时刻面临着生存的威胁，但他们都爱着自己的家庭，彼此相互关心相互忍让，在困顿和艰难中体现共渡难关、和谐相处的家庭关系，颂扬患难时共同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道德观，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经典名片《危楼春晓》(1953年)。影片同样描写了一群社会底层人物同住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楼之中，共同面对房主的压榨和失业的煎熬，最后虽然危楼在一场飓风中轰然倒地，但是房客们在司机梁威的带领下团结起来，重建家园，共同度过了难关。影片表达的主题与大陆同时期的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如出一辙。这部影片在当时火极一时，梁威的饰演者吴楚帆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上街打车，司机决不肯收他的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当时的最流行的口号。这都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是极投合当时港人的心理认同的。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规范中，女性为家庭作出牺牲同样是不可轻视的美德。香港各个时期都不缺少这一类型的影片。这些影片大都按传统标准塑造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赋予她们端庄的外表，顺从的性格，任劳任怨从一而终的自我评价体系，并热衷于展示她们是红颜薄命的受难过程。50年代的展示香港女性的影片几乎有着近乎相同的叙事模式：当经济拮据时，女性们将仅有的粮食让给老人、孩子和丈夫，自己挨饿，并且为赚取微薄的收入日夜操劳，甚至瞒着家人去做女佣人、歌女、等下贱的王作，还要安抚丈夫的灰心沮丧，成为家庭生活困顿时期的精神支柱。其实，香港的此类影片设定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是大陆电影30年代国破家亡时期民族遭遇大动荡的横向位移，主题也是对诸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名片的延宕。此时的香港影片于20――40年代大陆影片同样延续着中华民族的不竭的文化内蕴，“编导们自始至终都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爱心救赎，夫妻复合，父子团圆，兄弟情深的故事”。

二、岭南文化的濡染

香港文化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体内涌动着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但香港就地理位置而言，又属于中国岭南的一部分，这决定其文化态势又必然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的岭南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独立于传统文化之外。

广东省全境北高南低，从东西横亘的岭南绵伸向南。正是这连绵高大的岭南，在古代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挡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岭北文化文明与岭南文化文明巨大落差。“作为岭南文化代表，广东府民系的民性，最突出的自然是其商品意识，这本是海洋文明最主要的特征。无视这一点，也就无视在东方早在古代便有海洋文明的传统……海洋文明的内核只能是商业文明，离开了商业文明便无以谈海洋文明。”这种海洋文明赋予了岭南文化务实意识和世俗精神。

这种意识包括那种讲究实际、通过劳动实现价值、获得功利、成就事业、立就功名等传统观念；也包括及时行乐、贪图安逸、讲究直观判断、感性决定；还包括顺其自然、发展个性，生活追求趣味性、猎奇性、刺激性等开放性格。正是后者的世俗化，造成了世俗文化在香港文化中占绝大的比重，最为典型，最为代表，同时也滋养了享乐主义和现实主义。香港的文化深深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香港的电影创作作为香港文化的最形象的代表，鲜明地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征。

经济的发展给香港带来极大的物质生活的丰富，但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和随之而诞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消费观等具有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拉开距离，决定着香港这个经济繁荣的东方之珠必然在文化上具有别具特色的旖旎态势。文化的嬗变使得香港人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观赏品味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也使香港电影的思想内涵和制片策略与众不同。香港电影尤其注重影片的娱乐性和商业化，在充斥着商业化的影片中渗透进其特有的文化因子。首先是以王晶为首的第一批喜剧片的出现，由柯受良、午马、吴宇森担当主演的喜剧亮相香港影视界，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大关注。这些影片通过对社会、历史进行嘲讽，让观众耳目一新，笑料包袱源自现实生活，贴民的思想，得到观众极大的心理认同，同时轻松幽默地对竞争激烈的社会、严肃的政治和现行的秩序进行消解和嘲讽，缓解了人们对当下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心理焦虑。继王晶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当数周星驰。他参演或主演、导演的影片多达几十部，使“无厘头”成为香港电影文化的标志之一。粤语“无厘头”，是指无端地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或说出莫名其妙的话。此类影片通过一种即兴式的表演或爆肚式的对白，加上一种刻意的嘲讽或语言游戏，颠覆了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