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缄”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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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孜遗址位于淮北市西南约30公里,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流经此地。随着时代的变迁,被当地人称为“隋堤”的通济渠古遗址早已成为车水马龙的泗永公路。1999年因公路拓宽发现大量文物,因此引起文物部门重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淮北市博物馆遂于当年对柳孜遗址进行正式发掘,获重大收获,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此前,运河故道一带的农民在农田基本建设取土时常常发现隋唐宋金时期的文物。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盛世重收藏”的影响,广大收藏爱好者不惜重金,不分类别,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收藏热。因此,大量文物被当地一些收藏家获得。

去年,笔者有幸过目一些收藏家向博物馆捐赠的众多藏品,突然眼睛一亮,一枚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残石印章映在眼前(见图)。这枚残石印虽然没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笔者却“如见至宝”,此印的出土,无疑又为中国古代玺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石印质地为广东肇庆端溪紫石,印面4.9厘米见方,厚1.7厘米。印文凿刻深度0.5厘米。从钮窝观察,此钮为方柱状,是在印背面凿出方窝,再把方柱钮粘嵌在底窝中。底窝长2.8厘米,宽0.6厘米。印面为圆角方形,印边较宽,印文部分残破,但根据残留的痕迹依然可辨认出为“缄”二字。

古印取金、银、铜、玉等为原料,而以铜为多,由专业的印工制作。随着文字的演变,周秦两汉的印各有体制,别具风格。周玺(即古玺)以大篆入印,错落自然,韵味深厚;秦印以小篆入印,遒劲苍秀,圆润挺拔;汉印以汉篆入印,方正庄严,气势雄厚(王少石《篆刻艺术欣赏点滴》,《安徽日报》1978年7月7日)。此后,到了隋唐时期,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中国又归于统一,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又重新建立了一套更加细密、更加完整的官僚制度。由于社会的进步,各种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因此,官方的印章制度也有了重大的变革,印体开始增大,篆书以秦篆为宗,印文从汉代规范、拘谨方折的摹印篆发展为圆转、舒展、豪放的篆体;印面的大小由汉代的“方寸之印”(2.2～2.5厘米)发展成为约5厘米左右见方。“官印不再使用白文,而都用朱文”(张锡瑛《中国古代玺印》,地质出版社,1995年11月),虽然还是篆书,但已完全失去了汉篆的风格。印钮从汉魏的鼻钮已经变得扁、高大,立于印背中央。而柳孜遗址出土的这方石质“缄”印的特征正符合这一特点。印文线条笔笔体现笔意,刚劲婀娜、清朴圆劲,横直笔中参以余笔、曲笔,颇有生趣。在线条的处理上,曲折部分有的线条变化作弧状,转折处跌宕有势,比汉印更灵动。此印的边缘及字虽残,但它的残损处与其另一部分相互呼应,又使人感到化平板而有苍茫之趣,反觉得落落大方、韵味淳朴。印文章法布局巧妙、活泼,篆刻技法娴熟老到。根据印文及凿刻深度高达0.5厘米综合分析,可以认定,这方石印的用法不是用来沁在纸上,而是用在封泥上打印。“缄”一词《辞源》有解:“缄;封存。”可见,它的用途应是防止货物私自拆封而印在封泥上一种取信之物。

此印的出土,佐证了早在隋唐时期先民们就用石材刻印。既纠正了人们过去普遍认为用石刻印应是元代画家王冕创始用花乳石,又打破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古代玺印条所言“唐印仍为铜质”的说法。

综上所述,“缄”石印的章法、篆法、制作、印型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唐印特征,颇有新意。此新意是以文字造型为基础,不求文字的怪异,师承秦代小篆,力求庄严郑重。这种师古求变化,得其法而出其新的时代意识无疑是对篆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吴明《唐代印章的艺术特点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特别是圆转的朱文印印文风格,给后来的朱文印制作带来重要的影响,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撰写拙文时,得到南开大学教授张锡瑛老师的热情帮助,特表深深的谢意!)(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