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拉契诗人的唐代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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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阿巴拉契山系，南起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经南卡罗莱纳、北卡罗莱纳、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肯塔基、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州，北抵纽约州，几乎纵贯美国南北。这山系也是比尔・布莱森描述过的阿巴拉契道路（Appalachian Trail）所在的山系，深受徒步旅行爱好者的喜爱。这群山峻岭之间的诗人，多以阿巴拉契诗人自称，可以说他们是美国的山地诗人，田园诗人。

初次接触这些诗人，是因多年前我在西弗吉尼亚当课程设计师，一位我帮助过的诗歌教授邀请我去他们的“诗歌俱乐部”。我去了这诗歌俱乐部，发现在小小的三州交界的亨廷顿，居然“窝藏”着一批山地诗人。他们定期聚会，互相朗读诗歌。他们也让我用中英文朗读一篇，可惜我不会写诗，于是朗读了一篇我翻译的安徽诗人陈所巨的诗歌。他们对于这种乡土味十足的诗歌很有兴趣。他们的兴趣，继而又引起了我自己的兴趣，我开始寻找当代中国的乡村诗歌，整理了一部小小的“乡村诗集”，翻成了英文。

经这种偶然机会结缘之后，我和其中一些诗人至今仍保持联系，比如彭达维斯。彭达维斯极其喜爱中国，她前几年还应我之邀请，给中国大学生写了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传记，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极罕见的一个外国作者专门给中国读者“量身定做”的书。出版社也很重视，还找人朗读，做成了语音版。

通过彭达维斯博士，我又有幸认识了其他一些她所在圈子中的诗人，如《道德经》的英译者拉斯卡博士（P.J.Laska）和罗伯特・梅里特博士（Dr.Rob Merritt）。梅里特博士在布卢菲尔德州立学院英文系任教授，作品包括《景观设计师》（2006）和《渴望的语言》（2012）。在这些书里，他力图展现地土依恋意识和对家园的追寻。他常在诗歌中追寻阿巴拉契山系如何和全球其他地方产生情感共鸣。二一二年冬，我在《今昔》（Now and Then）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阿巴拉契的文章，讲述阿巴拉契对一个中国人的吸引。此文引发了他的一些兴趣。他通过彭达维斯教授来信问：“为什么这么多阿巴拉契亚作家被中国诗人所吸引？例如，查尔斯・怀特（Charles Wright），丹尼・马里昂（Danny Marion）、乔治-斯卡波夫（GeorgeScarbfough）、P.J.拉斯卡（P.J.Laska）、柯克・贾德（K.rk Judd）、艾迪维娜・彭达维斯（Edwina Pendarvis）、艾琳・麦金尼（Irene McKinney）等，都属此列。和中国古代诗人相比，他们面临的地形或许类似，可是时代差距甚大。”

由于已经离开了文学研究的圈子，我没有多少信心回答这种问题，所以将信转发给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刘海平教授，他又转给了美国诗歌研究学者张子清教授和朱雪峰副教授。由此开始，一场非正式的对话，在这三个学者，两个诗人（梅里特和彭达维斯）和我这一个文学爱好者之间拓展开来，别有一番风味，值得一记。

我个人的感觉，是对山水的共同爱好，让两国诗人超越时代，遥相呼应，神奇“穿越”。中国古代文人，爱山乐水，对现实不满，则想着归隐山林。大自然给了他们红人类世界找不到的满足。古代文人，诗书画不分家，山水画的传统，自然也跨界到了诗歌里。直到今大，这种山水诗歌和绘画的传统，还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中间流传。在我的家乡，我就认识这样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诗、书、画一家的老派文人盛尔桥先生。他在桐城小城，寄情山水，写诗，作画，自得其乐。这样的人虽少，却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脊梁。

中国古代诗歌，也以丰满的意象为命脉。即便描写人的内心世界，也往往是在“寄情山水”中实现。李白写他和汪伦的情谊之深，便以桃花潭水之深为喻。即便描述寂寞，诗人也能巧妙地借助自然来与心境。如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明着是写鸟，实则写寂寞。内部心念和外在自然相映成趣。

中国唐诗注重意象，诗人庞德也非常喜欢，并模仿着写了不少作品。根据荚刚诗歌专家张子清教授介绍，美国的田园诗人多酷爱中国唐诗。例如，中西部诗人戴维・艾伦・埃文斯（David Allan Evans）就极喜欢描写自然和风景，对李白、杜甫、陶渊明和老子、庄子情有独钟。他向往和自然的对话，曾著诗集《和乌鸦唠嗑》（1991）。新罕布什尔州也有一群莫纳德诺克新田园诗人，对唐诗极为喜爱。虽然国家和时代迥异，田园风光却大同小异，在这些诗人之间，建立了跨地域、跨时代、跨语言的共鸣。阿巴拉契地区有山有水，环境秀美，如从中国山水中脱胎而来。彭达维斯写过一部诗集《这里的山如中国》，就专门写到了中国的山水画。据梅里特博士介绍，华南的山区与阿巴拉契森林颇为相似。阿巴拉契山区的野生兰花有三分之二都能在中国找到“表姐表妹”……两地的森林地下植被系统也极类似，都是在被树冠遮挡住之前的早春开花。华南和阿巴拉契森林的地面上，都一样能找到盾叶鬼臼、印度天南星、人参和蕨类植物。

除了地理上的类似之外，阿巴拉契诗人从王维、李白取经，也是想从古老的东方，寻找一些智慧，好给遭到污名化的阿巴拉契山民，寻找一种独特的归属感。美国阿巴拉契山区的居民，在市侩的美国人中也被视作外星人一般的存在。但这种庸俗趣味未必有任何合理的依据。这里的诗人和作家，往往逆流而上，迎着世俗偏见，寻找自己的定位。在这种努力当中，他们容易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寻找新的参照系。中国唐代的诗歌，就这样意想不到地在阿巴拉契诗歌中满血复活。

朱教授称，唐诗吸引的美国诗人，非独阿巴拉契一派，如旧金山诗派的“垮掉派”诗人，也深被唐诗吸引。厌倦了商业化社会的诗人，希望从东方的生活中寻找灵感。加里・斯奈德曾称，一看寒山诗，就受其风景描述吸引，爱不释手。垮掉派诗人将长于玄境和咏物诗的寒山奉为鼻祖。而寒山的诗歌里有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混合，也是极完美的“东方”精神，很符合垮掉派摆脱美国世俗之所需。《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的作者张子清教授也证实，地理不是美国诗人喜爱唐诗的唯一原因。垮掉派诗人金斯堡，是著名的城市诗人，但他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妨碍他热爱中国文学和哲学经典。金斯堡尤其喜欢唐诗。一九九年，他曾给张老师写信，称他看过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的诗歌。唐诗中的另类宗教思想，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吸引了那些不愿归属主流的思想者。来自东方的“禅宗”诗歌，在美国自成一体。不过美国人有时候不论分辨佛教、道教的差别，也可能把道教的影响，误会为佛教的影响，也可能将所有这些有别于犹太一基督教传统的东方宗教和东方思想，笼统称为东方思想。细致地看，道教对于美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影响不亚于佛教。如戏剧家尤金・奥尼尔，故居就叫“大道之家”。道家崇尚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在生活方式上又不像佛教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甚至追求顺应本性。这一切，都应该和我理解的阿巴拉契诗人的精神气质更为契合。P.J.拉斯卡博士，是一个极“老庄”的美国人，不但翻译了中国的《道德经》，还退隐到亚利桑那南部的索诺那沙漠，在那里生活。

在生活方式上，唐代诗人传达出来的信息，也让一些美国诗人受到吸引。彭达维斯早年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曾和“垮掉派”作者杰克・凯鲁亚克一起参加过一些派对。她回忆，当时凯鲁亚克受酗酒等问题所苦，过得颇凄惨，愁苦看得见。在美国，不管诗人如何反叛，“主流”社会是长期反对酗酒这种生活方式的。不要说在曾有过禁酒法令的过去，就是今天，很多宗教组织都还禁止其成员沾染任何酒精，并把酗酒问题上升到恶灵影响、撤旦诱惑这样的价值观层面上。而东方的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酗酒没有给李白造成任何问题，“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他享受这种飘飘欲仙，也能得到当时社会包括皇室在内的认同，他没有舆论的压力。这种豁达潇洒的唐代人生，也对美国的一些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至少让他们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观。

另外，唐代诗人和阿巴拉契人都有一种被“放逐”的意识。由于经济欠发达，很多阿巴拉契人被迫背井离乡，出去找生活，但是他们后来回归阿巴拉契之后，却又面临环境破坏。比如那种山顶采煤（surfacemining）的做法，使青山绿水的片片绿地中，开始出现一块块秃斑。梅里特博士称，这种对于环境破坏的失望，也使得一些阿巴拉契的田园诗人，开始在中国唐诗里寻找灵感。在中国唐代，山水是被尊重、被颂赞的，而不是用来开发、挖掘的。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和生活在田园中的阿巴拉契诗人投缘。

唐代有李白那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愁。而在阿巴拉契，则有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希特所说的那种人在本乡而家园已经不再的本土怀旧（solastalgia）。梅里特博士希望借着中国古诗，实现一种阿巴拉契的文化复苏，让人看到阿巴拉契并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孤立的所在，而和别的某个时空有所关联。这样的关联，或许能让阿巴拉契不再孤独，让阿巴拉契找到自己的定位。阿巴拉契人对本地属性的不断打磨和坚持，也让我们这些曾经客居其间的外乡人深受感染。我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城市化”运动。如果中国能张扬各地的特色，不要在城市化的名义下，打压乡村，让其变成面目相似的二流域镇，那该是多好的事啊！

而今，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吸引美国当代诗人的秦时明月汉时光，唐代名山宋代水，在当代中国都成了纸张上的存在，大好河山不敌严重污染。眼下神州处处雾霾，不禁让人在怀旧中怀疑李白、王维时代的山水，是否都跑到了阿巴拉契山区来了。在中国，很多有条件的人都千方百计要移民到美国，去那好山好水好寂寞的美丽之国。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也有不少人始终故土难离，能去也不去。乡土的牵挂，并没有在中国死去。

中国几千年来是农业社会，中国的乡村，本来是保存古代传统最好的地方。在田园和山水诗人的笔下，乡村生活有自己的一个天地，这里有自己的美丽与哀愁，这里有满月与晚霞，稻谷与麦地，牧童和牛羊，柿子和石榴……这一切都可以不以城市生活为参照。在乡村诗人笔下，城市甚至是负面的，碍事的，“他们以前在村里熟识，回来后彼此陌生了，在村里站在彼此眼前，有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的距离。”（张绍民）同样，在美国，乡村生活也是一个传统，从梭罗的时代直到如今，很多人在其间自得其乐。阿巴拉契人沿袭的是这样的传统，他们觉得他们所在的生活形态，不需要用外界的标准来界定。

但在过度商业化的美国，大部分人不能理解这群被他们称作土包子（hillbillies）的山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情况也殊途同归，甚至可以说严重得多。多年来，中国实施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体系，人为造成城乡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受到打压，被空心化。近几年，盲目的城镇化，强征土地搞开发，也使得农村面临新一轮发展困境。

和阿巴拉契山区居民一样，来自中国农村的诗人，离开土地的也好，没有离开的也好，都眼看着几千年的土地，在自己的眼前变得面目全非。那种“本土怀旧”式的阿巴拉契乡愁，和当代中国诗人的乡愁不谋而合。很多当代中国乡村诗人，和阿巴拉契诗人一样，揣着对故土的眷念背井离乡，一回头家园已经面目全非。很多来自乡村的人在感叹乡村的凋零，和乡村中国的失落。这些诗人包括海子、王耀东、刘家魁、张绍民、张联、爱若干等。

中国社会的二元格局，是一种长时间的人为区隔，但是不合理久了，它就写入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潜意识，让古诗中“酷”而美的田园，变成了落后、有待逃离的对象。而对生活在乡村的人，受低级到高级这种简单的“发展”思维支配，人们看待乡村的姿态，最常见的是街头市侩的厌弃，和春晚类节目里呈现的居高临下的同情。很多人无法理解乡村诗人对于乡村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在诗歌之外，为乡村的辩护却可能被解读为自卑，这便成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荒谬局面。这使得两种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却可能无从交流。但人与人交流的终点，是诗歌盛开的地方。

总之，唐宋诗歌中的田园美学，和当代的三农现实，形成了认知反差。这种反差阿巴拉契地区也一样存在。说到底，别管中国与美国，唐代与当代这些标签，大家共同赏玩的，是对我们身外的大千世界，河流山川。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怅惋昔日自己熟悉的时光。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阿巴拉契诗人和当代中国乡村诗人，在各自的乡愁里回望来路，出乎所料地在中国古诗构建的传统里遇见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