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出身的出版业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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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其创始人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

因参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后到上海，先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总译，后来公学校长。

1903年，张元济投身并终生服务于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期间，商务印书馆逐步发展成为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在国内外拥有数十家分馆的我国最大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成教科书、工具书出版重镇

张元济希望通过文化出版开启民智，改良社会。他主持并亲自参加编纂商务版《最新教科书》，从小学到中学，年级、科目齐全，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理科、地理等，成为我国现代教育早期最成功的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汇》，当时的教育部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商务印书馆后又出版了《实用国音学》等十余种书籍。

教育家蔡元培在20世纪初如此评价商务印书馆的课本编撰对教育的影响：“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疏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他亲自参加了我国现代最早的汉语辞典《辞源》的编纂工作，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继之，《中国人名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专用辞典及多种外国语辞典先后问世，使商务版辞典工具书蔚为壮观。此外，商务还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

张元济还与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上海交大(前身即南洋公学)另一位杰出校友黄炎培等一起创办了声名卓著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专注出版　谢绝为官

张元济心无旁骛，专注于出版事业，放弃了出任政府要职的机会。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元济回信表示：“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张元济留下来的日记，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没有文人的散漫习气。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在张元济所处的年代，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他认为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某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

急流勇退　主动让贤

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初，商务印书馆用的主要还是文言文，不免显得落伍。张元济主持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用白话文出版。五四以后，张元济感到有点跟不上新思潮，便萌生退意，想让贤于年轻人。

1920年春，55岁的张元济宣布卸任经理，改任监理，退居二线。在答复友人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

1926年，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

张元济花精力收集、抢救在社会变动和战乱中流散的善本古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照相制版新技术，出版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型古籍丛书。他退休后，更以一己之力，用十年时间校勘并影印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些大型古籍丛书已成为民国古籍出版的代表性成果，他本人也因史学、古籍文献学的卓越成就，当选为民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

坚守“孤岛”　与断交

抗战期间，上海沦陷为“孤岛”，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身份坚守上海，不向汪伪当局工商登记，为免亲日势力渗入而坚持八年不召开股东会，不改选董事会，日本人登门时，以“两国交兵不便接谈”为由拒绝接见。他与本来有私交，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

张元济为生活所迫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

1932年1月29日，日军有针对性地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张元济为之痛心疾首：“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百年前参与世博会的先锋

1910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张元济深知企业应该走出国门，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1910年3月17日，他整理好衣物，装上几本线装书，登上了上海开往欧洲的轮船。

比利时布鲁塞尔当年7月举办世博会，张元济亲眼目睹了法德等国展馆的广大，展品的繁多；也看到了大清国的黯然失色：会场狭小，展地偏僻，门庭冷落……令张元济更为痛心的是，刑具、烟枪、缠足鞋……这些物品竟然堂而皇之地在世博会上展出。留学生们奋起抗议，这些展品才被撤走。

他为此写下了一篇《中国出洋赛会预备法议》寄回国内，发表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和《东方杂志》上，并提出了“吾中国欲侧足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的观点。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有关世博会的书籍，宣传世界知识，并参与了1911年都灵、1915年旧金山、1926年费城等多届世博会。展品中包括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书籍和教科书、教具模型、理化仪器，1926年，商务印书馆更是展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中文打字机，颇受好评。

张元济是近代中国较早认识到世博会影响力的先行者和组织者，而商务印书馆也是最热心参与世博会的一家中国近代企业。他想了解世界，也想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愿望直到今天仍未过时。